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历史都是两大集团之间形而上学的斗争。其一是表达“权力意志”（will to power）的领导集团，他们是文明的基石（创造价值）所必需的重要生命力。
另一集团则是缺乏“权力意志”的被领导者，主要包括由民主所造就的普罗大众。
他说，“那些贫穷弱小的可怜虫会使文化枯竭”，而“富有强大的人能够使文化繁荣昌盛”。
所有文明之所以能够存在，都要归功于“那些文明的掠夺者。他们具有坚定的意志力，充满对权力的渴望。他们奋力扑向那些更为弱小、文明而和平的种族……掠食那些灿烂的古老文化，即使它们最后的活力仍然在精神与腐朽的绚丽烟火中发出耀眼的光芒”。
他将这些文明的捕猎者称为“雅利安人”（Aryans），他们将成为社会的统治阶级或集团。而且这些“高贵的阶级总是野蛮的阶级”。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拥有更长的寿命和更强的能量。他说，相较于“他们掠夺的那些疲惫的经纶世务者而言”，他们是“更完整的人类”。
他认为，这些充满活力的贵族能为自己和他们周围的社会“自发地创造价值”。这些强大的“贵族阶层”创建了属于自己的是非观、荣辱观，定义了真理与谬误、美与丑，而尼采认为，征服者将他们的思想强加于被征服者，这是天经地义的。
而另一方面，道德则“是下层阶级发明的玩意”。它从怨恨中生根发芽，滋养着畜群一样的低等阶级。
对尼采来说，“道德否定生命”。
他认为，传统而成熟的文明（即“西方人”）势必导致人类的灭绝。这正是他关于“末人”（the last man）的著名描述。
（虽然他从未系统地予以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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