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派经济学入门第十讲：现代奥地利学派的货币理论与宏观经济学

作者 史蒂文·霍维茨
翻译 风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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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兹纳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的研究为奥地利学派的复兴奠定了微观经济学基础，与之相似，穆雷·罗斯巴德（Murray Rothbard）的工作，特别是他1963年的著作《美国大萧条》(America’s Great Depression)，则启发了这场奥派复兴中宏观经济学方面的许多研究。[1]罗斯巴德的书在开篇部分，提供了奥地利学派经济周期理论的一个更新版本，接着讨论了导致1929年经济崩溃的20世纪20年代的货币扩张，最后几章讨论了胡佛时代以及胡佛的政策如何加剧了经济崩溃的影响。引人注意的是，第一章所阐述的周期理论包含了对部分准备金银行的批评，并为以黄金为基础的百分之百准备金的银行体系的进行辩护，认为该系统是唯一能抵御通货膨胀和商业周期的保护措施。这种观点在当时较年轻的奥派学者中引起了争议，他们从多方面努力，以提供货币理论和政策的替代性框架，这是引发复兴时期奥派宏观经济学好几项进展的中心议题。

首先要澄清的一点是，“奥地利学派宏观经济学”（Austrian macroeconomics）并不是一个矛盾的术语。多年来，奥地利学派，包括米塞斯和哈耶克，一直对整个“宏观经济学”的概念嗤之以鼻，而且许多奥派学者至今仍是如此。他们的主要反对意见是，经济学必然都与相对价格和微观经济的协调相关。加总变量（比如凯恩斯模型中的消费、投资和政府支出）具有因果效应，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独立于微观经济的选择来理解，这种观念遭到了拒绝，哈耶克对凯恩斯的批评正是如此。这些批评是有道理的，也许现代奥地利学派宏观经济学更好的称呼是现代奥地利学派货币经济学，但是“宏观经济学”一词仍然有价值。奥地利学派试图回答许多与现代宏观经济学相同的核心问题，但它运用的方法却截然不同。一旦我们意识到，对货币供应的干扰将对整个相对货币价格体系产生系统性的扭曲效应，就可以把“宏观经济学”理解为对这些价格扭曲和微观经济失调所形成的整个经济体范围内的系统性模式之原因及其后果的研究。借用奥派经济学家罗杰·加里森（Roger Garrison）的话来说，宏观经济的问题可能存在，但只有微观经济能给出答案。要理解为什么经济会受到衰退和通胀等总体波动的影响，要求我们为这些整个经济体范围内的“宏观经济”问题寻找系统性的“元凶”。我们可以从货币政策的胡作非为扭曲了微观经济的价格协调过程中得到解释。这是奥地利学派宏观经济学合理的研究领域。

在复兴时期，奥地利学派货币理论和宏观经济学研究主要在三个方面延伸：劳伦斯·怀特（Lawrence White）和乔治·塞尔金（George Selgin）对自由银行理论和历史的发展；塞尔金的著作和我自己的研究中运用货币均衡理论，将之作为货币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基础；以及罗杰·加里森对奥地利学派经济周期理论的各种扩展，特别是他的著作《时间与货币》（Time and Money）。[2]所有这些研究随之被应用于各种问题，特别是用来理解2000年代金融危机和大衰退的原因与后果。

1984年，劳伦斯·怀特（Lawrence White）的《英国的自由银行》（Free Banking in Britain）出版，这是奥地利学派宏观经济学中的罗斯巴德框架首次遭到质疑。怀特提出了一个简洁的理论模型，描述了竞争性的部分准备金银行（他称之为“自由银行”体系）如何避免通货膨胀，进而避免商业周期。他用该框架探讨19世纪上半叶苏格兰银行系统的历史。怀特认为，那个时代竞争非常激烈的部分准备金制度在控制通胀方面颇具成效，而且很少受到银行挤兑的影响，储户的损失也非常小。他还对当时的货币学家重新进行了分类，确立了一个“自由银行学派”（Free Banking School），该学派有别于长期存在的通货学派（Currency School）与银行学派（Banking School ）之争的任何一方。怀特将理论与历史相结合，为奥地利学派货币理论提供了一种替代性的理论框架，并为防止通货膨胀和商业周期提供了一套替代性的货币制度。

四年后，乔治·塞尔金（George Selgin）扩展了怀特关于为什么竞争性的部分准备金银行可以确保货币供应与货币的持有需求相联系的理论观点的阐述。维持这种关系将保证市场利率与自然利率相关，从而避免任何暴涨的泡沫，也就避免了任何泡沫的破灭。这种观点的基础是，在每次交易中，货币都充当了一半的角色，货币供应的过剩或不足将“溢出”（spill over）到实际商品和服务中。如第七章的讨论，人们对货币的需求是一种持有实际余额（即特定量购买力）的需求。我们需要货币（当我们持有它时），因为它为我们提供了若有所需随时可用的服务，这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中至关重要。另一个关键要点是，货币以惯常的方式进入我们的余额，比如当我们获得工作报酬或出售资产时，就会得到货币。这样的话，在任何时间点上，我们实际的货币持有量都有可能与我们所需的货币持有量不同。当我们实际的货币持有量等于我们所需的货币持有量时，我们既没有动力去花掉多余的余额，也没有动力去限制我们的消费，以使余额积累起来。这种情况被称为货币均衡（monetary equilibrium）。然而，当我们发现自己持续持有比期望更多的购买力时，我们就会通过购买商品和服务进行投资组合互换（portfolio swap），减少我们持有的货币，而增加我们持有的其他东西。相反，如果我们发现自己持续缺乏实际购买力，我们会完全在自己的控制范围内做一件事情以补救这种情况，即限制消费，让我们的货币余额恢复到想要的水平。

当我们花掉多余的货币余额或减少消费以重建货币持有量时，价格将分别上涨和下跌（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从货币均衡的角度来看，这些变化是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通货膨胀是货币供应过剩，通货紧缩是货币供应不足。[3]如果货币体系所产生的货币数量，能够匹配实际货币余额的需求，那么这两种情况都可以避免。塞尔金的观点是，在自由银行体系中，银行创造的货币只有某种商品的部分支持，但仍能够保持货币均衡，并避免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

在自由银行体系下，表现为银行负债形式的货币需求，比如支票账户或通货，代表着储蓄。当我们所持的这些负债增加时，我们就向银行体系提供了可贷资金。银行所发行的货币的供应量与可贷资金即投资的需求有关。当银行根据支票账户持有人的储蓄或存款发放贷款时，它们是在向企业家提供投资资金。大体而言，当银行系统通过产生人们希望持有的货币量来维持货币均衡时，它也保持了投资与储蓄相等。[4]这种相等至关重要，因为它意味着市场利率是潜在自然利率的准确反映。如果是这样，那么保持货币均衡将避免通货膨胀、通货紧缩，以及商业周期。

在那本书以及后来的一本专著中，塞尔金阐述了价格水平如何既受到货币也受到实际因素的影响。[5]上面的讨论说明了货币市场的不均衡如何导致通胀和通缩。然而，这并不是影响整体价格水平的唯一因素。生产力的变化也有这种效果。随着经济体的生产率提高，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应该下降。在大致维持货币均衡的健康经济体中，我们预计会看到价格水平下降。从奥地利学派的角度来看，关键是人们不能仅仅观察价格水平就知道是不是存在有问题的通胀或通缩。由货币失衡引起的通胀或通缩会造成损害，但由于生产力变化引起的价格变化是可取的，因为正如哈耶克和其他奥派学者的讨论那样，这些价格变动恰恰反映了其背后的稀缺性变化。

历史上，经济学家理解货币对经济影响的一个框架是交易方程式（the equation of exchange）。如果M代表货币供应量，V代表货币流通速度（即给定美元在一定时期内的转手次数，它也与持有货币的需求成反比)，P代表价格水平，Y代表实际收入，我们知道M×V一定等于P×Y。方程MV = PY就是表明支出的货币总额（M乘以V，或货币供应量乘以其平均周转率）必然等于出售的所有商品的名义价值（P乘以Y就是名义收入）。MV =PY是一个恒等式，依据定义，它必然为真。因此，如果一个变量发生了变化，那么一个或多个其他变量也必须以保持恒等式成立的方式发生变化。

塞尔金和其他货币均衡方法的支持者认为，保持货币均衡等同于保持恒定的M×V，所以任何影响Y的生产力变化必然会导致P向相反的方向移动。[6]因此，如果我们保持货币均衡，经济增长（Y增加）将导致价格下降（P下降）。良好的货币政策并不试图创造一种稳定的价格水平。相反，它应该以货币均衡为目标，从而允许价格水平反映实际生产的变化。试图在生产率正在提高的经济体中保持价格水平稳定，将会导致通货膨胀，因为价格水平本应该下降。这种货币均衡的视角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罗斯巴德和其他人就20世纪20年代提出的一个观点：尽管价格水平在很大程度上是稳定的，但这种稳定掩盖了潜在的通胀繁荣，因为那个年代生产力的提高本应推动价格下跌。[7]这对于理解奥地利学派为什么在货币政策和经济史方面与其他学派包括基本属于自由市场经济的学派（如米尔顿·弗里德曼及其他芝加哥学派宏观经济学家的货币主义）观点不同至关重要。

另一方面，奥地利学派与其他学派的不同之处还体现在对相对价格效应的强调。宏观经济学大都认为，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成本是价格水平整体的变动，但奥地利学派的货币均衡观点表明，真正的成本是扭曲了微观经济价格协调过程。[8]当市场主体的实际货币持有量超过了其愿望，他们花掉这些多出的余额时，就推高了价格。但没有理由认为这些支出会在整个经济体中平均分配。相反，对价格的影响是不平衡的，这取决于拥有过剩的货币供应是谁，以及他们的偏好是什么。有些商品的价格会大幅上涨，有些则只涨了一丁点。对微观经济协调而言，重要的是一种商品相对于另一种商品的价格。由于通胀对价格的影响不平衡，一些商品的相对价值上升，另一些下降。这些变化中的价格信号成为了企业家和消费者计算过程的一部分。

当我们将奥地利学派的资本理论融入分析中时，这一点就更加明显了。奥地利学派将主流理论中同质“K”也进行了分解，从而可以更好地理解扭曲的相对价格带来的影响。如果企业家们被通货膨胀所产生的新的一套相对价格愚弄，将导致他们投资于原本不会去投资的资本品。如果企业家误读了通胀肆虐下的价格，他们可能会转向全新的项目。如果这些价格被证实是通胀的假象，企业意识到他们不该购买那些资本品，这不是正确的花钱方式，他们将无法收回全部投资。

回想一下，资本品只有数量有限的用途。如果利率发出了关于消费者时间偏好的错误信号，那么这可能会诱使企业家投资于某些资本品，后来，企业家会发现这些资本品并不能正确地满足消费者需求。到那时，这些特定商品的价值将低于买入的成本，因为它们不再能够产生预期的价值。企业家将不得不亏本出售，而买家则不得不另行投资来改造这些资本品，以用于某种次优的新目的。与没有通货膨胀时相比，改造资本品或再培训人力资本的成本是社会的损失。从这个角度来看，奥地利经济周期理论可被理解为这种普遍故事的一个具体应用。周期中的繁荣是一种特殊的不良投资模式，由造成了人为的低市场利率和跨期价格扭曲的通货膨胀引发。最后，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所有成本都可以被理解为货币失衡的相对价格效应。这就是奥地利学派所说的，存在宏观经济问题，但只有微观经济的答案。

大多数关于通货膨胀成本的经济分析都把价格水平变动的相关问题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对于那些意料之外的问题更是如此。在历史上，价格上涨被认为有问题，是因为这意味着菜单和价格标签必须更频繁地更换，而人们可能不得不多次去银行取钱。当然，现代技术已经最小化了这些成本。最近，主流经济学的重点是在类似合同的东西中预测通胀的成本。但是，这里论及的也是总价格水平的变化。这种方法忽略了上面讨论的微观经济效应。这些相对价格效应在微观经济层面造成了浪费，并导致人们花费资源来保护自己免受通胀的各种影响，就这些效应的程度而言，通胀的成本比通常所认为的要大得多。如果这种微观经济的失调破坏了人们对市场的信心，使得人们更愿意通过政治进程来发家致富或分配资源，那么通胀造成的浪费就更大了。由于高通胀会破坏货币在交易中的使用，因此，恶性通货膨胀可能导致市场经济的崩溃。因为奥地利学派了解通货膨胀的相对价格效应，他们对通货膨胀的真实成本及其可能造成的损害有更广泛更好的核算。而主流经济学对总量的关注掩盖了真正的利害关系。

加里森的《时间和货币》一书很好地阐述了奥地利学派与其他学派方法上的区别。在本书中，他提出了他所谓的“以资本为基础的宏观经济学”（capital-based macroeconomics），将之与 “以劳动为基础的”（labor-based）主流宏观经济学进行了对比。从凯恩斯主义对粘性工资的关注，到衡量通胀和失业之间关系的菲利普斯曲线（Phillips Curve）——这定义了货币主义和“新古典”经济学（New Classical economics）[9]，现代宏观经济学一直将重点放在劳动力市场上，将其作为联系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总量之间的纽带。普遍认为，通胀可以降低失业率，而失业率降低可能会引起通胀，这种看法源于以劳动为基础的宏观经济学观点。加里森将这些方法与奥地利学派基于资本的方法进行了对比。如我们所见，奥地利学派市场过程观点的基础是资本的异质性，资本结构的概念包括随时间推移的生产阶段，以及为了配置这样的资本，所产生的依赖市场价格进行货币计算的需求。资本结构也是将货币动荡转化为实际变量的波动及其产生的协调失灵的主要传导机制。

加里森引入了一个四象限的图形结构，为解释奥地利学派以资本为基础的方法提供了一个可视化工具，并将该方法与其他思想流派，特别是凯恩斯的方法进行对比。通过将“哈耶克三角”（Hayekian triangle代表资本结构）与可贷资金市场和表达消费和投资之间相互关系的生产可能性边界相结合，加里森展示了储蓄的增加如何产生真正的经济增长，而货币的过量供应如何触发了奥地利学派商业周期理论中不可持续的繁荣。他还明确提出了“阶段特异性”（stage-specific）的劳动市场概念，这使得奥地利学派能够将“劳动市场”进行分解，并展示资本结构的变化如何影响不同生产阶段的工资。同样的图表可以用来探讨财政政策如何影响资本结构和增长，奥地利学派以前尚未详细探讨过这一点。加里森的图表还提供了比较奥派方法和凯恩斯方法的简明方式，因为关于资本结构的假设、可贷资金市场、以及消费和投资之间的平衡关系（这是奥派的独特之处），都清楚地显示了出来。其他奥派学者扩展了加里森的图表，并将其应用于不同的宏观经济问题之中（包括通货紧缩）。[10]

在过去十年中，由于2008年前后的金融危机和大衰退，奥地利学派宏观经济学在经济学对话中变得越来越重要。在房地产繁荣时期，一些奥派学者一直在警告，经济状况具有奥派周期理论中繁荣时期的特征。当2006年和2007年泡沫开始破裂时，许多奥派学者很快就运用周期理论的各种版本给出了解释。2001年之后，货币供应的扩张明显体现为联邦基金的名义利率和实际利率的下降上，后者即实际利率在2005年前后两年为负。这次经济周期的突出特点是，超额信贷体现在房地产市场上，而不是如经典的奥地利学派故事所暗示的那样，体现在商业贷款中。奥地利学派（以及其他一些人）指出，各种政府法规使得房地产对售房者和按揭购房者都产生了人为的吸引力，这个市场也就成为了过度信贷的主要投放处。房地产投资确实与长期商业资本投资具有相同的特征，因此许多奥地利学派理念也同样可以应用于房地产投资。此外，奥地利学派扩展了罗斯巴德关于大萧条的分析，以说明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几个月乃至几年中，糟糕的政策选择如何加深了衰退并迟滞了复苏的努力。[11]

虽然奥地利学派普遍反对美联储扩大权力和使用量化宽松（quantitative easing）政策，但在奥地利学派内部以及奥地利学派与所谓的“市场货币主义者”（market monetarists）之间，针对美联储在2008年秋季危机最严重时期的行动，也展开了一场有益的辩论。市场货币主义者和大多数奥地利学派都同意，美联储有义务使用美联储公开市场操作的标准工具来防止货币供应的下降。20世纪30年代初，美联储本也该这样做，但它并没有采取行动。人们很容易认为，减少货币供应量可以解决货币过多的问题，但是，一旦通货膨胀业已发生，价格业已调整，随后的通货紧缩将产生所有货币紧缩都会产生的相同问题，无论之前是否发生了通货膨胀。向前走的关键是保持货币均衡。尽管在这一重要问题上，奥地利学派和“市场货币主义者”意见一致，但他们仍继续就美联储应该做多少以及应该持续多长时间等细节展开健康而富有成效的辩论。

奥地利学派经济的周期理论能够解释这场危机和大衰退的众多要素，这让该理论重新成为了宏观经济学的分析工具。[12]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米塞斯和哈耶克提出了相对简单的、关注点较为狭窄的商业周期理论，罗斯巴德20世纪60年代对该理论做了发挥，源于这些观点，现代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有了一个更丰富、更详尽、更有力的框架，不仅可以解释商业周期的繁荣和萧条，还可以解释各种宏观经济现象。这些发展已成为了与主流宏观经济学正在进行的对话的一部分，以求能提供比传统标准工具更好的分析。在货币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中，仍然有许多令人着迷的现象，从接近零利率的世界到比特币等加密货币，都可以运用奥地利学派的方法。

[1] Rothbard, America’s Great Depression
[2] Lawrence H. White, Free Banking in Brita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George Selgin, The Theory of Free Banking Money Supply Under Competitive Note Issue (Totowa, NJ: Rowman and Littlefield, 1988); Horwitz, Microfoundations and Macroeconomics; Garrison, Time and Money.
[3] See also Steven Horwitz, “Capital Theory, Inflation, and Deflation: The Austrians and Monetary Disequilibrium Theory Compared,”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18 (1996): 287–308.
[4] Some Austrian economists (such as Rothbard in Man, Economy, and State [1962]) have argued that fractional reserve banking will not keep investment and saving coordinated and that a 100 percent reserve requirement is needed. This view depends on a misunderstanding of the nature of the demand for bank money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savings, and it has been supplanted by the more modern view described here. For more on this issue, see Selgin, The Theory of Free Banking Money Supply Under Competitive Note Issue.
[5] George Selgin, Less than Zero: The Case for a Falling Price Level in a Growing Economy, Hobart Paper #132 (London: The 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 1997). 68. Hayek also made this argument in 1935. See his Prices and Production, 2nd ed. (New York: Augustus M. Kelley, 1967).
[6] Hayek also made this argument in 1935. See his Prices and Production, 2nd ed. (New York: Augustus M. Kelley, 1967).
[7] See Rothbard, America’s Great Depression, pp. 169–70.
[8] See Horwitz, Microfoundations and Macroeconomics, chap. 4.
[9] 本文将New Classical economics 翻译为“新古典”经济学，以区分于neoclassical economics 新古典经济学。
[10] Interested readers should consult Garrison’s fantastic PowerPoint slides that illustrate much of this argument, https://www.auburn.edu/~garriro/ppsus.htm.
[11] See, among others, Roger Koppl, From Crisis to Confidence: Macroeconomics after the Crash (London: The 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 2014) and Steven Horwitz, “The Financial Crisi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Oxford Handbook of Austrian Economics, ed. Peter J. Boettke and Christopher Coyne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 729–48.
[12] See the essays in David Beckworth, ed., Boom and Bust Banking: The Causes and Cures of the Great Recession (Oakland, CA: The Independent Institute, 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