作者：武陟东旭
1940年新四军有一个野战医院的女院长栗秀真，她让蒋军的伤员住进医院，让尚未治愈的伤员给他们腾出病房。
可是，在这些伤兵康复归队的欢送宴会上，有一个副官掏出一把手枪……
【1940年，栗秀真（右）与新四军五师野战医院工作人员在野外采药】
栗秀真是河南沁阳人，1915年12月出生于崇义镇，15岁那年到河南汲县（今卫辉市）惠民医学专科学校学习。
1934年，19岁的栗秀真毕业后，留在该校附属医院担任护士、护士长。
四年后，她到我方领导的湖北应城“汤池临时学校”任教。
1939年，“应城县抗日游击队”（简称“应抗”）军医院成立，24岁的栗秀真当了院长。
一个护士出身的女孩当院长，这在今天来看不可思议。
但是在当时，“应抗”成立不到一年，成立的时候只有8条枪，困难可想而知。游击队不但医药缺乏，医疗人才也严重短缺，栗秀真是难得的医疗技术人才，她当院长并不奇怪。
1939年6月，在中原局指示下，李先念、陈少敏到京山养马畈一带开展工作，“应抗”被编入新四军，改名“新四军豫鄂挺进支队”。
【李先念】
原来的“应抗”医院，也相应升格为“新四军豫鄂挺进支队野战医院”，栗秀真担任院长。
野战医院并不是固定的，经常要跟随部队转移。
1940年春，栗秀真领导的野战医院又搬家了，转移到了湖北京山县石板河畔的赵家冲一带。
到了新驻地，栗秀真大声叫好，说这里简直是一个疗养胜地，山清水秀，丛林遍布，景色宜人。
而且这里距县城70华里，较为偏僻，很少有人来这里，不引人注目，在战争年代适合伤病员隐蔽休养。
并且，挺进纵队宋（河）应（城）路西指挥部当时就在八字门，距离赵家冲也只有20多里的路，如果发生意外，能随时联络、增援。
1940年4月的一天，栗秀真正在忙着救治伤员，通信员突然匆匆跑来说：“我是路西指挥部的，政委杨学诚让你们赶快转移！”
栗秀真一头雾水，问道：“为什么？”
“医院附近出现了很多军人，这些人番号不知、来历不明，为安全考虑，上级命令你们将医院转移去应城湖区去。”
栗秀真不敢大意，决定按通知立即转移。
但医院不是作战单位，有伤员、有设备，转移需要时间。
原定当天晚上转移，但当时宋应公路沿途很多军车通过，粟秀真不敢冒险，便决定推迟到第二天下午出发。
第二天下午，栗秀真与指挥部沈德纯主任带队出发，刚走了四五里路，便出了意外。
一支蒋军队伍拦住去路，为首的一个军官大声问道：“哪部分的？到哪里去？”
沈德纯回答说：“新四军挺进纵队医院。”
“乱跑什么？不想活了吧？”军官没好气地说。
“怎么讲？”沈德纯不解地问。
【豫鄂挺进支队旧址】
“前面正在和鬼子交战，子弹不长眼，禁止通行。”军官道。
“可我们是医院，在路上待着更不安全。”
“我也不当家，这要请示上峰。”军官双手一摊。
说完，那名军官将他们带到位于孙家冲的蒋军指挥部。
军官让沈德纯主任进去，让栗秀真留在外屋。
在指挥部，沈德纯见到一个40来岁的蒋军高官，此人身高马大、鼻直口方，霸气逼人，而且此人是个独眼。
这个将军自我介绍道：“鄙人乃第94军副军长牟廷芳，奉上级命令攻打盘踞在应城的日军，你们是哪一部分的？”
“我们是新四军挺进纵队……”沈德纯主任说。
一听到“新四军”三个字，牟廷芳眉毛拧成一个疙瘩，肌肉紧绷，双手也攥成拳头，额头青筋暴跳。
沈德纯一看，有种不祥的预感，预感这个副军长不会有什么好心。
就在这时，前面响起了激烈的炮声，声音震耳欲聋，然后枪声大作，战斗打响了。
这时候，栗秀真走了进去，对牟廷芳说：“仗开始打了，肯定有很多伤员，让我们帮助救治伤员吧。”
【牟廷芳】
牟廷芳豹眼一瞪说：“瞧你这乌鸦嘴，仗刚打响你就说我的队伍会有很多人受伤？”
栗秀真心平气和地说：“将军，打仗怎么能没伤员？刀枪不入那是义和团。”
听了她的话，牟廷芳有点尴尬，但仍旧霸气地说：“谢谢女士的好意，我的伤员自有安排，不必你们操心。”
这时候，他的副官走到牟廷芳跟前，小声说：“军长，我们连日转战，部队药品严重缺乏，能不能向新四军买一些药品？”
这话沈德纯听得真切，没等牟廷芳回答，他便说道：“我们新四军的药品也比较紧缺，但可以先给贵军一些，至于购买，就见外了，我们是友军，都是打日本的。”
牟廷芳一听，瞪大了眼睛：“真的吗？那太好了。”
说话的功夫，蒋军的救护队已经陆续抬了一些伤员到指挥部外面。
这时候，牟廷芳接了一个电话，对沈德纯和栗秀真说：“二位，牟某求你们一件事。”
二人非常惊讶，刚才还盛气凌人的军长，为何态度大变。
“刚接到上峰命令，我军要连夜转移，这批伤员无法带走，我实在不忍心不管他们，弟兄们是为国受伤的啊。”牟廷芳沉重地说，“贵军能不能先帮忙暂时照看一下？”
【牟廷芳，1940年任94军副军长兼121师师长】
闻听此言，沈德纯和栗秀真为难了。
新四军医院一旦接下这批伤员，自己还如何转移？蒋军战斗失利，日军肯定要来这一带，而新四军的医院和伤员，没有部队掩护，遇到日军后果不堪设想。
看到二人表情很为难，牟廷芳叹了口气说：“二位不要为难了，伤员就留在这里吧，听天由命。”
栗秀真听了，开始了激烈的思想斗争，这些伤员都是热血男儿，抗日勇士，丢在这里不管的话太残忍了。
栗秀真将沈德纯叫了出去，二人商量了一下，决定先接下这批伤员。
牟廷芳听了，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紧紧握住栗秀真的手说：“牟某人代表士兵谢谢你们了，之后到了委员长那里，一定如实汇报你们的抗日功绩！”
牟廷芳说完，又指着自己失明的一只眼睛愧疚地说：“说实话，我今天已经打算将你们拦截，因为我跟贵军有血海深仇。”
牟廷芳是贵州朗岱（今六枝市）人，1904年出生，黄埔一期生，是总教官何应钦的得意门生。
在何应钦的推荐下，他于1928年到日本深造。
回来后，牟廷芳就开始以蒋氏南昌行营参谋的身份积极“围剿”红军，以报答何应钦的“知遇之恩”。
1936年，牟廷芳升任贵州省保安处副处长，刚上任就和贺龙、任弼时率领的红2、6军团打了一仗，在战斗中他的眼睛被打瞎了一只。
牟廷芳对红军怀恨在心，扬言要报仇。
可是当年4月，红军就离开了贵州，牟廷芳也只能作罢。
1940年，他任94军副军长，仍然念念不忘报仇。
因此，他一听说新四军要从自己的地盘经过，就心有不快，在合作抗日的背景下即使不便下手，也要刁难一下。
没想到，新四军如此光明磊落，让他无地自容，对我军的态度也来了个180度大转弯。
这批留下的蒋军伤员人数不少，超过了300人，这给人力物力资源本来就短缺的医院更加紧张。
在此情况下，栗秀真果断决定，让正在住院的新四军伤病员提前出院，或者转移到群众家住。关于此事，栗秀真事后请示了上级，得到批准。
栗秀真这么做是经过考虑的，新四军的伤员大多已经处理好了伤口，需要的休养时间。而有的伤情较轻，可以先腾出来先救治蒋军伤员。
栗秀真带着医务人员悉心救治照料，94军的大多数伤兵较快康复。
受副军长的影响，很多蒋军官兵对新四军充满敌视，摩擦的事没少干，如今见新四军以德报怨，都很感动。
有的士兵甚至表示：“我们不想走了，要参加新四军。”
栗秀真给他们解释说：“我们现在都在抗日的一条战壕内，你们如果不走，会让新四军很被动的，在你们上级那里不好交代。”
好说歹说，那些士兵才打消了当新四军的念头。
这也说明，新四军的义举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但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这300多名蒋军伤员，也有一部分人是花岗岩脑袋，十分顽固，认为新四军救治他们“包藏祸心”。
“新四军为啥对我们这么好？他们就是想策反咱们，谁要是不同意的话，到时候都会被活埋。”伤兵中，一个姓吴的副官说。
1940年7月下旬，是伤员归队的日子，栗秀真决定设宴欢送。
聚餐时，令人震惊的一幕发生了。
这个副官突然掏出一支手枪，在场的人全都惊叫起来：他要干什么？
幸好，一旁的警卫战士眼疾手快，将枪夺下，将其制服。
副官为啥掏枪？他说，之前有人对他说了，新四军要设鸿门宴。
副官就带了一把手枪，打算跟新四军拼个鱼死网破。
栗秀真听了哈哈大笑：“真是贼喊捉贼，干坏事干多了，把别人也想象成这样了。”
新中国成立后，栗秀真先后担任湖北省卫生厅厅长、卫生部防疫司副司长
副官心惊胆战，不知道新四军会如何处置。
结果他并没有被惩罚，手枪也返还。
他表示，这辈子都不会再向新四军开一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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