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画像（图片源自网络）
文 / 徐冲
可以认为，《献帝起居注》的撰述旨趣并不在于通过历史书写来形塑曹魏皇帝权力起源的正当性。其书以接近于“本纪”的编年体围绕汉献帝皇帝权力的确立、展开与结束进行叙述记事，并未刻意将献帝时代割裂为都许之前和都许之后两个阶段，毋宁说在某种程度上反而凸显了献帝朝廷的历史连续性及其时代意义。这些特征，都将《献帝起居注》的成书时间指向汉魏禅代之前，且其撰述主体并非无条件地站在曹氏王权一方。
姚振宗《后汉艺文志》据《史通·古今正史》所云“及在许都，杨彪颇存注记”，主张此书“是（杨）彪所存”。如学者所指出的，两晋南朝起居注的特点在于内容和体制上承袭了两汉著纪（注记），进入了官方记史的制度格局。根据《史通》所云，或可推测作为两晋南朝起居注之开端的《献帝起居注》，与建安元年（196）八月都许之后献帝朝廷的“注记”工作有密切关联。
在这方面，建安年间荀悦所著《申鉴·时事》中的“复内外注记”条，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线索，全引如下：
古者天子、诸侯有事，必告于庙。朝有二史，左史记言，右史记动。动为《春秋》，言为《尚书》。君举必记，臧否成败无不存焉。下及士庶，苟有茂异，咸在载籍。或欲显而不得，或欲隐而名章。得失一朝，而荣辱千载。善人劝焉，淫人惧焉。故先王重之，以副赏罚，以辅法教。宜于今者官以其方，各书其事，岁尽则集之于尚书。各备史官，使掌其典。不书诡常，为善恶则书，言行足以为法式则书，立功事则书，兵戎动众则书，四夷朝献则书，皇后、贵人、太子拜立则书，公主大臣拜免则书，福淫祸乱则书，祥瑞灾异则书。先帝故事，有起居注，日用动静之节必书焉，宜复其式。内史掌之，以纪内事。
荀悦出身颍川荀氏，为荀彧从兄。“初辟镇东将军曹操府，迁黄门侍郎”。以如此方式加入建安政权，显出之于荀彧的引荐。其后“累迁秘书监、侍中”，建安十四年（209）卒。他最为后世所知的作品为《汉纪》。据荀悦《汉纪序》，“其三年诏给事中秘书监荀悦钞撰《汉书》”，“会悦迁为侍中。其五年书成。乃奏记云”，即撰于建安三年（198）至五年（200）间。
而关于《申鉴》的成书时间，袁宏《后汉纪》明确系之于建安十年（205），言“八月，侍中荀悦撰政治得失，名曰《申鉴》。既成而奏之，曰……”有学者认为“《申监》之作又早于《汉纪》，当系建安初年之事。袁纪系之于十年，恐误”。
事实上除了《后汉纪》与《后汉书》卷六二《荀淑传附荀悦传》中叙述次序的先后，并无明确史料表明《申鉴》的撰作早于《汉纪》。《后汉纪》言“是时曹公专政，天子端拱而已”，《后汉书·荀悦传》言“时政移曹氏，天子恭己而已。悦志在献替，而谋无所用，乃作《申鉴》五篇”，都只是对建安情势的笼统概括，未必一定能对应至“建安初年”。在更为强有力的证据出现之前，《后汉纪》的系年仍不容轻易否定。
上引《申鉴·时事·复内外注记》结尾称“先帝故事，有起居注”，主张“宜复其式”。学者由此联系到《献帝起居注》，认为荀悦的这一建议为献帝所采用，在现实中得以制度化。
据记载，“献帝颇好文学，（荀）悦与（荀）彧及少府孔融侍讲禁中，旦夕谈论”，《申鉴》上奏后“帝览而善之”，君臣间当时有交流。不过《申鉴·时事》所列二十一条，只是荀悦的个人建议，距离成为制度现实尚远，与《献帝起居注》的关系尤其需要仔细辨析。
事实上，荀悦所言说的“起居注”概念，仍然主要遵循了汉代传统，关注的是以“日用动静之节”为主的后宫“内事”；其创新之处则在于专门设置“内史”掌之。“内史”之职的功用在《申鉴·时事》的“崇内教”条有着更为明确的展开：
古有掌阴阳之礼之官，以教后宫，掌妇学之法，妇德、妇言、妇功，各率其属而以时御序于王，先王礼也。宜崇其教，以先内政。览列图，诵列传，遵典行。内史执其彤管，记善书过，考行黜陟，以章好恶。男女正位乎外内，正家而天下定矣，故二仪立而大业成。君子之道匪阙，终日造次必于是。
可见荀悦心中“内史执其彤管”的对象不仅是皇帝在后宫的言行，也包括了后宫女性群体在内，显见意欲将皇帝所在的内廷秩序亦纳入儒学意识形态影响与规训之下的政治理念。
与此相对，如前文所见，《献帝起居注》的书写对象并非后宫“内事”，而是以皇帝权力在外部的展开过程与制度建设为主，面貌近于纪传体王朝史中的“本纪”。若以《申鉴·时事·复内外注记》所言观之，对应的并非“内注记（起居注）”，而是与史官所掌的“外注记”的内容（包括为善恶、言行足以为法式、立功事、兵戎动众、四夷朝献、皇后贵人太子拜立、公主大臣拜免、福淫祸乱、祥瑞灾异等方面）大体相当。
荀悦在《申鉴·时事》中的“复内外注记”之言是否促成了《献帝起居注》的撰述，以目前的史料状况来说难言其详。不过其书在荀悦所言的“内注记（起居注）”与“外注记”之间，取前者之名而行后者之实，则是可以观察到的情形。
学者指出“晋朝以来，官方取汉'著记’之实、用起居注之名，为一项重要演变”，《献帝起居注》实已开其滥觞，而非简单延续汉代传统的“先帝故事”。《隋书》卷三三《经籍二》“起居注”类《小叙》明确将是书与“晋代已来《起居注》”归为一类，区别于“女史之职”的“汉时起居”，是相当敏锐的认识。
若袁宏《后汉纪》关于《申鉴》成书上奏的系年可信，可以认为直到建安十年（205）仍未有《献帝起居注》之撰述，否则荀悦所言“复内外注记”的建议就是无的放矢了。但如前文所见，《献帝起居注》关于整个献帝时代包括都许之前的史事叙述都相当系统，当非完全新起炉灶，而是利用了已经存在的历史撰述工作。
《史通·古今正史》云“会董卓作乱，大驾西迁，史臣废弃，旧文散佚。及在许都，杨彪颇存注记”。实际上作为汉代官方著史的制度传统，“颇存注记”的工作在“董卓作乱”之后并未完全“废弃”，不待建安元年（196）都许后方由杨彪推进。从前述《献帝起居注》对中平六年（189）九月献帝即位前后内朝制度改革的详尽记述来看，相关记录与撰述工作在献帝即位后即已开始。这其中的关键人物或为王允。《后汉书》卷六六《王允传》载：
献帝即位，拜太仆，再迁守尚书令。初平元年，代杨彪为司徒，守尚书令如故。及董卓迁都关中，（王）允悉收敛兰台、石室图书秘纬要者以从。既至长安，皆分别条上。又集汉朝旧事所当施用者，一皆奏之。经籍具存，允有力焉。
王允在献帝即位后的董卓专权期间，从洛阳至长安，一直担任献帝朝廷的守尚书令，直至初平三年（192）与吕布合谋杀董后又为凉州将李傕、郭汜所攻杀。
由上引文可知，尚书令的一大职责为保管国家图书档案，包括“经”（兰台、石室图书秘纬）与“籍”（汉朝旧事）两大部分。与“注记”工作密切相关的诏令文书等资料属于后者，亦当在尚书令的主管范围。前引荀悦《申鉴·时事》“复内外注记”条所谓“宜于令者，官以其方，各重其尽，则集之于尚书”，可以视为是对这一制度传统的理想化概括。
上引文所见“经籍具存，允有力焉”显示了王允作为守尚书令对资料保存的重视，或亦已措意于具有“历史书写”性质的“注记”。
《史通·古今正史》言“及在许都，杨彪颇存注记”，未知何据。实际上杨彪担任献帝朝廷尚书令的时间很短。据《后汉书》卷五四《杨震传附杨彪传》，在董卓及李傕、郭汜专权期间，他先后出任过司空、司徒、大鸿胪、少府、太常、京兆尹、光禄勋、太尉、录尚书事等公卿要职，但“及车驾还洛阳”，方才“复守尚书令”。
其后，“建安元年，从东都许”，因与曹操不合，“以疾罢”。献帝朝廷自安邑东归在建安元年（196）五月，七月至洛阳，八月曹操迎献帝都许，九月“太尉杨彪、司空张喜罢”。杨彪任守尚书令的时间，即使从东归之日开始计算，也不过四五个月而已。不过自董卓死后至东归都许这段时间，正是献帝朝廷所面临的政治环境最为复杂险恶的混乱阶段。
在王允之后，尚书令之职似一直处于空位状态，直到建安元年杨彪出任守尚书令。《史通》所谓“及在许都，杨彪颇存注记”，或许指的正是在这一辗转流离的长期过程——先后历经长安、安邑、洛阳、许昌——迎来转机之际，他对王允死后献帝朝廷“注记”资料的保存与整理之功。
但我们并不能如姚振宗那样由此得出《献帝起居注》“是（杨）彪所存”的结论。如前文所见，此后直到建安十年（205）荀悦上奏《申鉴》提出“复内外注记”之时，《献帝起居注》之撰述似仍未开展。
荀彧与曹操（图片源自网络）
我们认为推动《献帝起居注》撰述工作最有可能的主事人选并非杨彪，而是荀彧。自建安元年（196）九月太尉、守尚书令杨彪“以疾罢”之后，许都献帝朝廷的守尚书令即由荀彧出任；一直到建安十七年（212）荀彧在寿春前线“以忧薨”时，方才临时改为“以侍中光禄大夫持节，参丞相军事”。建安十年（205）是曹操扫平冀州、青州袁氏势力的时间节点。
在此之后，能够拥有足够的政治资本与物质条件，利用许都尚书台所藏先后经王允和杨彪记录、整理与保存的“注记”资料，推动《献帝起居注》撰述工作者，非“常居中持重”的守尚书令荀彧莫属。在这一过程中，于《申鉴·时事》倡导“复内外注记”的从兄荀悦或亦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使得《献帝起居注》呈现为取“内注记（起居注）”之名而行“外注记”之实的独特面貌。
而建安十七年荀彧死后，这一工作当由继任尚书令的华歆继续推进，直到如前文所述终止于“诏书绝。立春宽缓诏书不复行”的建安二十一年（216）二月壬申。
荀彧无疑是属于曹操一方的重臣。如所周知，作为汉魏之际颍川名士的代表，他于初平二年（191）弃袁投曹之后，从举荐人才到划策定谋多有重要贡献，是曹操势力能够不断发展壮大的关键人物。以加侍中的方式出任献帝朝廷的尚书令，也是曹操能够稳定控制许都局势的重要措置，所谓“居中持重”是也。两汉尚书令本无加侍中进入内朝的制度传统。荀彧得为侍中、守尚书令，当有代表曹操监控许都献帝朝廷内廷动向的政治意图。
不过荀彧或因建安末期与曹操的政治分歧而未得善终，自陈寿《三国志》以降便有荀彧“本志”在于匡佐汉室的评价。这种再评价本质上是西晋一统海内之后“贬魏尊晋”思潮涌动的结果，或许也有荀氏后人的助力。将荀彧硬嵌入“拥汉派”抑或“拥曹派”的二元对立进行理解，殊难合辙于汉魏之际的历史情势。
史料记载荀彧数以刘邦事迹劝谕曹操，如“昔高祖保关中，光武据河内，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昔〔晋文纳周襄王而诸侯景从〕，高祖东伐为义帝缟素而天下归心”，显示其对于作为最终结果的“以魏代汉”并无异议，或者不如说是积极的促成者。二者的政治分歧实际在于应通过何种方式和进程“正当地”实现汉魏王权交替。
建安十七年（212）荀彧之死与其反对董昭建议曹操“进爵国公，九锡备物”有关，正是这一分歧最终无可弥合的体现。以异姓为公爵并非汉代传统，九锡更是非常之制。董昭之议的目的在于以此二制将曹操身份自丞相、县侯进一步升格以实现“去臣化”，向着“汉魏禅代”迈出更为决定性的一步。
此举无疑得到了曹操的授意和支持。荀彧的反对应非针对这一根本目的，也未必是对这一升格路径本身有技术性意见，毋宁认为他是对此举启动的时间节点是否合适心存疑虑。
建安九年（204）荀彧曾劝谏曹操“寝九州议”，主张“天下大定，乃议古制，此社稷长久之利也”。如同后来的公爵、九锡一样，令曹操心动的恢复“九州”方案，根本用意在于以此“古制”超越现实中的“汉制”，以实现其身份的升格。而荀彧为此设定的启动标准是“天下大定”。
至建安十七年，虽然华北大部已为曹操所平定，但四年前赤壁一败导致孙权、刘备二雄独立于长江流域的局面并无根本改观，显然距离“天下大定”尚远。荀彧“以忧薨”后，曹操随即于建安十八年（213）正月推动“复为九州”，五月受封魏公建国。
可以认为伴随着荀彧之死，曹氏一方正式放弃了以“天下大定”作为“汉魏禅代”进程的启动标准，也由此埋下了几十年后出现的“贬魏尊晋”思潮中为人诟病只是“暂制数州之人”“未曾为天下之主”的伏笔。
荀彧不惜一死来显示自己对于新旧王权交替方式与进程的坚持。可见其念兹在兹者不止于对曹氏一姓的臣从效忠，还包括了更具普遍意义的政治理念，即以儒学意识形态再造新型皇帝权力结构的企图。这当然并非荀彧个人独创，而是中平六年（189）八月洛阳之变后由清流士人主导的时代巨流的组成部分。
在这样的视野下，荀彧于建安十年（205）之后在许都推动修撰《献帝起居注》的时代意义，方能得到更为充分的理解。作为东汉的末代皇帝，献帝朝廷的皇帝权力行使一直处于不充分状态，并最终成为曹魏王权替代的对象。
《献帝起居注》近于完整地记录了这一过程，适可视为东汉王权最后的“哀歌”。然而与此同时，清流士人以自身政治理念再造新型皇帝权力结构的努力也与整个献帝时代相始终，并不因“建安”的出现而有所中断，或者毋宁说建安时代也构成了这一更大历史进程的一部分。
如同《献帝起居注》开启了西晋以降官方撰史的新传统一样，献帝朝廷的若干制度，与曹魏一方的精英群体以曹氏父子为中心所推进的诸多新制，也颇有继承关系可寻。如魏文帝黄初二年（221）六月戊辰因日蚀发布诏书，废除了东汉以来施行一百多年的灾异免三公制度，学者将其视为“汉魏革命”的一环。而前引《续汉书·五行志》载初平四年（193）“正月甲寅朔，日有蚀之”，刘昭注引袁宏《后汉纪》曰：
未蚀八刻，太史令王立奏曰：“日晷过度，无有变也。”于是朝臣皆贺。帝密令尚书候焉，未晡一刻而蚀。尚书贾诩奏曰：“立伺候不明，疑误上下；太尉周忠，职所典掌，请皆治罪。”诏曰：“天道远，事验难明，且灾异应政而至，虽探道知机，焉能无失，而欲归咎史官，益重朕之不德也。”弗从。于是避正殿，寝兵，不听事五日。
贾诩的建议显然遵循了东汉“灾异免三公”的传统，而献帝“弗从”，并为此专门下诏。很难确定促成这一决策的具体人选，但在献帝朝廷的应对中，我们已然可以看到近三十年后曹魏王权从“问责”转向“罪己”的先声。
又如曹魏有所谓“侍中尚书”之制，尚书台长官例加侍中，皇帝权力结构中的“宰相”身份呈现为“亲尊合一”的特质，与汉代多数时段内“内朝—外朝”二元结构下的“亲尊分立”截然有别。这一新制的出现也早于汉魏禅代，在建安时代的许都献帝朝廷已经有充分实践。其首任尚书令荀彧在十余年任内一直保有侍中身份，“常居中持重”，且与荀悦、孔融等士人精英“侍讲禁中，旦夕谈论”。
其中固然有居于邺城霸府的曹操控制献帝内廷的政治需要，但也显见清流人士更新皇帝权力结构的企图。后者方是汉魏禅代完成后“侍中尚书”之制能够继续发扬光大的原动力。
以上二例皆为献帝朝廷与曹魏朝廷历史连续性的典型表现。因此，如果不是将“汉魏革命”理解为单纯的王权更替，而是视为儒学意识形态主导下皇帝权力结构的更新与再造，那么这一进程应在献帝即位之后就已经开始启动了。
建安十年（205）后荀彧主导下《献帝起居注》的创制和撰述，既是这一进程的组成部分，又书写了这一进程，倾注了清流士人这一新兴精英群体关于皇帝权力结构的理念与期待。若不惜曲解“史诗”一词的原意，以之称呼处于上升阶段的历史主体所从事的“历史书写”，《献帝起居注》可以说又具备了“史诗”性的一面。在研究汉魏之际的历史演进时，是值得重视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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