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帝王对太子（接班人）的废立，以及权臣对庸君弱主的废立之事，所牵涉的问题，都集中在基于其本身利益作为核心来考虑事情，多数情况下绝非拍脑袋的事。
我曾经讲过，除掉组织继承人制度约束之外，对组织现今或未来发展的利益问题就是另一更为重要的因素（如帝王想做而没有做的事、帝王做错了需要接班人补救的事等等利益方面），以上两条，主要基于正常情况下的选人逻辑，事实上，我们可以观察到历史上存在比较多帝王废立事件，对于帝王废立的问题，部分专家或学者观点认为，这是接班人篡位（包括诬陷在内），或者接班人不合格，难以担当大任。
这些观点可以作为因素之一，但对必选的接班人或者已经正式成为政权接班人的皇子执行废立之事，其实有更为重要的因素，这一要素，多数专家学者可能不谈，或者说根本就没有思考到这么深层面。
封建帝王，采取废立储君，有两大重要因素：一是强化其皇权的集中度；二是有意弱化贵族（既得利益）集团的影响力。
历朝历代帝王，其心腹大患并不是普通民众，而是中高层既得利益者，或者直接精准为贵族集团，因为这些利益集团是帝王支持者，亦是对外竞争的依靠，任何帝王上位，都是凭借这些人群的支持，才获得皇权，而普通百姓的力量是比较松散的、脆弱的，他们通常是被作为力量的基础工具来使用。
贵族集团所支持的帝王，必然会从皇权中分得可观的权力和利益，为维持其既得利益，必然与皇权形成掣肘，所导致的后果是，帝王对组织内部的资源整合能力有限，改革的深度有限，与对外竞争的力量有限，所以，有职无权，或权力不够时，帝王便难有作为，如此，与贵族集团的矛盾便会激化，处理不当即会发生宫廷政变。
所谓的废长立幼、废长立贤（或其他废立形式），背后的职场逻辑，都是为维持其皇权的稳固与强化，亦是在弱化贵族集团的势力。刘邦在其晚年，要废掉吕雉之子刘盈，欲改立戚夫人之子刘如意为储君，并不是历史简单的描述为刘邦喜爱戚夫人、喜爱刘如意这么轻描淡写。
刘邦作为玩弄权术的大师，不太可能如此感情用事，从刘邦历史事迹来看，可谓极其理性的帝王，所以，在选择接班人的重大问题上，不可能以情感作为评估标准。刘邦之所以有如此举动，在于想弱化吕氏家族势力，毕竟其起家时，吕太公一族在财力与人力方面给予刘邦坚定的支持，成功夺权政权后，吕氏一脉便顺其成为贵族，势力盘根错节，而戚夫人家族势力比较弱，即便外戚专权，对汉政权亦构不成威胁。
其实即便是封建社会所谓的人治时代为主导，其所强调的法术势而治，但只要打造完善且高效的组织制度，仅废立帝王储君，对组织发展并不会有想像中那么严重的后果，翻看秦国崛起之路而可知，秦自孝公以商鞅变法以来，奋六世之余烈，最终统一六国，其所依赖的不是人治之君，而是商鞅变法二十年所打造的制度红利。
商鞅变法的关键在于削弱了贵族集团势力，任何人都要凭本事吃饭，给予全国所有民众上升的公平渠道，这些都是通过法律制度量化、细化到基层，如军功以杀人头计数，种粮越多者，国家不仅不多收税，反而给予奖励，这就起到了正面激励作用。
秦惠文王虽将商鞅处死，但对商鞅所设计的组织制度并没有废止，从这一层面来看，古代文人们所描述的秦奋六世之余烈，似乎有很大夸张的成为，其起决定性作用主要是秦孝公与商鞅能够在有生之年将组织制度基本完善且执行到位，后继者只是没改变而已，换作魏、赵、楚三国如果亦能通过一代君主彻底完成组织制度改革，强化内部组织能力，那么，统一六国的或许未必是秦了。
欲使组织具有整合力、凝聚力，对外具有竞争力，就应该打压既得利益（贵族集团），将人财（人才）战略布局于全民的资源力量之上，因此，帝王废立储君，看似只是皇家内部之事，或者说只是组织高层的事务，但实质会深刻影响到组织的未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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