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2：带展找我！！！
广3：为了我不被五斗米收买，文章最后的书有兴趣就尽情下单吧，扫码进店后所有书都可以买。
广4:本人所有图片均为华为P60Pro拍摄，厂商爸爸们，你们懂的。
今天又收到文博界老前辈对我的鼓励，认为我对陈列的重视是正确的，心中乐开花。
显摆完毕。
过去一年特别大的感触是现在文物的展出频率远高于过去。许多专程去看的文物一年内竟然接二连三的见面。而且很多都是前后脚，比如去年4月在玉醞九州看到的玉器，11月在南京看到，这个月在武汉又看到。1月在长沙看到的高庙白陶3月就在武汉看见。1月特地托关系去湖南师范大学博物馆看的汨罗觥形器，2月就在太原正式公开展出。
好在没有哪个展览是白看的。心中时代和地域的拼图在一点点变得完整，也正因为大量的阅读和思考，很多原本以为很熟悉的东西又逐渐发现了新的内涵，和其他地域的器物逐渐联系在一起。
之前分析新干大洋洲青铜器群时已经看出即便是长江的商代青铜器，也有着复杂的成分。湖南，湖北，江西，中商，晚商，中原风格，本地改造风格，完全本地风格等。青铜器纹饰上吐露出的复杂格局远比我们以为的要复杂。
这次在山西青铜博物馆的特展《此湘有礼》让我有了许多新的体会。
神面纹是青铜器的核心。但神面纹本身也经历了典型早商，中商，晚商三次较大的风格转变。早商神面纹与石家河的玉神面关系紧密，中商神面线条变得细密，晚商三层花工艺出现，看似层次愈加丰富，但纹饰无论是精度和美感都不能和中商风格相提并论。
但无论早中晚还是南方北方的商代青铜器，都有一个核心点值得注意，就是鸟纹才是最基本的元素，比如所有神面纹只要仔细观察，都是两只回首的凤鸟拼成一个神面的构图。
我们用李家嘴M2最早的青铜尊作为例子。
湖南的商代青铜器虽然风格独特，但总体也没能跳出这个框架，这就说明当年的工匠无疑是知道自己设计的神面纹需要怎样的构图。就像今天的手机都做成一个样，背后代表了一个时代的共同精神内核。
出门在外没时间描线图，具体可以翻看我讲汨罗觥形器那篇文章。但核心要素就是，当你看一个青铜器，只要它神面纹和鸟纹组成共用形，那它们就有着共同的精神基础。
反之，如果看不到鸟纹，那就是不同文化圈的产物，这类东西也往往较为怪异。
说回展览本身，展览当然是有优点的，比如四马铜簋在湖南一直都放在边柜，我只能看到一个角度，这次有独立柜仔细观察后发现在湖南其实一直都放反了。
簋身有一神面纹，神面对着人的一侧才是正面，而湖南一直把两匹马的一面面向观众，并且由于湖南展柜陈旧，灯下黑，所以细节全都看不见。
展览中的三层花工艺青铜器如果仔细观察，细节大都较为粗糙，与殷墟有较大区别，应为本地铸造。
然后是以二里岗风格为基础本地化的青铜器，没有三层花，但鸟纹作为云雷纹的前身成为纹饰的组成部分。这也是一般意义上的长江风格青铜器。
还有一些本地化更加深入的器形
铜铙的情况有些复杂，因为铜铙的覆盖范围实在太黄，很难定义为某一区域的产品，但纹饰可以看出一些特点。
以云纹为主纹的铙大多制作粗糙，以浮雕神面纹为主纹的大铙一般制作精良，虽然两者如果分解纹饰都是不同风格的鸟纹作为最基础的单元。较难判断时代早晚，但产地有区别应该是没问题的。
不知大家有没注意过，虽说西周制礼作乐是常识，但迄今为止大型青铜乐器的产地很可能主要在南方，目前考古最早的编钟是湖北随州叶家山M111出土4钟1铙（晋侯稣钟的编钟也大多是同类风格，属于战利品），铜镈最早一例是新干大洋洲一般认为属于殷墟二期。铜铙南北方差异巨大，小型铜铙最早见于妇好墓。大型铜铙从纹饰分析也不见得年代更晚，加之湖北一直有出乐器的传统，长江流域对于青铜乐器的贡献可能还是被低估了。
从展览选取的文物来看，策展人肯定也有所考虑，只是囿于证据不够充分没有明说。但展名《此湘有礼》中的“礼”，大概率不是只为了应景过年期间开展，而是背后有一个更大的画面，即长江流域对于中国礼乐制度形成所做的贡献。
总体而言，商代湖南的青铜器与中原属于并行的两大系统，互有渗透，但风格大体保持了各自的特色（个人认为南方对北方影响更大），至商末周初时，也许由于商移民向南跑，典型商代风格的青铜器开始在湖南出现，但如若仔细观察，这些铜器在湖南本地至少非中原制造的可能性更大。
西周到春秋早期，湖南青铜器有两种风格，一种受晚商和西周的纹饰影响。
还有一种是在南方青铜器的基础上进一步本地化的
春秋中晚期以后，基本上湖南就被楚系青铜器同质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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