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初在收看罗胖的跨年演讲的时候,知道他们团队推出了几本新书,其中一本是香帅的《钱从哪里来》,不禁觉得罗胖越来越像出版人了。没舍得买新书,在多抓鱼平台淘了一本二手的。
这本书的写作手法,和何帆的《小趋势2.0》有点像,个人感觉读起来像一份年度的商业报告,出于对作者的认可,我还是愿意掏钱的。
说起来很有趣,之前我曾经将自己在几个城市的生活体验做了一些对比和梳理,也有一些感悟,大城市中社会的多样性对人的影响,会远远大于小城市。小城市里的生活简单明了安逸,人和事都不算太复杂,算是“熟人社会”和“陌生人社会”的一种过渡态。长期以往,一线城市与二线城市的差距会迅速加大,更不用说大城市和小城市之间的差距了。
人们在小城市里简单的生活,压力不算大,你的朋友和邻居都和你差不多,某个程度上,你其实是局限在一个意见相似,观点相同的生活圈。从熵的角度,这是没有什么信息量的,反而是那些超出你的认识,与你意见不同的人群,才是信息量相对大的地方。固化在一个生活圈,容易形成惯性思维,慢慢的你对世界的认识变成了你想象中的世界,而不是真实的世界,这条路上你走得越远,你变得越固执,认为是世界欠你的,而不是你要融入世界。随着时间,慢慢的形成了两个独立发展的平行世界,这其实不是什么好事情。
其实《钱从哪里来》的观点也是这样:
城市决定你的财富上限,也决定着你的财富下限,一个人所站的位置,决定了他的生产效率、收入与福祉。
如果说工作地,我先后在广州、深圳、大连、沈阳、毕节工作过,在工作时候让我感觉到最兴奋和成就感的,其实是在深圳。这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体验,其实很多数据都能佐证,深圳这一个年轻的城市,虽然没有什么城市文化的积淀,但是年轻人在一起为了一个目标努力,就是一件幸福的事情,让人不断感受到成就感和自己的进步。中兴华为这样的企业,对于我们这些愿意从事技术工作的人来说,绝对是一个好去处,大家都是打了鸡血一样的工作,加班不是强迫的,而是自愿的,至少我当时工作的时候是这样的。
当我再次回到广州之后,画风一转,工作氛围是凉飕飕的,感觉到了明晰的上下层级关系,开始慢慢的形成工作边界,哪些归我哪些不归我,在规定的时限,把任务完成即可,不再是争先抢后的干活,加班是强迫和低效的,升迁是无望的,在我离开老东家之前,我一个人承担了将近原来6个人的工作。
而在大连、沈阳和毕节的工作,其实都有点类似,大部分时候,不可以用太专业化的方法去完成专业的工作,因为大部分的人只见过同事和老板是怎么干活的,没见过其他更优秀的同行怎么去做,当然他无法想象和理解外面的世界是怎么样的。所以他们的认识中,只有他们所做的才是合适的,外面哪怕更专业的东西,他们是难以理解和接受的。
王小波说过,没读过好的文学,是不会知道好的文字应该是什么味道。同理,没看过好的代码,是不会是知道自己的代码有多糟糕;没看过人家好的技术,是不会知道自己手上的东西有多原始。
技术的进步,肯定会创造新的工作与行业,然而被淘汰的产能、产业以及这个行业的从业人员都有可能丢掉自己的饭碗。在第一次工业革命,那些需要蛮力与不断重复的工作与行业被取代了,至少马车夫失业了,增加了许多司机;第二次工业革命,那些稍微精巧的不断重复的工作也被取代了,至少点煤油灯的工人失业了,增加了很多电网工人;我们这一次的人工智能产业革命,更多的精巧的不断重复的工作有可能被取代,会计、收银、行政文员都有可能失业,增加了很多跟代码打交道的岗位。作者说,没有夕阳行业,只有夕阳岗位。
想到这里,我越发感觉自己少不更事,从一个火热的行业走向一个冰凉的行业,想重新再次发热,真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完成的。有些行业不复存在,有些行业还在,但从业人员全变了。运输行业还在,马车以及马车夫不见了,而高铁驰骋在世界各地。金融业还在,然而似乎越来越多的从业人员不再是金融专业的人,而是统计学、数学或计算机的从业人员,毕竟编程和信息数据处理,才是这个行业当下的本质所在。
2020,我们进入一个人均万元美金的社会,而“怕死”、“爱美”、“孤独”,催生出了新的岗位。康复治疗师、医护人员进入了一个需求量大,而且随时时间积累收入明显提高,但进入行业的门槛较高;美甲、美发、美妆、健身行业的进入门槛相对较低,但却可以逆袭一般普通学历毕业的白领;心理咨询师、宠物训导师等进入了高收入人群,而这个行业的门槛有高有低。
然而有的热门职业,我们一直都知道,比如医护人员,有的热门职业如美甲美发,宠物训导师,大家可能还不曾知道。世界在变,我们不去观察,那我们只活在我们想象的世界,不断的误导着自己和下一代。日复一日的工作,但有的工作如西西弗斯的巨石,推上去也会滚回原点,有的工作却如巴菲特笔下的滚雪球,越滚越大。
一座城和一个人,从来都是息息相关的,如果希腊神话中的盖娅(大地女神)和巨人安泰尔斯,巨人每次的倒下,都会从盖娅那里获得力量。本书用了一个新的方法来统计城市人口的迁徙,把用户智能手机设备登陆最多的城市设置为用户的真实常住地。作者发现国人的迁徙是基于“就近”和“经济”两个原则,人们就近聚集,选择离家最近的经济发达城市。通过数据发现除了北上广深杭之外,还有一个低调的大城市,成都,大家不约而同的用脚投票选择了它。
规模越大的城市,学历和工作经验的溢价越高。如果受了教育出来工作,却不如没有受过教育的,这样的环境就会让人失去上学受教育的动力。人口越是聚集,越有机会和更有经验的人在一起,向更优秀的人学习。当想法、前沿技术和创意跨过街道进行传播,在团队内部流动的时候,这种聚集带来的人力资本的提升,会直接转换为我们所在的城市的公司单位办公面积产出的增加、更高的生产效率和更强的财富创造能力。大城市支付给我们的高薪酬,不是因为房价和生活成本更高,而是因为我们的人力资本成长得更快。举一个关于互联网职位的例子,北京一个互联网开发工程师的平均月薪是1.7万,高于杭州、上海的1.5万,几乎是佛山(20位)的2倍。(排名分别是北京、杭州、上海、深圳、东莞、广州、无锡、厦门、南京、成都)由此可见,广州的环境真不算太好。
工业革命以来,几乎所有生产率的提高、技术创新的突破,都发生在当时具备一定人口规模的大城市,比如,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的曼彻斯特,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的纽约,当下信息革命的旧金山湾区。这些地方人们很容易在交流中将认知统一到行业的最前沿,虹吸这个专业领域的最强大脑,在交互中产生新的知识突破。2019年获得风投的初创企业,32%都在北京,19%在上海。北上广深的餐饮业承载了700万人的就业,占了全国餐饮业人口的23%。
另一方面,大企业考虑在一定程度上离开大城市,比如华为选择了东莞,比亚迪选择了汕尾,中兴选择了河源,亚马逊选择了水晶城,亚马逊考虑的是城市圈至少有100万的人口,离人口聚集中心约50公里,离国际机场的通勤时间在45分钟,离主要高速干道约2公里,有大型交通工具到达,有稳定且友好的商业环境,能够吸引强大的技术人才。
曾经的鬼城“鄂尔多斯”,现在已经聚集了众多云计算企业的落户,以及数字货币行业落地,因为鄂尔多斯的常年平均稳定为7摄氏度,富含煤炭资源使得电价仅为0.43元(北京为0.76元)。当一个城市把的基础建设做好,它蕴藏的优势一定会被市场看中,而从政府的角度,做好基础设施建设,用好当地蕴含的资源,市场会给它调整合适的产业。市场的作用,往往比政府引导好使。
房价这十年八年涨了很多,作为北上广深的一员,我们压力很大,总盼望这房价腰斩。然而,这并不现实,如果发生的话,我们的日子估计很惨淡,根本无暇靠考虑房事。中国房价升的快,其实国外的房价升得也快。不过并不是所有的房子升得都快,还有掉到白菜价的,比如东北小镇鹤岗的房子,46平米的房子只要16000,这是总价,不是一平方的价格。这并不是偶然的特例,曾经的美国汽车重镇,底特律也是同样的景象,房子白菜价,但却无人接盘。
然而从发达国家的历史来看,在人均GDP到达1万美元之时,伴随着快速城市化的结束,意味着大城市随便买房都赚钱的时代已经过去。作者说,只有买到真正有价值的房子,才有算是投资到对的股票上。就投资价值而言,处于城市功能网络核心节点的城市中心的房子价值最高, 郊区地铁站旁的房子次之,郊区没有地铁的房子几乎没有投资价值。人们的时间在变贵,对适宜的气候更加挑剔,对优质的教育资源更加向往,因此房子的区位更重要,要和企业、基础设施有好的连接度,城市所处的位置有适宜的气候,附加的优质教育资源和医疗资源也非常重要。又如,大家喜欢看海,喜欢椰林树影,是不是投资海景房特别好呢?恰恰相反,一般的海景房交通不便、生活配套不完善,教育医疗资源更是缺乏,往往坐车去城区就要1-2个小时。(作者经过调查认为广州连接度最高的三个区为:越秀、海珠、天河;大连为:西岗、沙河口、中山;成都为:锦江、武侯、成华)
其实还有一个事情,那就是中美贸易博弈跌宕起伏,中国应该如何面对美国的扼制?作者认为,就是靠实力说话,抛开玫瑰色的幻想,迎难而上,直面挑战。由于自由市场带来的比较优势,对信息科技产业的基础研发不太友好,自己研究的芯片和系统,造价贵,成熟度低,市场上拼不过进口的,整个信息产业做基础研发的人,收入不高,尊敬度也不高,往往比不过非科班出身经过短期职业培训的就业者,前端、框架、交互、产品,的确直接与公司营收挂钩,可这就意味着做底层系统,写中间语言,做核心优化的工作,变成了一个看起来很高端的工作。
然而,做底层系统,写中间语言,做核心优化这本来就是搞计算机人本应该做的,最稀松平常的事情,一点也不神秘,一点也不高端,从学术的角度看,大量的资金和技术着眼于信息产业的表层,借用了开源和进口的底层,中间人才空心,或许这才是发展信息产业总是遇到瓶颈的症结吧。
不过,看起来,国内做信息产业中间层的春天要来了,因为这已经是一个“to be or not to be”的问题,从动态规划的利益最优问题,变成了生死存亡的零和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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