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明以及更早发端的东方文明是人们依契约合作而产生的结果

    这两种社会合作之不同，早为所有社会理论所参详。弗格森描述它的时候，是以好战国和商业国之不同来比喻的；圣·西门以197好斗国与和平或工业国之不同来比喻；斯宾塞以个体自由的社会和军事社会之不同来比喻；桑巴特则以英雄与小贩之不同来比喻。集体主义把社会结构区分为一方面是原始社会神话般的温文组织和永恒极乐的集体主义社会，另一方面是堕落到无法言状的资本主义社会。纳粹哲学家则区分为虚伪的布尔乔亚安全制度和独裁元首的英雄制度。各派社会学者对上述诸种相对立的制度褒贬不一，但他们对上述各种类比都表示赞同，而认为第三种原则的存在为不可想像和可付诸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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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代中国自由主义大师老子

    西方文明以及更早发端的东方文明是人们依契约合作而产生的结果。诚然，这些文明在某些方面也选择了控制型的结构。而国家作为强制和镇压的工具，是一种控制型结构所必备的。家庭和家族式社区也是如此。但是这些文明的特征是，契约性结构适合于单个家庭之间的合作。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完全自给自足型和经济独立型的家庭单位的时期。当家庭之间的商品和服务之交换取家庭经济自给而代之，在所有被公认为文明的民族，就意味着合作是以契约为基础的。人类文明，就我们迄今所能感知到的历史经验而言，盖为契约性关系的产物。

    以上论述选自《人的行动》，作者:米塞斯；翻译:余晖。题目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