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初在收看罗胖的跨年演讲的时候，知道他们团队推出了几本新书，其中一本是香帅的《钱从哪里来》，不禁觉得罗胖越来越像出版人了。没舍得买新书，在多抓鱼平台淘了一本二手的。
这本书的写作手法，和何帆的《小趋势2.0》有点像，个人感觉读起来像一份年度的商业报告，出于对作者的认可，我还是愿意掏钱的。
说起来很有趣，之前我曾经将自己在几个城市的生活体验做了一些对比和梳理，也有一些感悟，大城市中社会的多样性对人的影响，会远远大于小城市。小城市里的生活简单明了安逸，人和事都不算太复杂，算是“熟人社会”和“陌生人社会”的一种过渡态。长期以往，一线城市与二线城市的差距会迅速加大，更不用说大城市和小城市之间的差距了。
人们在小城市里简单的生活，压力不算大，你的朋友和邻居都和你差不多，某个程度上，你其实是局限在一个意见相似，观点相同的生活圈。从熵的角度，这是没有什么信息量的，反而是那些超出你的认识，与你意见不同的人群，才是信息量相对大的地方。固化在一个生活圈，容易形成惯性思维，慢慢的你对世界的认识变成了你想象中的世界，而不是真实的世界，这条路上你走得越远，你变得越固执，认为是世界欠你的，而不是你要融入世界。随着时间，慢慢的形成了两个独立发展的平行世界，这其实不是什么好事情。
其实《钱从哪里来》的观点也是这样：
城市决定你的财富上限，也决定着你的财富下限，一个人所站的位置，决定了他的生产效率、收入与福祉。
如果说工作地，我先后在广州、深圳、大连、沈阳、毕节工作过，在工作时候让我感觉到最兴奋和成就感的，其实是在深圳。这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体验，其实很多数据都能佐证，深圳这一个年轻的城市，虽然没有什么城市文化的积淀，但是年轻人在一起为了一个目标努力，就是一件幸福的事情，让人不断感受到成就感和自己的进步。中兴华为这样的企业，对于我们这些愿意从事技术工作的人来说，绝对是一个好去处，大家都是打了鸡血一样的工作，加班不是强迫的，而是自愿的，至少我当时工作的时候是这样的。
当我再次回到广州之后，画风一转，工作氛围是凉飕飕的，感觉到了明晰的上下层级关系，开始慢慢的形成工作边界，哪些归我哪些不归我，在规定的时限，把任务完成即可，不再是争先抢后的干活，加班是强迫和低效的，升迁是无望的，在我离开老东家之前，我一个人承担了将近原来6个人的工作。
而在大连、沈阳和毕节的工作，其实都有点类似，大部分时候，不可以用太专业化的方法去完成专业的工作，因为大部分的人只见过同事和老板是怎么干活的，没见过其他更优秀的同行怎么去做，当然他无法想象和理解外面的世界是怎么样的。所以他们的认识中，只有他们所做的才是合适的，外面哪怕更专业的东西，他们是难以理解和接受的。
王小波说过，没读过好的文学，是不会知道好的文字应该是什么味道。同理，没看过好的代码，是不会是知道自己的代码有多糟糕；没看过人家好的技术，是不会知道自己手上的东西有多原始。
技术的进步，肯定会创造新的工作与行业，然而被淘汰的产能、产业以及这个行业的从业人员都有可能丢掉自己的饭碗。在第一次工业革命，那些需要蛮力与不断重复的工作与行业被取代了，至少马车夫失业了，增加了许多司机；第二次工业革命，那些稍微精巧的不断重复的工作也被取代了，至少点煤油灯的工人失业了，增加了很多电网工人；我们这一次的人工智能产业革命，更多的精巧的不断重复的工作有可能被取代，会计、收银、行政文员都有可能失业，增加了很多跟代码打交道的岗位。作者说，没有夕阳行业，只有夕阳岗位。
想到这里，我越发感觉自己少不更事，从一个火热的行业走向一个冰凉的行业，想重新再次发热，真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完成的。有些行业不复存在，有些行业还在，但从业人员全变了。运输行业还在，马车以及马车夫不见了，而高铁驰骋在世界各地。金融业还在，然而似乎越来越多的从业人员不再是金融专业的人，而是统计学、数学或计算机的从业人员，毕竟编程和信息数据处理，才是这个行业当下的本质所在。
2020，我们进入一个人均万元美金的社会，而“怕死”、“爱美”、“孤独”，催生出了新的岗位。康复治疗师、医护人员进入了一个需求量大，而且随时时间积累收入明显提高，但进入行业的门槛较高；美甲、美发、美妆、健身行业的进入门槛相对较低，但却可以逆袭一般普通学历毕业的白领；心理咨询师、宠物训导师等进入了高收入人群，而这个行业的门槛有高有低。
然而有的热门职业，我们一直都知道，比如医护人员，有的热门职业如美甲美发，宠物训导师，大家可能还不曾知道。世界在变，我们不去观察，那我们只活在我们想象的世界，不断的误导着自己和下一代。日复一日的工作，但有的工作如西西弗斯的巨石，推上去也会滚回原点，有的工作却如巴菲特笔下的滚雪球，越滚越大。
一座城和一个人，从来都是息息相关的，如果希腊神话中的盖娅（大地女神）和巨人安泰尔斯，巨人每次的倒下，都会从盖娅那里获得力量。本书用了一个新的方法来统计城市人口的迁徙，把用户智能手机设备登陆最多的城市设置为用户的真实常住地。作者发现国人的迁徙是基于“就近”和“经济”两个原则，人们就近聚集，选择离家最近的经济发达城市。通过数据发现除了北上广深杭之外，还有一个低调的大城市，成都，大家不约而同的用脚投票选择了它。
规模越大的城市，学历和工作经验的溢价越高。如果受了教育出来工作，却不如没有受过教育的，这样的环境就会让人失去上学受教育的动力。人口越是聚集，越有机会和更有经验的人在一起，向更优秀的人学习。当想法、前沿技术和创意跨过街道进行传播，在团队内部流动的时候，这种聚集带来的人力资本的提升，会直接转换为我们所在的城市的公司单位办公面积产出的增加、更高的生产效率和更强的财富创造能力。大城市支付给我们的高薪酬，不是因为房价和生活成本更高，而是因为我们的人力资本成长得更快。举一个关于互联网职位的例子，北京一个互联网开发工程师的平均月薪是1.7万，高于杭州、上海的1.5万，几乎是佛山（20位）的2倍。（排名分别是北京、杭州、上海、深圳、东莞、广州、无锡、厦门、南京、成都）由此可见，广州的环境真不算太好。
工业革命以来，几乎所有生产率的提高、技术创新的突破，都发生在当时具备一定人口规模的大城市，比如，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的曼彻斯特，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的纽约，当下信息革命的旧金山湾区。这些地方人们很容易在交流中将认知统一到行业的最前沿，虹吸这个专业领域的最强大脑，在交互中产生新的知识突破。2019年获得风投的初创企业，32%都在北京，19%在上海。北上广深的餐饮业承载了700万人的就业，占了全国餐饮业人口的23%。
另一方面，大企业考虑在一定程度上离开大城市，比如华为选择了东莞，比亚迪选择了汕尾，中兴选择了河源，亚马逊选择了水晶城，亚马逊考虑的是城市圈至少有100万的人口，离人口聚集中心约50公里，离国际机场的通勤时间在45分钟，离主要高速干道约2公里，有大型交通工具到达，有稳定且友好的商业环境，能够吸引强大的技术人才。
曾经的鬼城“鄂尔多斯”，现在已经聚集了众多云计算企业的落户，以及数字货币行业落地，因为鄂尔多斯的常年平均稳定为7摄氏度，富含煤炭资源使得电价仅为0.43元（北京为0.76元）。当一个城市把的基础建设做好，它蕴藏的优势一定会被市场看中，而从政府的角度，做好基础设施建设，用好当地蕴含的资源，市场会给它调整合适的产业。市场的作用，往往比政府引导好使。
房价这十年八年涨了很多，作为北上广深的一员，我们压力很大，总盼望这房价腰斩。然而，这并不现实，如果发生的话，我们的日子估计很惨淡，根本无暇靠考虑房事。中国房价升的快，其实国外的房价升得也快。不过并不是所有的房子升得都快，还有掉到白菜价的，比如东北小镇鹤岗的房子，46平米的房子只要16000，这是总价，不是一平方的价格。这并不是偶然的特例，曾经的美国汽车重镇，底特律也是同样的景象，房子白菜价，但却无人接盘。
然而从发达国家的历史来看，在人均GDP到达1万美元之时，伴随着快速城市化的结束，意味着大城市随便买房都赚钱的时代已经过去。作者说，只有买到真正有价值的房子，才有算是投资到对的股票上。就投资价值而言，处于城市功能网络核心节点的城市中心的房子价值最高， 郊区地铁站旁的房子次之，郊区没有地铁的房子几乎没有投资价值。人们的时间在变贵，对适宜的气候更加挑剔，对优质的教育资源更加向往，因此房子的区位更重要，要和企业、基础设施有好的连接度，城市所处的位置有适宜的气候，附加的优质教育资源和医疗资源也非常重要。又如，大家喜欢看海，喜欢椰林树影，是不是投资海景房特别好呢？恰恰相反，一般的海景房交通不便、生活配套不完善，教育医疗资源更是缺乏，往往坐车去城区就要1-2个小时。（作者经过调查认为广州连接度最高的三个区为：越秀、海珠、天河；大连为：西岗、沙河口、中山；成都为：锦江、武侯、成华）
其实还有一个事情，那就是中美贸易博弈跌宕起伏，中国应该如何面对美国的扼制？作者认为，就是靠实力说话，抛开玫瑰色的幻想，迎难而上，直面挑战。由于自由市场带来的比较优势，对信息科技产业的基础研发不太友好，自己研究的芯片和系统，造价贵，成熟度低，市场上拼不过进口的，整个信息产业做基础研发的人，收入不高，尊敬度也不高，往往比不过非科班出身经过短期职业培训的就业者，前端、框架、交互、产品，的确直接与公司营收挂钩，可这就意味着做底层系统，写中间语言，做核心优化的工作，变成了一个看起来很高端的工作。
然而，做底层系统，写中间语言，做核心优化这本来就是搞计算机人本应该做的，最稀松平常的事情，一点也不神秘，一点也不高端，从学术的角度看，大量的资金和技术着眼于信息产业的表层，借用了开源和进口的底层，中间人才空心，或许这才是发展信息产业总是遇到瓶颈的症结吧。
不过，看起来，国内做信息产业中间层的春天要来了，因为这已经是一个“to be or not to be”的问题，从动态规划的利益最优问题，变成了生死存亡的零和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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