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文”、“武”作为古代官僚系统中的一部分，在国家行政体系中发挥着不同职能，二者拥有迥异的价值观念，在官僚系统中发挥着不同职能。
唐代文武关系：
唐前期，李氏继承了自北朝以来的军事传统，加之国家政治体制和相关形势的影响，武将群体显得极其庞大。但在强大的中央政府控御下，文官系统也在唐初的政治构建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唐前期的政治运作中，李氏趋向于将文武视为互补的群体，初唐拥有着较好的“文武合一”传统，两者基本处于平衡状态，“出将入相”也成为一种政治准则。
但随着社会的稳定繁荣发展，“文治”的重要性逐渐增强，至玄宗朝前期，社会形成了一股空前的崇文之风，武将的地位下降，科举制的确立给了文人进入政治中心的机会，文人并将其视为收取权力的主要方式。
文武官员之间的转换相对减少，二者的职业更加的精英化、专业化，文武关系渐趋失衡。国家政策、官僚结构等也随着二者关系的失衡而开始了变化，初唐时“出将入相”传统的消弭，国家政治运作越发不稳定，官僚结构产生了急剧变化，这些都与文武关系的失衡有着莫大的关系。
安史之乱后，武官逐渐掌控了大部分的政治权力，文武之间的区隔逐步加大。随着政治形势的动荡，国家日益重视军事力量，造成文官的失势，职业武将取代了那些短期统兵的文人，文武之间的流动性減少，职业更加固定化，形成了两个截然对立的群体。
文武之间的地位，在唐代大体呈现为：文武相对均衡———文臣地位逐渐上升————武将占据绝对优势，
而文臣地位相对抬高后猛然骤跌，直至武将地位急速膨胀的原因及影响，无疑要从玄宗一朝谈起。
可以说，玄宗一朝是文武关系骤变的重要时间节点。
唐玄宗
玄宗朝之前的文武关系及其变化：
“出将入相”是唐初极为常见的政治现象。
“出将入相”即是指一种文武官员之间身份职业的转换机制，这背后所反映出的是国家特殊政治背景下的国家政策。这项政策逐渐演变成政治传统，在此政治传统的作用下，文武官员之间留有一定的沟通渠道。换言之，文武职业并不是单一化、固定化的存在，而是具有灵活性和变动性的特点。
唐初建国时强敌环伺，出于军事考量和'尚武'风气的沿袭，武将有用武之地，而其取得一定的军事成就之后，往往会回朝担任较高的文职。
例如，协助唐高祖建国的刘文静，在多场军事作战中指挥作战，他的官职一开始是军司马，此后升迁为光禄大夫，担任民部尚书，屈突通的例子大抵也类似。这反映出了高祖朝的文武关系出于互补的状态，文武职位之间可以相互转换。
而太宗、高宗一朝的文武官员之间的流动，相对高祖一朝来说更为频繁，出现了更多“才兼文武，出将入相”的政治家，“文武合一”传统在唐代前期三位皇帝统治时期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在武后掌权时期，上述的文武关系开始产生了明显的变化。
武后掌政权四十六年，深刻影响了文武势力的消长，为了清除敌对势力，培植党羽，武氏以官员的提拔和贬黜来调整权力结构。武后重新调整了选举制度，延揽具有文学才能的新官僚。并且由于与突厥、吐蕃、契丹等族的战事，在高祖朝因军事成就而获得“勋官”的军事将领和士兵逐渐累加，勋官的总额已经远远超过朝廷所能提供职位和赏赐的限额。军功荣耀开始贬值，科举便成为了做官的重要途径。
随着武周后期“文治”的重要性的逐渐增长，出于个人的利益考量，一些文官不再接受武职的任命，反映出文武官员的剧烈分化。
伴随着文武关系变化的，是“关陇集团”的演变：
“李氏据帝位，主其轴心，其他诸族入则为相，出则为将，自无文武分途之事，而将相大臣与皇室亦为同类之人，其间更不容别一统治阶级之存在也。至于武曌，其氏族本不在西魏以来关陇集团之内，因欲消灭唐室之势力，遂开始施行破坏此传统集团之工作，如崇尚进士文词之科破格用人及渐毁府兵之制皆是也。”
唐代关陇集团在演化过程中遭受严重破坏，这与府兵制和科举制两项制度的变革有着重要关联。
“皇室始与外朝之将相大臣即士大夫及将帅属于不同之阶级，同时阉寺党类亦因是变为一统治阶级，拥蔽皇室，而与外朝之将相大臣相对抗......关陇集团本融合胡汉文武为一体，故文武不殊途，而将相可兼任，今即别产生一以科举文词进用之士大夫阶级，则宰相不能不由翰林学士中选出，边镇大帅之职舍蕃将莫能胜能，而将相文武蕃汉进用之途，遂分歧不可复合。举凡进士科举之崇重，府兵之废除，以及宦官之专擅朝政，蕃将即胡化武人之割据方隅，其事俱成于玄宗之世，斯实宇文泰所创建之关陇集团完全崩溃。”
“关陇集团”崩溃的过程当中产生了阶级的分化：
（1）在集团破坏之中分生出了阉寺党人这一阶层，此阶层产生的主要影响是“拥蔽皇室”。
（2）因科举制的规模扩大产生出的'士大夫'阶层，这一阶层与蕃将（胡化武人）有着根本区別。
阶级内部分化的过程，正是“关陇贵族”逐渐解体的过程。
有关“关陇贵族”的存续时限问题，史学界有诸多看法，其中陈寅恪先生认为“关陇集团”一直延续到唐初，至武曌开始破坏，此后到唐玄宗时破坏殆尽。
陈寅恪著作
本人不是专门从事历史行业，才疏学浅，对于“关陇集团”的存续时限问题不敢妄言。
虽然这里不谈“关陇集团”的存续时限问题，但不可否认的是，“关陇贵族”逐渐解体过程中，“尚武”精神逐渐式微，“文治”精神趁势而上，文武关系平衡遭到了破坏，文武分途局面日渐形成。
总体而言，唐初的“文武合一”传统，随着至武曌时期“关陇集团”的渐趋崩溃而逐渐瓦解，至玄宗一朝，在国家形势以及皇帝个人的政治考量作用下，文武官员的地位不再对等，随之使得文武关系渐趋失衡。
玄宗朝文武关系变化的表现及影响：
（一）统治初期——“文治”的增强和武将的式微：
玄宗时，国家内部日趋安定，加之随着科举制度的日臻完善，研读经书参加科举考试，成为最重要的仕进策略。
“时天下无兵二十余载，缙绅之徒用文章为耕耘登高。”
府兵制的废除，使得多数汉人得以从繁重的兵役中解脱出来，而承平时代的进入，又使得人们得以沉心于文学技艺。加之玄宗本人也极爱好文学、戏剧等，社会的重文之风就被放大化，人们以文学教养为荣，在皇帝身边担任文职成为极为崇高的工作，据说连孩童也会嘲笑那些不能作诗的人，这都说明了“文治”得到了空前增强，而武将则是贬值。
而玄宗并非乐于见到此种现象，一方面，玄宗对外保持着大规模的用兵，武职地位的下降，使得人们投身军旅的热情相对减少。另一方面，社会形成“重文之风”，相对的，“尚武”精神会被社会在一定范围内抵制，这不利于国家整体实力的增强以及国家边防的安全。
为了提高武职的地位，玄宗派遣高阶文官到军中服务，玄宗派遣韦凑转任右卫大将军时说到：
“皇家故事，诸卫大将军共尚书交互为之。近日渐贵文物，乃轻此职。卿声实俱美，故暂用卿，以光此官，勿辞也。”
显然，玄宗试图通过文官担任武职来平衡文武之间的鸿沟，恢复文武之间对等的传统，但这在当时遭到诸多文官抗拒。
（二）开元盛世——文官政治下的武职变化：
武将能力、素质的下降，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武将地位的下降，这严重影响了国家安全和军事稳定，到武则天时代时，社会已经出现了“比为久属太平，多历年载，人皆废战，并悉学文”的现象。到玄宗时代，情況就更加严重。为了培植社会的'尚武'风气，提升武将的地位维持国家稳定，玄宗采取了大肆建立武庙的做法。
唐朝武庙原称太公庙，源自对姜太公的个人军事崇拜，唐代的太公祟拜和武庙祭祀是唐尚武精神的集中体现。
武庙
唐初，姜太公只是文王、武王祭祀之配角，起辅助先王祭祀的作用，但到太宗时期，下令将姜太公移出文王、武王的庙宇，使其享受单独察祀，体现出“尚武”察祀的正规化发展，但此时，这一祭祀尚处于皇帝个人祭祀的范畴，普及化程度不高。
神龙二年（706），唐中宗下令在长安、洛阳设立太公庙，首开规模化的祭祀，在国都开设祭祀，使其上升为国家整体行为。
开元十九年（731）唐玄宗下令在两京及诸州建立武庙。
《新唐书礼乐志五》云：“始置太公尚父庙，以留侯张良配。中春、中秋上戌祭之，牲、乐之制如文宣。出师命将，发日引辞于庙。仍以古名将十人为十哲配享。”
文武庙对比
玄宗朝文武庙对比
国家有意识地将武庙祭祀上升到与儒家祭祀同等的地位，这表明国家给予军事知识和儒家经典相同的地位，武庙祭祀不仅寄托了唐代统治者对历代名将的追思，更体现出了统治者对'尚武'精神的有利导向。
作为军功崇拜的武庙其地位在唐代时有反复，其主要压力来自于文人的非议，其实质便是文武国策之争，武庙建立的普遍化无宜于挽回“文武分途”的局面，但是武庙祭祀提升，反而体现出国家在政治行为上承认了文武之间的鸿沟。
尽管玄宗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试图提高武将的地位，恢复唐前期“文武合一，出将入相”的传统，但收效甚微。
在文官政治的主导下，武将的价值被一贬再贬，在文官的排挤下，有些武将甚至丢掉了性命。
开元年间突厥默啜可汗战败，边将郝灵佺献其首级邀功，但当权的宰相宋璟坚持不予厚赏，致使郝灵佺愤而自杀。
从此可以看出，朝堂之外，文官掌握了话语权，甚至可以打压、贬低武将的功绩。在朝堂之上，文官对于武将的倾轧就更不必说了。
（三）安史之乱爆发之前——“尚武'精神的败亡：
武职的地位、权势呈现逐步下降的趋势加上社会风气的影响，人们自然也就极力避免这职位的担任，至唐玄宗后期时，“重文”之风日益弥漫。
天宝十三载（754）唐玄宗欲授予安禄山同平章事的职位，宰相杨国忠谏曰：“安禄山虽有军功，目不知书，岂可为宰相！”
摒弃杨国忠与安禄山的私人恩怨，杨国忠之所以成功劝谏玄宗，确实是因为缺乏文化知识可以成为阻碍当官的最大借口。军功在文化知识面前变得不值一提，而相反的，单有文化知识而缺乏军功的人却可以担任高级官职。
玄宗的诸多试图弥合文武之间的尝试并未挽回朝堂上文官对军事活动的厌烦。而社会对武官的轻视，致使武官消极怠工、武官数量减少，而文官又不具备领兵作战的能力与专业的军事素养，所以在安史之乱之前的玄宗朝，军事实力较弱，并且加上文武之间的对立，地方节度使对于朝堂文官更加厌恶。
“天宝末，天子以中原太平，修文教，废武备，销锋鏑，以弱天下豪杰......不肖子弟为武官者，父兄摈之不齿。唯边州置重兵，中原乃包其戈甲，示不复用，人至老不闻战声。六军诸卫之士皆市人白徒，富者贩缯彩，食梁肉，壮者角抵拔河，翘木扛铁，日以寝斗，有事乃股栗不能授甲”
这段记载深入说明了当时整个唐王朝民众'尚武'精神没落的现状。从皇帝个人意志来说，这种情况自然是有利于统治的，随着社会“重文”之风的进一步增强，也有利于国家内部的稳定。
然而，在边疆地区，依然需要富有军事才能的将领为热衷于开疆扩土的玄宗作战，宰相李林甫曾对玄宗皇帝说：“文士为将，怯当矢石。”建议重用蕃将，玄宗采纳了这个办法。到天宝年间，绝大多数的御边军队都由非汉人将领统领，再也没有官员能够在出任短期军士兵职位后回朝担任宰相。随之而来的，便是文武之间的流动性消失，“出将入相”的传统彻底消失。
军事将领既不会被调回朝廷，其生涯也随之全军事化，这自然让他们与军队联系日益紧密，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切断朝廷和地方军队的联系。较有野心的蕃将得以构建自己的权力基础，安禄山便得以在天宝十四载（755）组织了一支以蕃兵、蕃将为主的大军，进而发动叛乱。
（四）安史之乱后——武将权力的扩大及宦官的介入：
安史之乱爆发后，河北人组成的军队在内陆所向披靡，沿途各地官民望风而逃，大将封常清痛陈“太平斯久，人不知战”，“尚武”精神的没落险些导致国家的覆灭。为了击败叛军，朝廷也向帝国的腹地指派了越来越多的节度使，处理辖区内的军政事务。军人承担着匡扶社稷的重任，战争的增多，给了职业武将们立功的机会。
安史之乱
朝廷为了作战任务的需要，也会指派职业武将负责地方守备。例如，李麟在任时政绩良好，但由于安禄山军队的逼近，“朝廷以麟儒者，恐非御侮之用，乃以将军吕祟贲代还”。
统治者为维护其统治地位，将统兵之任交给职业武将已成必然。在朝堂之上，国家处于紧急的战斗状态，文官的话语权自然也相对的降低，在这种背景下，武将的权势得以慢慢提高。
文武关系自玄宗朝以来，处于逐渐恶化的状态，安禄山之乱警告李氏地方武将势力做大所带来的威胁，但是，国家日益动荡的军事局势又使得朝廷不得不重用职业武将。
为了防止军事叛乱的威胁，宦官监军这一制度得以大肆施行。
《资治通鉴》记载：“宦官之祸，始于明皇。”
唐朝宦官势力之膨胀，是从玄宗一朝开始的。
玄宗时，宦官干预朝政，宦官高力士便是其中的代表，其权倾天下，炙手可热，不仅参与批文奏章，甚至许多将相的进退，都由他来决定。
宦官在这一时期利用文武势力的变化登上历史舞台。
宦官不仅干预朝政，而且还充当监军，并且逐渐制度化。君主所倚靠的中央文官已不能对驻边将领有所掣肘，文官也极力推辞此类职务的任命，在某种程度上与宦官达成了某种共识。
而为了防止军事叛乱的威胁，必须派出群体时刻监视军队的动向，虽然他们大多都不谙军事，可他们却常常牵制军事统帅，使得军令不能统一。而宦官监军所带来的弊端，是玄宗构想方案之初所没想到的。
文武失衡下的国家机器的运转方式：
唐初本是极为重视军功的，但到玄宗一朝时，“文治”精神却短暂的占据了优势地位，文武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
文武官员的不同价值体系，加之受社会环境、国家形势的影响，导致他们在仕宦道路上渐趋分离，形成了相对独立的集团。
承平时期，文职吸引社会的注意力；而动荡的时代，武职则变得更有吸引力。
文武的分途局面，导致整个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逐渐失灵，对社会的影响无疑是不利的。
文武只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才能使得国家机器正常运转。
参考文献：
一、（后晋）刘昫:《旧唐书》
二、高明士：《唐代的文和武》
三、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四、（唐）杜佑：《通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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