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即可支配

——读《什么是催眠》

1

读书分为精读和略读，对我来说写作亦是如此。所谓略写，即不在意逻辑，不在意文字本身，想什么说什么，完全不顾读者的感受，甚至并不希望有什么读者。我的大部分所谓读后感都是略写，一言总结就是：写完了事。

但《什么是催眠》这本书，我却不敢用这样的方式去写读后感。准确地说，这是一篇读书笔记，写作的过程即阅读的过程。出于作者弗朗索瓦·鲁斯唐的专业性，我认为这本书并不适合许多读者阅读，而且我也不想说翻译者的坏话，因为这本书极难翻译，其间的逻辑关系哪怕有极其丰厚的心理知识也未见得能够掌控。要读懂这本书还需要对催眠暗示以及对神经症本身有着很深的体验。客观地说，有很深的体验并且还有一定的心理学知识，这样的人并不多。

即使以上的条件都具备，可能读者还需要有较强的逻辑和表达思维，甚至他本身就是一名写作者。

但是，这本书的意义超越了它的文字。这也是我想要写这篇读书笔记的原因。它不是专业介绍催眠的书籍，或者说它一开篇就破除了我们对催眠惯有的误读。甚至于“催眠术”三个字都被作者瓦解，在作者的眼里，催眠是一种引导而已，所有的布局都是语境的调换。而这个出发点让作者的讲述回归到了意识和认知的范畴，即“观念、思维的转变”。哪怕作者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所以，如果我们用更加普通的常人能够理解的逻辑去审视这本书，会发现它实质上是心理指导类的书籍，甚至是属于心理治疗的书籍。因为催眠的出发点本身就是为了治疗心理，而非舞台作秀。更重要的是，作者所讲的内容不仅很艰难地采用了东方（比如中国的老庄思想）思维的特点，而且还和我近年来所总结的“思维认知理论”（暂且这么称呼它）非常相符。

所以，如果您真的有兴趣，在看这本书之前读一读我的这篇读书笔记，应该不会有任何的坏处。

2

首先我们要在纷繁复杂的概念中认识三个小概念，即什么是受限醒觉，什么是异相醒觉，什么又是全面醒觉。

其实中国文化以及佛学最重要的部分就是破除概念，其理由之一就是概念本身会造成观念的束缚。但西方文化离不开概念，所有的概念支撑了逻辑和归纳，这既是西方自然科学理论发达的原因，也是现在社会病甚至是神经症流行的原因。这一点不再展开，有兴趣的读者以后如有机会可以参阅我的新书。所以作者依然还是采用“是什么、为什么产生、怎样面对”这样的方法去讲述文本，一般的读者会在这个三个概念中纠结，不知是否是翻译的问题，作者也没能很好的用科普的语言去诠释它们。

所谓受限醒觉，简而言之即我们现有的状态。比如你在生活中感到焦虑、痛苦、孤独，因工作痛苦，因子女痛苦，痛苦和快乐交错从而形成日常，这就是你的受限醒觉。它以“我”这个虚无的概念为中心，是一种固化的孤立的甚至是排他的状态。你不明白这些负面情绪产生的原因，但是无一例外，你想从这些情绪和感受中挣脱出来，因为你注重自己的感受，并把这种感受作为精神自由的内在表现。遗憾的是你没办法挣脱也没有某种“正确”的方法可以参照，哪怕市面上有一大堆书籍，但对不起，它们毫无用处。在这里我也想提及另外一个话题，市面上那些使用了“战胜”“克服”之类的所谓心理学著作，要么是出自于一个完全不懂心理学的编辑之手，要么作者本身的认知就有问题。为什么这么说？和弗朗索瓦·鲁斯唐的论述相符，比如“战胜抑郁”这种表述，它的语境就是你受限醒觉状态中所使用的语境，在同一层次的思维结构中根本无法去破除抑郁和焦虑所造成的困扰。抑郁和焦虑根本不是敌人或朋友，你无需战胜也不可能战胜，更不可能伪善的感恩。这是一个人面对心理问题所应该有的最基本的认知。你希望自己去战胜负面情绪，这种冲突恰恰是导致负面情绪的最关键原因。

受限醒觉大概是催眠界所使用的称法。作者通过大量的其他人的实验证明，婴儿就有与外界沟通的组织能力，能够与母亲产生联系，并根据母亲的反应来纠正自己的行为。作者认为，成人的受限醒觉和婴儿的组织能力有很大的区别，两者的语境不同。这个论证很有趣，能够推导出一个结论：婴儿的组织能力在成人身上也存在，只是在受限醒觉中无法发挥作用。它被限制了。催眠的最大作用，就是能够转变受限醒觉的状态，调换语境，让被催眠者能够用另一种认知去观察和体验自身与世界的联系。

就这一点来说，弗朗索瓦·鲁斯唐完全用了催眠的描述去讲述了心理治疗的转变过程。他和认知心理学的结论是契合的。如果有某部分值得商榷，大概是婴儿的组织能力在成长过程中逐渐被限制这一条。事实上，不管人是天生就具有组织能力，还是后天培养思辨的观察和体验，最终目的都一样：受限醒觉不是人的最佳状态，要治疗心理，就必须改变他对自我和世界的认知。

认知不是一种心理重启，更不是全部删除后重新回到婴儿的心理状态，但通过催眠，的确能够让人的感觉变得更为敏锐。在我以为，那是一种身体和情绪相互作用的过程，交感神经通过催眠能够缓解亢奋，同时多巴胺等各类激素会回归到平衡的状态，心理会奇迹般地回到暂时可支配的状态。也就是说，受限醒觉在那一刻被转换了，人对外界的感知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值得注意的是环境问题。作者并没有对环境部分有过多的论述，这意味着环境并不是其中的变量。

环境和抑郁的关系究竟有多密切？我个人认为，受限醒觉是一种环境催眠。这句话可以从两方面理解，一方面是你一辈子都处在催眠暗示下，你的受限醒觉即是你从婴儿成长后被催眠暗示的结果。但如果你对催眠的概念非常介意，我们也可以换一种讲法，就是受限醒觉不过是一种认知状态，没有正常和不正常之分。于是我们引出另一个普遍的问题：人能通过转变环境来缓解心理压力吗？弗朗索瓦·鲁斯唐和我一样都认为不能，这是大部分人在产生心理压力时的第一反应，即逃离所处的环境。万一环境不可逃离，抑郁情绪就会产生。这里也有两个层面的问题：如果调换了环境，初期的确会有压力释放的感觉，但很快一切都会慢慢恢复原状，理由很简单，最关键的环境因素——你本人并没有变。你是你最重要的环境。那么为什么人们总是寄希望于转变环境而非自我？因为他对环境转变存在一定的预期，这种预期会让他进行不断地对比，于是没有得到的越来越完美，现实中拥有的愈加令人生厌。当然，转变环境这一行为本身并没有错误，有时还是非常必要的（比如摆脱原生家庭和职场），问题出在理念本身。退一万步说，一个人如果因为换了环境就变了一个人，只能证明他的心理非常健康。

3

异相醒觉不是催眠本身，而是处在催眠或催眠后的一种状态。催眠被称为第四种状态，即清醒、做梦、睡眠这三种状态之外的另一种存在。我们如果不了解催眠，会将它作为一种神秘的仪式，这是大量影视剧渲染的结果。但催眠，正如作者所说的那样，是一种引导，其间需要用到暗示等技巧。但它不是控制与被控制。作者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恐怕是出于催眠界一直以来都把实施催眠的主体看得太重。事实上，就一般情况来讲，催眠是一种相互配合的关系，它具有一些必备条件，比如两者之间必须相互信任，比如被催眠者必须认可催眠，即对催眠不存在抵触情绪。同时，催眠的内容也不能违背被催眠者的道德规则，否则得不到预期的催眠效果，甚至不可能进入催眠状态。

但是，从心理学暗示来看，作者的观点也值得商榷。虽然催眠本身控制不了人，但暗示仍是一把双刃剑。就我来看，催眠本身没有正邪之分，就如金钱一般，你可以用它做任何事。就暗示和洗脑，心理学家凯瑟琳·泰勒在《洗脑心理学》中论述得非常清楚，在这里不再展开。也就是说，被催眠者的道德规则是可以被改变的。脑神经科学早就告诉我们，同一个信号如果在两个神经元之间经常传递，神经元突触的连接会越来越稳固。这就是说，如果我们经常重复被暗示，这种暗示力可以改变我们的观念和想法。这一点，不论是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还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都有相同的论述。正因如此，请注意，部分国家把催眠犯罪列入了刑法。

在这里，我们只重点讲催眠的治疗作用。

人为什么能够进入催眠状态？作者认为，这是人本身具有想象力。想象力是人最可贵的能力，它能够让人暂时抽离受限醒觉，进入一种纯粹认知的领域，并在这片领域中运用自己的组织能力，和世界万物发生联系。在那里，人不再是孤立的个体，而是世界组成的一部分。对于没有这方面认知的人来说，这段话是非常难以理解的。换言之，人平常的感受，包括表面的触觉、视觉和味觉等，都可以在催眠状态中发生变化。

作者用了很大的篇幅去论述想象力。他说：“人类具有想象的能力，这也是一种重新建构世界的能力。参照系统就来源于人类，将全部构成现实的成分组织起来。想象时刻准备着自告奋勇地充当一切可能的特殊语境的总语境。想象保持足够的距离，以防被任何坐标系统纠缠，并可以将其束之高阁，选择适合自身的最恰当的时机。”

这意味着什么？首先想象是一种可支配的状态，它和臆想是有区别的。不管是心理学还是一些宗教，对臆想都有着充分的论述。恐惧症患者对此会有深刻的理解，比如一个恐惧的念头会时刻出现在脑子里，哪怕没有恐惧的具体原因。这种恐惧也会以一种视觉形式出现在脑海里，比如浮现出令自己恐惧的人的头像。但臆想是不可控的。它是一种杂念。所以许多心理疗法宣称人要想办法活在当下。事实上，没有所谓的“当下”。或者，我们普遍缺乏通往当下的路径。恐惧症患者是不会因为你说“要活在当下”就能够迅速觉悟的。这是对心理学的一种片面的粗暴的解读。作者认为，想象力就是通往全面醒觉的途径（用另一种语境去解读现实）。因为它能够改变语境。

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比如当你陷入抑郁的状态中时，想象力能够让你的抑郁具象化，并借此抽离抑郁的语境。你可以远距离观察抑郁，在想象中描绘它的形状、触感，它没有控制你，它就在你的面前真实存在。

如果你不具备这样的具象化能力，催眠治疗师也可以用同样的手段去引导你。不管是自我催眠还是被催眠，想象是一种可支配的状态。你脑海中的任何物体不是随机浮现，而是你需要它们，所以它们才出现。想象本身不是让你逃离现实，而是主动靠近现实，但这种现实显然不是一种物理意义的存在。

具象化只是想像的其中一种方式，作者认为，我们还能够运用想象去重组记忆。他说：“从另一种意义上说，过去也是绝对可改变的，以致于我们的演化进程不断更新，甚至能主动地、根本地更新，只要我们任凭想象力去发挥作用。”

这段话对患有焦虑和恐惧症的人来说是极为利好的消息。因为记忆在情绪中扮演的角色有时并不光彩，而且，请注意，记忆并非是一种完全忠实于客观的记录。比如一个有被虐待经历的人，他通过催眠回到当时的场景（即过去），还原并且放大、放慢被虐待的片段，去看清对方的脸孔，去解析所有痛苦的过程。但这种“回到过去”并非记忆的重演，因为有想象力的参与，可以有意识地进行调整。被虐待的经历看似没有任何改变，但心理创伤并非因虐待的事实而产生，它的本质是承受虐待时的恐惧。

可以想见，这种“还原”需要承受一定的痛苦。鉴于对心理学没有正确认知的人往往向往舒适的感觉，他们会对“必经的痛苦旅程”存在抵触。他们的思维方式决定了这一点。作者在这里例举了“我不想”和“我不能”的心理路径，比如一个精神施虐者（他本身就存在一定的心理问题）会想方设法让对方内疚，并通过内疚去控制对方，一旦面对这个事实，他就会用“我不想”来辩解。“我不想”是一个很好的借口，它意味着其间所造成的后果并不需要由自己承担。但其真正的含义在于：“我不想，所以我能。”这种吊诡的思维在许多人身上存在：因为我存在不想让对方（自己）受伤害的主观想法，所以我所做的行为如果对对方（自己）真的造成了一定的伤害，那也不是我能控制的，我在其间没有任何责任。

妄图用“舒适”的感官感觉去逃避痛苦，不去直面不去探寻，主动放弃自己的思考能力，这样的做法在作者看来毫无价值。他不无尖锐地指出：“没有'不适经历的’的'舒适’会是怎样的？肯定是一种不可救药的傻人傻福。没胆量打开污秽之门的人永远无法穿过光明之门。他只是心理减压室里的囚徒，呆在那里收拾自己的沮丧心情，以免在愉快的重压之下彻底爆发。”

但怎样才叫直面痛苦？作者认为，要将生命作为一个整体去看待。因为“通过细节剖析某些事物，就会破坏它”。

换言之，异相醒觉的语境转换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过程，甚至异相醒觉本身也不见得就是一种理想的状态。但是，这是我们通往全面醒觉之路。

4

通过以上的解读，我们至少明白了两点：一是受限醒觉的状态是我们屈从于一定规则下的状态，是大部分人所拥有的状态；二是异相醒觉是改变受限醒觉语境的方式。但是，什么又是全面醒觉？

作者并没有给出一个很完整的定义。很显然，全面醒觉是异想醒觉的延伸和拓展，它在日常生活中拥有一种迥然不同的语境。但是，它显然也并不是我们日常所说的“觉悟”。也就是说，拥有全面醒觉的人也许并不知道自己的状态，是一个“沉睡的人”。作者说：“这些边界人坚持不懈地向我们询问如何通往他们没有进入的我们的世界（受限醒觉的状态：笔者注）。在童年时期，他们无法接受成年人对他提出的那些简单化的做法。他们不借助任何媒介而感受领会着的那些隐言，精神限制，潜在意图，股股温情暖流，以及通常是更多的暴力，这些都主宰着人间的关系。他们看到声音，触摸字句，倾听动作，猛烈地接收着环绕在他们周围的各种感情。他们的意识极其复杂，以至于无法驾驭这样的感觉。他们在社会关系中受到抑制，那些规则对于他们而言过于透明，他们被迫缺乏适应力。……但是他们不曾有过选择，因为他们需要保持完美无瑕的醒觉状态以生存在我们的这个世界里。……他们拥有的是一种被称为全面的醒觉，直到感到不舒服，因为这种醒觉将他们清楚明白的感受认知的领域拓展到所有与他们开始有关的地方……”

边界人是指那些徘徊于神经官能症和精神病是人群（书中原注如此）。但就作者的论述而言，我更倾向于他所讲的是一群具备高敏感度的人群。这其间很难有某种精确的范畴去框定边界人，不过根据作者的描述，我们能够理解：他们虽然和我们（指普通意义上的人）一样活在同样的世界，但感知的角度以及敏感度并不一样，但由于我们占据了主流，创造了主流的规则，有着主流的思维方式并用这种方式去营造生活，因此他们只有被动地适应，而这种适应显然极其痛苦。这种痛苦和他们的感知之间形成了尖锐的冲突，以至于产生了神经官能症甚至精神病。

但也由此可知，全面醒觉并非是一种理想化的状态。作者并没有导出我们要通往全面醒觉这样的路径。因为这其间缺少了某个关键的变量，那就是可支配。催眠显然就是为我们塑造可支配所做的准备。

作者把前提条件、预期、支配、改变和行动作为这个过程的五个阶段。前提条件是我们身而为人所拥有的，比如做梦的能力以及由此而延伸的想象力。请注意，正如梦来源于现实，想象力亦是如此。预期则是想象的组织和分化，即你的想象并非天马行空，而是可知的，因为它有一定的活动规则。在这里，作者把预期作为做梦、建构世界和想象这三重能力的派生形式。我们可以把其作为通往异相醒觉的大门，而这样的门并非一扇。

支配则是催眠所要达到的状态，用作者的话说：催眠最明显的效果就是让世间的一切行为变得不可能。也就是说，你的力量、感官和精神，这些在现实生活中发挥作用的要素在催眠当中失去了自己的力量，受限醒觉被全面醒觉所吸收。正因如此，你变得“可支配”。

如果您觉得这段话实在难以理解，我们也可以这样去阐述：一台电脑进入到了保护模式，日常所使用的功能在这里不再适用，网络信息也不可能再渗透进来。一旦进入这种模式，它仅仅是它本身。

但人毕竟不是电脑，我这个不恰当的比喻只是为了说明环境与人的关系。因为在主流环境中，“我们的文化使我们习惯于考察一个会说话、会解释、会阐明的主体（作者语）。”也就是说，催眠治疗虽然是针对身体，但这不过是因为身体是个人与外部世界的接口。也就是说，作者认为我们所应看重的是“联系”本身，而非治疗你的身体或精神。理由很简单：如果你感觉不舒服，是由于你和你自己不和谐，你与外物和他人也不和谐，因为不和谐的存在，你也完全无法了解它们（包括你自己）。其结果是：你与你自己不和谐，大怒、焦虑、迟钝，一败涂地。

催眠的目的就是让这一切和谐，其策略就是重建生活话语的语境。作者甚至用了这种程度的说法：“为了能理解异相醒觉，必须竭尽全力，不惜代价，在我们的文化中曲解并创造一个新的宇宙论和一个新的人类学。”这一切，必须要由“可支配”来支撑。要达到可支配，作者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词：中性。很显然，这个词是弗朗索瓦·鲁斯唐从中国文化中汲取的。

5

作者在全书的后半段大量论述了“中性”的意义。事实上，我们中国人习惯称之为“中庸”。许多人以为“中庸”是儒家的学说，事实上，儒家和道家正如道家和释家一样，之间并没有泾渭分明的界线。

老子在《道德经》中有这样一段话：唯之与阿，相去几何？美之与恶，相去若何？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我独泊兮其未兆：沌沌兮，如婴儿之未孩；累累兮，若无所归。众人皆有余，而我独若遗。我愚人之心也哉！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澹兮其若海；飘兮若无止。众人皆有以，而我独顽似鄙。我独异于人，而贵食母。

其大致翻译是这样的：肯定与否定、服从与抗辩之间能有多少差别？漂亮与丑陋、善良与凶恶之间又有多少距离呢？这些都实在不必过于执着。别人所担心害怕的事，我又怎能不去显得担心害怕呢？可以以此类推的事情是不胜枚举的啊！别人都显得很高兴，就好象享受盛大的宴会，就好象春天出游登上高台了望；我独自安守着无所作为的样子，就好象还不会哭和笑的婴儿：形影单只、无所事事，好象没有归宿一样。人们都显得丰足有余、学富五车，而只有我好象很失落的样子，我表现得象傻瓜一样无知无识啊！别人都表现得很精明，而我却只是懵懂昏沉：深沉得象大海一样，行动飘忽象是没有固定的方向和目标。别人都能自作主张、有所施为，而我却坚持着自己的鄙陋。我和别人不同，只重视滋养生命的吃饭本能。

当然，《什么是催眠》并没有引用这段话，只是我为了引证道家的“中性”观，而特意选例。我们可以从这段话中看到老庄极为思辨的思维，这恰恰是西方文化（业已成为如今全球的主流文化）最为缺失的。作者之所以对“中性”如此推崇，正因为它代表着一种与受限醒觉完全不同的状态。它不是一种所谓的中间状态，而是以另一种视角消解了“二元论”的存在，如肯定与否定、服从与抗辩、美与丑、善与恶。“中性”将这一切看成是一种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整体，将矛盾作为相互包含与转化的关系，而非相互对抗、非此即彼、水火不容的排斥。这与受限醒觉中的普遍认知是完全不同的。

也就是说，在催眠状态中，通过暗示与引导，我们能够走进认知的冲突当中，用“中性”去观察冲突，以保持某种和谐的状态。当然，如何在催眠中运用这些认知，是一个技术操作的过程，它不需要牵涉大量的哲学和心理学知识，更不需要被催眠者重新去学习我们东方的知识体系。说透点，作者将我们东方文化摘取下来后融进了可操作的成分（正如许多汉学家所指出的，这其中也有曲解的部分），正如我们的方士在研究长生不老丹药时发明了火药，而西方据此做出了枪炮。

为了论证可支配的重要性，除了“中性”，作者还引入了道家另外一个重要的概念：无为。

他以一个法国人的视角对“无为”进行了解读：无为是向着“有为”敞开的时刻。根据现实可能性，以及其与世界上全部有效关系的关系，“无为”为“有为”做准备。如果“无为”已经实现，则“有为”将要破茧而出。并非有多么神奇，而是必然结果。处在无为之中应该等待。“书法之道”（对于其他行为也是如此）在于留出空白，任其变动。

也就是说，“无为”在作者的眼里并非是一种普遍的生存哲学，它是催眠状态中极为重要的部分。所谓“无为”，在我理解并非什么都不做（这恰恰是根本做不到的），而是一种无所期待、没有需求、无需目标、放弃努力的状态。从动作意义来说，它是一种精神意义上的绝对静止。古人用“明镜止水”去形容这种心灵状态，它不仅和中国的书法，甚至和中国的养生、武术、艺术等全部挂钩，是我们中华文化当中最宝贵的部分。

作者强调“无为”，是因为他意识到在法国等西方国家的意识体系从来没有出现过类似的体系，即使是存在主义，也没有如此“高深”的触角来描述人的另一种状态（异相醒觉）。相反，我们总是认为必须去实现某一目标、某种理想，生命必须处在追求的状态，人生才有意义。但是，事实又是如何？西方哲学被尼采的“上帝死了”所破解，尽管尼采用“酒神精神”和“超人意志”去诠释“上帝死了”以后人的意义，但仍然没有解决最本质的问题。这个过程中，作者看到中国的“无为”，正如歌德看见中国古代小说一样，完全进入了一种不同的世界。那是对生命本质的解读，以一种更为全面更加和谐更趋于整体的方式去看待生命和世界的联系，而不是将生命个体化孤立化。西方文化一直在拔高“人”的价值，人是世界的主宰，而神是人的主宰，而东方，虽然也有神，但这些所谓的门神、灯神，甚至是灶神，全都是为人类服务的，而人，在老庄的眼里，实在和沙漠中的沙砾没什么区别。因为没有区别，所有才能实现“逍遥”（这是庄子学说中极为重要的概念）。

6

中性和无为在心理坐标上的位置并不一样。中性是一种空间观，它的指向是整体。如果人与人、人与世界、人与自身的关系支离破碎，就不可能存在中性。它在所有的联系中取了某个平衡点，在这个点上，正如杂技演员正钢丝一样，看似摇摇欲坠，实则保持和谐。这是一种横向的可达到的最大限度的幅度。

而无为是生命活动的状态，是一种难以觉察的动作，尽管是“绝对的”静止，但这种静止是有频率的，它与世界的运转同步，用惯常的话说，它固定在了“当下”。这是一种纵向的最小最慢的频率。

只有幅度和频率相互配合，生命的运动才能有序和谐。也就是说，受限醒觉、异相醒觉和全面醒觉其实是生命运动的形式。值得注意的是，这三者之间没有所谓的好与坏之分，更没有抛弃、排斥受限醒觉而达到全面醒觉这一目标论，这是读者分外需要注意的一点，也是以读者本身的思维最难理解的一点。

强调中性和无为，最终是为了可支配。这种可支配和全面自控是不同的。全面自控是一种分裂的关系，它将人分成两个面向，一个高高在上，另外一个则如野马一般，所以必须一个控制另一个，以免野马脱缰坏了事情。用精神分析学说的理论，前者是超我，后者是本我。而试图协调控制这一过程的称之为自我。但精神分析学说本身只是理论的假设，这种控制是为了最终实现某个目标，也就是我们惯常所讲的“自控力”。奇怪的是，我们总是以为只要努力和坚持，“自控力”就会油然而生，如果没有足够的“自控力”，只能说明你还不够努力。这是脱离了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的伪逻辑，不过恰恰是这种思维容易被人接受。但可支配完全不同，它是一种内在的调节，这种调节因为有中性和无为作为支撑，所以不显山露水。它以想象力为依托，深入到了生命的内核，去观察细节，去体验全局，但这个过程是可以在催眠中完成的，这也正是作者认为催眠可以改变过去、重新组织现实的原因。

比如在催眠过程中，催眠师可以引导我们进入一座花园，在这座花园里，时间并不是固定的，我们可以在其暗示下观察花朵的绽放与衰败，以破除对时间恒定的认知。比如我们能够实行自我催眠，让自己陷入无所行动、放弃目标的状态，特意给生命“留白”，并在这个过程中体验生命的流动。这不是灵修，而是借靠想象力改变暂时的认知，以求得异相醒觉。事实上，灵修的形式，比如寻求宇宙的能量，这也是一种变相的催眠形式，只是这种认知建立在虚妄的基础上，和基于真相的想象力是不同的。

但怎样才算可支配？作者说：“可支配的状态不是指一种主观性的处境，更不是一种客观性的处境。在异相醒觉的状态下，我们已经超越了这些术语。我们只是清醒着，进入纯粹的存在，即所谓'存在的零度’。”

这段话的难理解程度和经文差不多，如果没有类似于禅宗的体验，恐怕无法弄清文字的意义。只有在精神世界探索已久的人，才会知道有一些真实的存在并不能精确描述，我们只能知道它们不是什么，却无法告诉别人它们是什么。所以作者在严谨的文章里采用如此的叙述实在是无可奈何的事情。但我们能够知道的是，可支配状态是直接面向“存在”的，而且是纯粹的存在，不牵涉生存目的、生存策略等方面的判断和协调，是一种将“有所作为”排除在外的“无意志”（作者语）。在这里，东方的生命智慧得到了充分的运用。所谓的可支配，本质上就是你不需要再特意去控制自己，生命自己支配自己，花该开的时候就会开，该败的时候自然会败。

7

和经验相比，文字本身苍白无力。这也是大部分读者在看一些禅宗书籍时会陷入茫然的原因。所以，在阅读本书时，读者切记作者是个法国人，而这本书也是面向法国或者欧洲读者群的。这群人并没有东方文化的基本认知，所以作者所撷取的老庄思想对他们来说是新鲜且有益的。但仔细反省，虽然中国人对老庄思想有一定的接触，这种接触也仅仅是表面上的。试问有多少年轻人去读古书，并借此了解先哲的思想体系？

而且，我们对于催眠疗法也是缺少体验的。套用禅宗的话，你说再多的话，都不能让一个没有接触过水的人学会游泳。这也是我认为这本书并不是科普读本的原因。从今天的眼光来看，所谓的东方文化留下的仅仅是一种表征性的东西，比如饮食和养生，我们这些当代的东方人对所谓的东方精神并没有真正的体验（所以那些所谓的汉学家也没有什么可骄傲的）。当我们沉浸在科技、商业的氛围中忘乎所以时，当我们被好莱坞大片、硅谷和华尔街吸引住时，西方许多思想家、心理学家、文学家，如罗兰·巴尔特等，已经试图用东方文化去破解当代精神的困局。这也是促使我写这篇书评的原因。

另外，区别于神经科学和心理学甚至是宗教，作者试图从另一个角度切入，为我们探寻精神世界提供了物理意义的途径。作者认为：“即使催眠在我们的文化中一直被心理学打败，但它并不属于从另外一个侧面也能证明心理，而是属于物理学领域变化的关键在于诠释。催眠满足于让现存的意义进入，让被催眠者体会到这种意义和趋向，只要我们沉下心来去体会即可。意义就是体验本身，没有什么应该加入的。”（请原谅这段蹩脚的翻译吧。）

因此，催眠是一种物理意义上的行动，它不会将道德观念加入其中，它只是为了考量事物的运作抑或事物运作的最佳状态。在作者的眼里，思想也是一种行动，而不是内在的体验。这个观点和我的行动决定论是相符的。但请注意，它不是行为主义的老生常谈，不是将行为作为窥探心理的方式，而是将其作为生命组织形式的一个落脚点。中性是一种行动，无为是一种行动，催眠本身也是一种行动，生命本身是由行动组成的。

对于被神经官能症困扰的人来说，不是他的生理机能出现了问题，也不是他的意识出现了问题，他童年遭受了什么可怕的经历，他在想什么，他的情绪是不是沮丧，这一切都不是症结所在。他的生命行为决定了生命的质量，他的组织能力能够重建或者破坏行为的秩序，因此无法审视存在本身，无法将存在作为一个既定事实予以客观对待。

自由永远是生命的一大主题，真正的自由诞生于存在本身且始终贯穿其中。这就是可支配的状态，自由即可支配。

2019.7.5于云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