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1月28日，第一次淞沪抗战爆发，距今整整九十年了。
年轻时期，我意气风发，想在电影文学上有所作为。记得改革开放后不久，国内引进了前苏联长达8个小时的故事片《解放》。那个电影让我吃惊，因为是第一次看到战争电影居然可以这样拍，像纪录电影，又有艺术塑造的人物。
我想模仿。但写中国的抗日战争，还不敢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的八年抗战，因为那个时候可不能把电影写得那么残酷，那么真实。英雄人物面对敌人只会仇恨，蔑视，不会惊慌，犹豫，不会到迫不得已的时候才与敌人拼命。那时只能以地道战、地雷战那样的范式去写抗战题材的电影剧本。
那时听说了好像国民党虽然“积极反共，消极抗战”，但毕竟也有过抗战，比如有过“台儿庄战役”。于是想从国民党的抗战历史中去寻找故事，看看能不能像苏联电影《解放》那样去描写战争，去塑造在真实战争环境中的真实人物。
通过“内线”关系，在原杭州大学图书馆的“内部书库”中读到了1933年的《读书杂志》，里面有纪念“一·二八”淞沪抗战一周年的专栏，有华振中撰写的“十九路军抗日血战史”。
我惊讶了。第一次看到国民党居然也会那样抗战！那样惨烈！
我开始写了。现在看起来，少年创作的冲动固然可嘉，但难掩笔触之青涩。惟可宽慰的是全篇的构思基本偏离了那个时期国内抗战电影的模式了。因为，写国民党抗战，可以写他们怕死，可以写战争的残酷，不受“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的拘束。
那一年，是198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五十周年。
我用铅笔写了将近一年，花费了厚厚一叠的方格稿纸。1983年的某一天向长春电影制片厂主办的《电影艺术》杂志投稿。
很快，被退稿了。
但从那时起，我对国民党抗战的历史有了兴趣。而且，正是这些兴趣，是我在二十世纪初申请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直接原因。
九十年了！
本计划去参观淞沪抗战纪念馆以后再写祭奠文章。但今年年初，因为忙于别的课题，耽误了去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参观的最佳时机，以后因为新冠疫情，至今没有机会去看一看。
迟到的祭奠，但仍然是九十周年的祭奠。
在“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网络主页的“血沃淞沪—淞沪战役主题展”页面上，各种神态的人物雕塑赫然映入眼帘——人们在呼喊，发出最后的吼声！
——惊慌的淞沪无辜民众，在无助的哀嚎中，期盼同胞的营救！
——振臂高呼的爱国青年，在高亢的呐喊中，呼唤全民团结，共同抵御外辱！
——神情刚毅的中国铁血军人，握紧了手中的钢枪，坚守在阵地上，眼中闪烁着忿恨和决死的无畏！
他们的面庞轮廓分明，线条粗犷，雕塑艺术的鬼斧神工，赋予了冰冷的泥土永恒的、血脉偾张的生命！
九十年了！
淞沪抗战中有太多的人值得我们回忆、祭奠。今天，我们不讲蒋光鼐、蔡廷锴、张治中、戴戟、翁照垣、宋希濂等等那些以清晰明亮的画像悬挂于殿堂上供人瞻仰的高中级军事指挥官，而是将目光聚焦在中下级军官和默默无闻的普通士兵身上，因为他们就是那些冰冷雕塑无形的热血、奔腾的心脏和永生的灵魂，尤其是那些九十年前就已经血洒淞沪战场，成为民族亡魂的铁血烈士！
请记住他们！
在今天这个电子游戏、玄幻武侠、明星综艺充斥青少年生活和精神世界的时代，在灯红酒绿的奢靡之风盛行的时代，在当年的淞沪战场已经成为高楼林立，繁花似锦的国际都市，成为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科技创新中心的时代，特别需要年轻人记住那些在我们这个民族最孱弱最黑暗最危险的时刻能挺起民族脊梁的铁血英魂。
上篇
一、张君嵩
2020年，大陆著名导演管虎执导的故事片《八佰》以31.1亿的票房斩获当年中国电影票房榜冠军，同时也是2020年全球电影票房冠军。这部电影让广大中国观众，尤其是电影消费主力群体18——35周岁的年轻人，通过银幕认识了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中的杰出的抗日英雄，国军八十八师二六二旅五二四团中校团长谢晋元。
这不是杜撰出来的人物。
“八一三”淞沪抗战的“四行仓库保卫战”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英美等国驻沪外交官员、媒体以及上海百姓耳闻目睹了为掩护中国军队主力西撤，又向世界舆论证明中国军队并没有放弃上海的国军八十八师一部坚守四行仓库，誓死抗击日军的壮烈事迹。人们认识了率领这部分国军的长官谢晋元。谢晋元和他的八佰壮士从“四行保卫战”到公共租界的“孤军营”，始终精忠卫国，深受人们的敬仰。甚至，毛泽东在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论新阶段》报告中将“八百壮士”与“平型关”“台儿庄”并列为“英勇抗战、为国捐躯的民族革命典型”。蒋中正则夸赞谢晋元和他的八佰壮士“精忠贯日”。谢晋元不幸遇害后，蒋中正通电褒奖，追赐他陆军少将军衔。
但很少有人知道，尤其是今天的年轻人几乎没有人知道，在“八一三淞沪抗战”五年之前的“一二八淞沪抗战”，也有一位抗日英雄，一位和谢晋元一样的团长，而且是一位曾经和谢晋元一起在十九路军七十八师服役的中层军官，他就是十九路军七十八师一五六旅第六团团长张君嵩。不过，张君嵩远没有谢晋元那样出名，甚至当时没有人把他当作配得上在大小媒体宣传的“抗日英雄”。
原因很简单。
因为，张君嵩没有在抗战中为国捐躯；而谢晋元在打了震惊中外的“四行保卫战”，进入公共租界，被困于“孤军营”里，仍拒绝汪伪政府的劝降，坚守中华军人节操，弘扬民族气节，不幸死于汉奸叛徒之手，以气壮山河的牺牲留名青史。
而且，谢晋元带领“八佰”壮士死守四行仓库，成为了“八一三淞沪抗战”谢幕前中外舆论持续关注的焦点；相比之下，张君嵩则是在“一二八”大战爆发那刹那间闪亮的火花，随着战事迅速扩大而很快被遮蔽于浓烟之中。
但在我看来，张君嵩作为一个十九路军的一个团长，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中所起的作用应该被充分肯定的，他英勇善战的表现，近乎完美，是绝对配得上“抗日英雄”的赞誉。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为转移国际联盟对东北局势的关注，不断在中国的汉口、天津、青岛、福州、上海等地寻衅，一方面加紧在东北建立“满洲国”，一方面扩大在中国军事渗透和经济侵略。1932年初，日本政府展开了由海军为急先锋的，扩大在上海军事力量的一系列行动，以直接压制上海的抗日运动和扩大对上海地区军事侵略。他们派遣了数千名海军陆战队，支援在上海的日本商人、游民和被武装起来的日本浪人，对上海和周边地区的中国民族工商业和百姓生活造成极大的威胁。
当时的中国内部政治极不稳定。蒋介石一方面组织力量围剿江西红军，一方面又因为与胡汉民的“约法之争”而伺机扣押胡汉民于南京，引发国民党粤、宁两派对立。“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内不得不呼吁“共赴国难”。蒋介石为了迅速实现与国民党广东派势力的“统一”，选择受蒋氏信任又在粤系势力中有一定地位的陈铭枢作为宁、粤之间的调和中介，特意调陈铭枢的老部下蒋光鼐指挥的粤军主力十九路军赴沪宁线布防，以增强宁汉双方的相互信任。就这样，1931年11月，在江西围剿红军，并在兴国高兴圩遭红军彭德怀部重创的十九路军被蒋介石调遣至宁沪一线布防。当时，十九路军六十师驻防于京沪铁路沿线的丹阳、常州、无锡、苏州地区；第六十一师驻守南京至镇江一线；七十八师分驻于上海、吴淞、昆山及嘉定一线。
上海市区中心地带的闸北是与公共租界虹口地区毗邻的华界，附近驻扎有日本驻沪海军陆战队指挥部，这个地段，中国军人与日本军人隔街对峙，彼此都用自己闪烁着寒光的刺刀枪，守卫自己的防区。在十九路军到达之前，闸口一带由财政部税警总团负责警戒。
随着上海地区中日摩擦加剧，上海市民抗日情绪高涨，中日之间爆发战事已难以避免。为了加强防备，十九路军指挥层在获得南京中央政府同意后，密令七十八师翁照垣部在吴淞和闸北一线布防。1932年初，十九路军七十八师一五六旅第六团接替了税警总团在闸北的防务，于是，身为团长的张君嵩随着承担闸北抗日最前线防务的重任而渐渐进入人们的视线之中。最终，张君嵩在“一二八”事变爆发阶段，不负众望，率部夺取抗击日军对中国守军第一阶段进攻的圆满胜利。这也是我在缅怀“一二八”抗战英雄中，将张君嵩和在五年后的“八一三”淞沪抗战的“四行保卫战”中一战成名的谢晋元相提并论的缘故。
张君嵩成名于“一二八”的开端，而谢晋元则在“八一三”的末尾扬名千秋。
日本侵略者在上海发动战争是经过精心准备的。其特务机关蓄意挑唆中日企业和平民之间的冲突，借此要求日军保护日侨利益，对上海政府施加压力。尽管中国上海当局一再退让，日本方面仍步步紧逼。1932年1月26日，日方向上海当局发出“哀的美敦书”。上海市政府为避免战端，对日方做出让他们认为“圆满的答复”，但急于挑起战端的日本第一遣外舰队司令盐泽幸一仍于1月28日再次发出以护侨为名的通牒，限令十九路军立即推出闸北，让日军进驻！
一场蓄谋已久的战争已不可避免！这不取决于中国人能否退让，而是取决于日本政府和军方按什么样的时间表推行其在东北建立“满洲国”，进而全面蚕食中国的战略谋划！
而恰恰日军驻上海地区最高军事长官的盐泽幸一是一个急于证明日本海军与日本陆军相比同样无所不能的野心勃勃的家伙，他甚至在“一二八”开战前，信誓旦旦地说：四小时解决问题！
盐泽的“豪言”不是没有一点依据的。
当时，日本关东军在沈阳策动“九一八事件”后，仅数日即占领奉天、长春，不到两个月即控制哈尔滨等东北主要城市，并于次年即1932年初攻占东北重镇锦州。最让日本关东军得意并使中国军人蒙羞的是，“九一八”当天，300名日本关东军竟将东北军驻地北大营8000名东北军官兵打得溃不成军！
盐泽的使命并不算太大，把以闸北为中心的上海的事搞定就算完成阶段性目标，所以，凭日军在上海吴淞口外的航空母舰舰队，凭2000余名装备精良的海军陆战队，凭在上海被武装起来的日本浪人的支持，凭日军对面那些武器落后，身穿不整洁的中国式对胸棉衣，有点邋遢的中国式军裤，穿着广东式草鞋，背带斗笠，在寒风中蜷缩颤抖的身材矮小黑瘦，看上去只有十四五岁的广东人为主的中国军人，就这些，复制一个上海版的300日军大破8000东北军北大营的故事决不是痴人说梦。
最关键的是，无论他盐泽幸一本人还是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村井苍松向上海市政府提出得寸进尺的要求，中国人都能在经过一番痛苦的挣扎后“圆满”地接受了，这样的对手怎么能轻易放过？
但战争爆发后的事实证明盐泽幸一的设想是错误的，而最大的错误就在于他不了解他的对手。
盐泽幸一不了解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戴戟这些十九路军的领导人。因为这些将领和当时国民政府南京当局不同，他们对日本步步紧逼的态度就是坚决抵抗！他们不仅秘密地在军事部署上做了必要的准备，还电告十九路军全体将士，表达了慷慨激昂的爱国热情，动员全军将士坚决抵抗日军的侵略。蔡廷锴在张静江、王晓籁、杜月笙等上海工商界名流劝阻十九路军避免与日军对抗时，直接回怼说，上海是中国领土，十九路军守土有责，有权驻兵上海，万一日军来犯，我军一定迎头痛击！
盐泽幸一不了解十九路军。对日本入侵中国东北，十九路军官兵早已群情激奋。十九路军还在江西“剿匪”时，被“九一八”事件所震惊，纷纷提出“团结一致，打倒日本”的口号。部队从江西调至京沪线驻防后，每日的操练，每次的集会，长官的每一次训话，官兵们都会高呼“团结一致，打倒日本”的口号。“这个口号渐渐地成为我们一切愿望的中心，渐渐地成为我们唯一的使命。”（翁照垣语）
盐泽幸一更不了解他的海军陆战队在“一二八”事发之后面对中国军人的第一个对手：十九路军七十八师一五六旅第六团团长张君嵩。
1901年，张君嵩出生于广东合浦（现为广西北海）一个渔民之家。少年时读过私塾，当过乡村教师，后因土豪所逼，逃至阳江，从戎于粤军第一师。1924年考入黄埔一期，毕业后在蔡廷锴麾下任职，历任连长、营长，团长。十九路军接受上海防务后，他作为驻防闸北、吴淞一线的一五六旅翁照垣旅长的得力部下，带领他的第六团官兵，进驻闸北城区。
“一二八”事件爆发前五天，张君嵩参加了蒋光鼐、蔡廷锴、戴戟召开的十九路军团级军官以上的会议。会上，长官们做了战前的紧急动员。蔡廷锴军长特别强调，面对日寇步步紧逼的挑衅，我们下决心去死，现在考虑的是如何去死。戴戟提出要做好与倭寇决一死战的决心。蒋光鼐总指挥指出，十九路军虽然在物资方面远不如敌，但只要精诚团结，就能打开一条必胜之路。会上拟定了应对措施。会后即向全军下达密令，其中特别加强闸北地区的驻军防守力量，将铁道炮队和北站宪兵营划归张君嵩指挥。
日军不断加强在沪的海军陆战队，接受准军事武装的浪人寻衅滋事越来越变本加厉，闸北地区大战气氛越来越浓密。张君嵩根据军部的命令，加紧构建防区内的防御工事。当时，闸北地区张君嵩团的警戒哨位离日军的警戒线最近的只有二百来米，日军营房的背后与张君嵩团的训练操场相毗邻，因此，张团要做好战斗准备，就要在与日军警戒点连接的北四川路、天通庵路、横滨路、虬江路、宝兴路、广肇路、青云路都要布置铁丝网，鹿寨木马等障碍物，还要堆垒沙包，设置隐蔽体等，由于缺乏工事所需物资，张君嵩希望上级向上海市政府要钱购买材料，但上海市政府一味推脱。幸好，翁照垣旅长出面向市商会和广东商会借了一些钱才勉强解决了临时工事的构建任务。张君嵩当时就对上级表示，有了这些工事，我们就和日寇在这里拼命！得知这一情况后的十九路军政治领袖陈铭枢也兴奋地说，敌人敢来进犯，谅不至如沈阳那样容易吧！
时间一分一秒走向“一·二八”爆发的那一刻。
在“一二八”事变爆发前，十九路军指挥层以及上海政府当局依据所掌握的日海军已下令“加贺”号航母、“凤翔”级巡洋舰三艘及驱逐舰队向上海进发的命令，日军从1月20日以来从汇山码头陆续有千余名海军陆战队下船进入虹口驻地，并卸下大量军械弹药和军用物资等情况判断，日军近期动武的可能性极大，为此，十九路军秘密下令：一旦遇日军攻击，我军应采取原地抵抗！并提出动员理由：东北军采取不抵抗策略已铸成大错，纵容了日军的骄横，甚至造成国际社会对中国军人的蔑视，中国军人的价值几乎丧失殆尽，这样的错误绝不能在十九路军中再犯！
面对日军咄咄逼人的态势，身处最前线的张君嵩为尽军人守土职责，做紧急部署，以枕戈待旦：六团一营附步兵炮一排，布置于虬江路、广东路、西宝兴路各路口；第二营附步兵炮一排，负责横滨路、天通庵路、江湾路、青云路各路口警戒；第三营派兵一连协同驻北站之宪兵第一团之一连及铁道炮队，防守北站，其余三连集结于太阳庙路嘉群会馆，作为预备队。
然而，即使十九路军下定了决心，做好了准备，却难以抗拒来自本国当局的阻挠：1月27日，南京当局何应钦、朱培德以避免冲突为由，紧急电令蔡廷锴将十九路军闸北防务移交宪兵六团。
蔡廷锴无奈，同意将闸北防务移交宪兵六团，但同时命令一五六旅，在宪兵六团接收防务前，务必加强警戒，严守阵地，如日军胆敢进犯，坚决迎头痛击。
当调防的命令传达到张君嵩时，他给旅长翁照垣的电话中仅仅确认了这个命令就没有再言语。而翁照垣却从这个似乎不善言辞的部下的语气中感觉到了他心中的不满。翁照垣揣测如果张君嵩这时得到的是一个进攻的命令，一定会大笑的。的确，这个揣测很快得到了验证。
按何应钦、朱培德的命令，十九路军应该在1月28日下午六时前将闸北防务移交宪兵六团。但直到28日上午，仓促接命的宪兵六团仅一个营到达真茹。张君嵩感觉当晚坚守原防线十分重要，便对前来接防的宪兵六团说，你们到现在仅到位一个营，那么长的防线，怎么能接得上？这样的接防不等于撤防吗？敌人这个时候来个突然袭击，后果不堪设想。我们认为，必须等你们的部队全部到位后才交接。于是，宪兵六团和十九路军一五六旅六团商定次日正式移交防务。
当夜九时许，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因为迫切需要了解一线部队换防和备战情况，直接电话打到张君嵩的指挥所了解情况。张君嵩根据前哨的情报，日军已经有集结的动作，虹口一带的日本商民开始撤离，预感日军随时会发动进攻，便向军长报告说宪兵尚未接防，同时强调日租界虹口等地商民行动异常，日军如果今晚对向我防区进攻，请示如何处置。蔡廷锴表示，如果宪兵未接防，就继续固守原防线，若敌军向我挑衅，我军为自卫，坚决迎头痛击。张君嵩表示遵命。
这一晚，张君嵩对日军的行动的预判是准确的。应该说，作为十九路军驻闸北与日军直接对垒的前线指挥官，张君嵩的内心一定是既紧张又兴奋的：面临“九一八”以来日军将要在上海挑起一场规模不会小的战争，处于被动应战的前线指挥官内心不会没有波澜：仗会打成什么样，敌人到底有多大能耐，会出现什么意料之外的情况，他张君嵩作为前线指挥官必须去面对。
但张君嵩也是兴奋的。
“一·二八”当晚的十一时二十分钟左右，张君嵩将自己恢复闸北警戒区域的兵力部署，并已命令各营进入战斗准备的情况向旅长翁照垣做了报告，同时还报告，发现四川北路一带的日军开始集结了。
翁照垣对张君嵩说：“好好地准备吧，机会快来了。”
张君嵩答道：“哈哈，机会快来了！”
翁照垣知道自己这位得力部下的内心，他知道张君嵩内心是高兴的，甚至只怕日军不肯先开启战端。因为处于日军嚣张气焰威慑之下的十九路军驻闸北与日军直接对垒的第一线部队指挥官，此时最想告诉日本人的是：你们面对的可不是东北军，是深受爱国主义教育的十九路军！
1932年1月28日晚十一时左右，盐泽幸一对闸北动手了！
盐泽幸一坚信自己在将要挑起的战争能轻松获胜！他和他的手下在挑起战端的那一刻，还搞了一出颇有点日式庄重气氛的“出征仪式。”
据当时被邀请参加日军“出征”仪式的上海“泰晤士报”记者刊文描述，日军发起进攻之前，在日租界内的部分日本侨民曾特意到日驻沪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周围去为其“出征”的官兵欢呼送行。当晚十一时许，日军在租界地内一操场集结。装满日海军陆战队士兵的卡车从多处驶进集结广场，然后抬着轻重机枪的士兵、头戴钢盔手持刺刀枪的士兵以及身上挂满手榴弹的士兵在军官的高声的口令下整齐列队。一高级军官站立于高处，对整装待发的士兵们训话，然后是日本的摄影师拍照，紧接着停泊在黄浦江上日舰的水兵支援队伍进场，各队日兵在军官尖利的号令下操起刺刀枪列队，一阵军靴踢踏的声音后，几个军官默默地看着手表计时——忽然，一黑暗处灯光大亮，灯光下一辆日本装甲车赫然出现，车两侧站着日军士兵，这显然是“出征”仪式的“压轴戏”！紧跟着，日军们登上汽车，在装甲车的带领下，开出操场的大门，在路边日侨民的欢呼声中，开赴指定地点。
当晚11时30分左右，日军按预先设定的线路，以300名左右由海军陆战队和预备役武装浪人向一个目标进攻的配备，在夜色掩护下，悄悄向闸北宝山路、虬江路、广东路、宝兴路、横滨路、青云路、天通庵路等路口的中国守军哨位摸去！
日军根据事先的计划，在接近中国守军哨位时，先不暴露，静静地埋伏于黑暗处，等待各个路口的进攻日军均到达指定位置后，在同一时间里向各个目标的中国守军进攻。
的确，就在这一时刻，1932年1月28日夜晚11时30分许，盐泽幸一的狂言几乎得逞了！因为就在日军海军陆战队在胳膊上系着白布条作为夜战敌我识别标志，在那些驾轻就熟的浪人引路下，摸索着迅速接近闸北中国守军各个哨位时，虽然十九路军张君嵩团与宪兵六团的防务交接延至次日，但毕竟是两个不同隶属部门的军队处于交接防务时期，部分警戒哨位因为等待与宪兵交接而放松了警惕！
由于日军为控制从闸北到吴淞一线的道路运输而最先占领的天通庵路车站离十九路军哨位最近，于是，按日军自己的记载，大约在当晚11时57分左右，为答复华兵的查问，日军就在天通庵路车站向不远处的十九路军和上海警察大队警戒线打响“一二八”事变的第一枪！
枪声打响后，埋伏在各个进攻目标附近的日军突然跃起，吼叫着向十九路军、警察部队和宪兵哨位进攻！
日军向闸北十九路军把守的路口和闸北火车站进攻时，十九路军尽管前线指挥官有所准备，但分布各个路口警戒哨位的部队以及宪兵、警察缺乏足够的应战心理和战斗准备，部分官兵没有及时进入阵地，迎战仍显仓促。因此，当日军突然进攻中国军队的警戒哨位时，最靠近日军警戒线的中国警察纷纷在日海军陆战队和浪人的枪击、刀刺下倒毙！
一些路口的中国守军被悄悄摸来的日军突然的机枪扫射和手榴弹爆炸打得措手不及！
3000名海军陆战队，3000余名准武装部队的浪人，在充分准备下向十九路军张君嵩部及上海公安警察大队、宪兵连，合在一起总共1700余人且十九路军部分兵力正准备移交阵地的中国守军发起进攻！当时的情况下，日军实现在数小时内一举拿下闸北，“清除”上海市中心区域的中国守军的狂妄计划是完全有可能的！
也就因为此，我们必须记住张君嵩！
被推上中国历史重大事件的风口浪尖的张君嵩没有慌乱！他立即向翁照垣旅长报告。他在电话中即兴奋又紧张地对旅长翁照垣喊叫道：“日军已开始向我们攻击了！他们由虬江路、广东路、宝山路、横滨路、天通庵路、青云路等处，用铁甲车掩护，向我们这边冲过来！”
翁照垣的答复很明确：“打吧，不许退走，守住原阵线！”
十九路军毕竟是长期接受过军人职责教育和抗日动员的具有相当素质的队伍，当日军同时在几个路口突然嚎叫着向十九路军扫射、投弹时，许多官兵不顾危险，迅速进入简易的道路工事，坚决抵抗！
进入阵地的十九路军、警察和宪兵向紧跟而来的日军开火！
日军和武装起来的浪人或跟着装甲车，或骑着配备机枪的电单车向十九路军的街口阵地疯狂冲锋。
一拨又一拨的中国警察、宪兵和十九路军战士在日军的火力下倒在了街道上！
十九路军官兵沉着应战，用手中的枪回击猖狂的敌人。即使日兵冲到阵地面前咫尺之距，也绝不后退！即使一些阵地只剩下一兵一卒，也不后退！用手榴弹、用子弹、用刺刀让日兵们为轻狂付出代价！
一些路口因为守军力量薄弱，被日军攻占。形势一度十分严峻。
张君嵩立即调预备队紧急支援！他知道这时候必须不计代价地顶住敌人的进攻，一定要把对方的气焰打下去！把敌人利用黑夜掩护实施的偷袭打下去！否则东北军北大营的崩溃就会在上海重演！
以十九路军张君嵩部为核心的中国守军经过顽强抵抗，很快击退了日军的第一次冲锋！
1月29日凌晨，日军增援部队1700余人赶到，迅速在步兵炮和装甲车的掩护下，向十九路军阵地发起第二次冲锋！
日军的第二次冲锋比第一次的突袭对华军的威胁更大，因为他们充分利用建筑物的制高点架设机枪阵地，利用装甲车和步兵炮施展火力，士兵和浪人不断向华军阵地投掷手榴弹，给中国守军阵地造成很大破坏。
各个路口的十九路军官兵用完全处于弱势的机枪、步枪、手榴弹、刺刀迎战。
接连不断的爆炸，中国守军士兵在阵地前和冲上来的日兵同归于尽！
到处爆发的吼叫，日语和汉语的叫骂混杂在一起，中国守军官兵和日军拼刺、肉搏！
一些路口的中国守军打退了敌军，由于没有及时追击，日军又卷土重来，而且尾随混乱的难民向我军阵地进攻，乘机攻占得手。
十九路军迅速组织反击。有些阵地几番易手！
日军的装甲车横冲直撞！机枪火力对中国守军造成严重伤亡！
倒伏在路边的十九路军伤员在日军装甲车开到身边时，奋力将手榴弹投至装甲车底部，将装甲车炸毁！
战斗中，十九路军付出巨大的牺牲：六团第一营营副陆彬及机关枪连连长阵亡。一些路口的守军全部牺牲！六团不得不付出更大的代价夺回阵地；横滨路、青云路各路口工事被敌装甲车冲垮，十九路军及警察大队伤亡惨重。
当双方处于胶着状态时，六团二营营长吴康镒带领部分官兵和警察放弃工事，登上横滨路医院等高层建筑，利用制高点，待日军接近地面工事时，突然用机枪、手榴弹，铺天盖地猛烈打击，一举毙伤日兵百余人，迫使日军败退。
经过两个小时的战斗，日军的第二次进攻被击退。日军付出沉重的代价：被毙伤100余名，击毁装甲车5辆。
29日上午8时左右，正当闸北战况十分激烈时，蔡廷锴再一次打电话至张君嵩询问情况。张君嵩报告说，我部昨晚投入战斗以来已伤亡六百余名官兵，希望得到支援。蔡廷锴军长问张君嵩手下有多少人，张君嵩回答包括宪兵和警察部队有一千七百余人。蔡廷锴命令道，你团尚有千人，最低限度也要守住三天后方可换防。张君嵩表示坚决服从。随后，张君嵩向一五六旅旅长翁照垣报告了战况。翁旅长根据战前蔡廷锴等长官指示闸北地区我军力量偏弱应注意及时增补的预案，立即调一五六旅第五团丁荣光部增援闸北。第五团抽一营直接归张君嵩指挥，其余两营接替自宝兴路、天通庵路、青云路至八字桥一线的防务。至此，闸北防务开始由张君嵩和丁荣光两团官兵共同承担。
张君嵩之所以应该被历史所铭记，最重要的理由就是因为他在“一二八”事变爆发时，处变不惊，一面请示上级，一面组织防御，顶住了日军挑起事端后的疯狂进攻。
张君嵩指挥他的六团以及警察大队、宪兵连对日军初战告捷的意义在于：首先是粉碎了盐泽幸一“四小时解决闸北（上海）事端”的狂言。日军在“一·二八”当晚出发前，军官曾有对士兵们如果没有遇到华兵的阻挠就尽量不要开枪的训示，这说明日军认为自己占领闸北的天通庵车站和火车北站这些目标具有碾压式的优势，可能会比关东军攻占沈阳北大营更轻松，只需要一个突然袭击就可以将中国守军统统缴械。但他们不仅没有得逞，反而在经过数小时的激战后，在张君嵩所辖的十九路军一五六旅第六团和宪兵连以及准军事部队上海警察大队、上海义勇军面前败下阵来，这是给当时已经傲慢到目中无人的日本海军的颜面重重的一击！这迎头一击，让日军意识到眼前的十九路军不是缺乏统一抵抗意志的东北军，中国人不完全是一盘散沙，至少有那么一些中国人是不可轻视的。
其次是提升了中国军人的士气。“九一八”以后，东北仅黑龙江马占山部对日军做了具有历史意义和军事意义上的一定规模的抵抗，当时对全国抗日情绪有很大的鼓舞，就连刚从江西“剿匪”失败后移至沪宁一带驻防的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也执意要组建志愿军北上抗日。但从一些舆情看，很多民众对日本的国家实力和军队的武器装备乃至精神上的强悍，还是颇有畏惧和忧虑的。“一二八”事变爆发后，张君嵩率部抵挡住了日军精心准备的夜间突袭，随后又挫败了拥有人数和火力优势的日军的疯狂进攻，这样的对敌迎击，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给全国军民尤其是上海市民的抗日激情以极大鼓舞。
再次，为十九路军调动主力做周密的布防争取了时间。
正是因为张君嵩部“一·二八”初战告捷，引起日军的震动。在日军组织的第三次进攻中，不仅继续用步兵炮、装甲车向十九路军为主的中国守军阵地轰击，还动用航母上的飞机对闸北中国守军阵地投弹轰炸。在民宅鳞次栉比的闸北投弹和炮击，最遭殃的是百姓的房屋。民房引燃的大火，对坚守路口工事的十九路军官兵也是极大的考验。处于浓烟烈火包围之中的十九路军官兵受日军的炮火、装甲车的机枪火力压制，一度十分被动，牺牲较大。但十九路军官兵沉着应战，利用工事发扬火力反击，伺机对敌反冲锋，表现出巨大的勇气。几处阵地都经过双方的反复争夺。张君嵩部官兵继一营营副陆彬壮烈殉国后，又涌现出像一营二连的上等兵潘德章这样英勇无畏的士兵。他坚守的广东路口遭敌猛烈攻击。他用机枪向敌军扫射，毙伤几十名敌军。他的左臂受伤，仍坚持战斗，后头部受伤，他用脚自行包扎，继续坚持战斗。
在日军发起第三次进攻之前，十九路军一五六旅旅长翁照垣命第五团丁荣光部第一营赶到闸北归张君嵩指挥；丁荣光带领另两个营与张君嵩联手巩固闸北一线的防御。十九路军一五六旅六团张君嵩部和五团丁荣光部的官兵并肩作战，涌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许多士兵轻伤不下火线，坚持战斗。个别重伤士兵只要还能开枪，就坚持向敌人射击。五团不惧牺牲，将被敌军夺去的天通庵车站重新夺回。六团两名班长华中兴、钟国强带领各自的一班士兵从宝兴路反击日军，一直追到四川北路的日军司令部附近，搅得日军司令部震惊不已。最后两班士兵全部壮烈殉国。
日军因进攻受挫，加强了飞机对闸北中国守军阵地的轰炸。日军的意图是在摧毁我军阵地的同时，也摧毁中国的居民住宅、工厂、商店甚至文化设施，以最大限度地造成恐慌，打击中国民众的抗日信心。特别是对闸北地区的无差别轰炸，商务印书馆和东方图书馆几乎完全毁于战火，中国文化事业蒙受浩劫。
29日上午，日军在飞机轰炸的掩护下，向北站发起重点进攻。日军的轰炸一度将停在北站附近的中央铁路炮队炸伤，六团一营营部也被炸毁。驻守北站的宪兵抵挡不住日军千余人的猛烈进攻，开始溃退。张君嵩立即调自己的预备队第三营吴履逊部支援北站周围各路口。为争夺北站，张君嵩部官兵和宪兵们奋力抵抗，有的伤兵坚守阵地，誓死抗击。有的士兵用刺刀与日兵肉搏！
关键时刻，宪兵六团本准备来闸北接受防务的第三营从真茹赶到闸北，归张君嵩指挥。
事后据采访过宪兵六团三营营长李上珍的战地记者回忆说，李上珍的宪兵六团三营是1月27日到达上海北站，准备接替十九路军的闸北防务，以执行上峰要求的缓和紧张局势的任务。28日上午，李上珍拜访了张君嵩，双方商定次日正式换防，即比南京军政部规定的交接限时拖延一日。而就在当日晚上，“一·二八”事件爆发！当时，张君嵩打电话给李上珍，问李上珍这边的情况如何，对爆发的战斗有什么打算。本打算来缓和闸北中日对峙紧张局势的宪兵营长李上珍毕竟是中国铁血军人的一员，他回答张君嵩说：“敌人既然打了第一枪，我们就只能回敬第二枪。他们已冲到宝山路上，我们只能拼命，那还有什么好讲的！我坚决服从你的指挥，坚守阵地。”张君嵩在电话中激动地说：“那好极了！我们都是爱国军人，在敌人进攻面前，再也不要分十九路军和宪兵的界限，只有团结一致，狠狠地打，消灭敌人！”
宪兵六团三营李上珍部占领北站附近楼房建筑死守，打退了日军企图经宝山路向北站的进攻，巩固了北站右翼防线。
战斗至下午1时左右，由于日军向我军防线进攻六、七次，双方反复冲锋和反冲锋，日军死伤严重，不得不停止进攻。但敌机继续轰炸扫射，给我军和平民造成伤亡。下午4时许，十九路军六十师第一团第一营开到闸北，归张君嵩指挥。张君嵩即部署于宝兴路，天通庵路一线防御。
此战日军死伤200余名，不得不全线后退。许多浪人丢盔弃甲狼狈逃串。入夜后，日军仍在几个路口向十九路军偷袭，均被十九路军的猛烈火力打了回去。
由于十九路军的增援到位，日军不敢再冒进，全线退回了四川北路日租界区域。
领教了十九路军厉害的日军需要喘息，以等待本国海军陆战队主力的支援，借英美“调停”，答应参加由英美法出面主持的“和平会议”。至此，“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中日双方交手告一段落。
日军利用“和平会议”的喘息期，将大量海军主力舰队派赴上海支援，并调海军陆战队主力5000余名携大批重武器分两批秘密在黄浦江沿岸码头登陆。还调100架飞机参战。
十九路军队日军的企图了如指掌。但迫于上级的命令以及英美法主持的“国际调停”的形势，只得被动地等待。但为了应对更剧烈和残酷的战斗，十九路军也做了全面的重新部署，主力部队除继续担负原驻防任务外，抽出机动部队做好向上海作战前线支援的准备。其中由六十师邓志才旅接替七十八师一五六旅翁照垣部的闸北地区的防御；翁照垣部接手吴淞要塞的防御。张君嵩的六团留一个连带领上海义勇军继续留闸北，归邓旅指挥。其余部队因伤亡较大，退出正面战场，经短暂休整后，调至大场到真茹一线警戒。
从此，张君嵩在完成抵抗“一二八”爆发初期日军猖狂进犯的任务后，开始淡出“一二八”淞沪抗战的中心舞台。
在“一·二八”淞沪抗战收尾阶段的关键时刻，张君嵩带领他的弟兄们像一颗流星，再一次闪耀在淞沪战场的夜空中。
3月1日，日军的总攻打响。日军第九师团原田旅团集中精锐向中国守军右翼军十九路军主阵地江湾庙行一线进攻。佛晓时分，日军出动军机五十余架，大炮二百余门，向十九路军七十八师一五五旅坚守的杨家楼下至竹园墩一线阵地猛烈轰炸！一时炸弹炮弹如雨倾下，天崩地裂，整个阵地被爆炸的烟雾和砂石埋没，兵士骨肉与泥土同碎！随后，日军铁甲车和步兵蜂拥扑来。十九路军顽强抵抗，损失惨重。战至十二时左右，一五五旅伤亡已达十之六七，各团各营连都有全排全班伤亡，有些营连出现全部长官或伤或亡的情况，尽管仍在继续抵抗，但已出现全线动摇之势。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将真茹-大场一线警戒任务移交六十一师兄弟部队的一五六旅六团张君嵩部和五团丁荣光部作为强力支援及时加入战斗，划归一五五旅黄固旅长指挥。
张君嵩带领他的一营和二营，向孟家角推进。当时，敌军对该处的炮火轰击正在最烈之时，张君嵩团在推进中亦遭受不小的损失。同时右翼方向守军略有溃退，日军乘势渡至小河西岸，进占谈家宅、孟家角一部。这时张君嵩即命一营向孟家角北段前方，二营由孟家角南端前方一齐向杨家楼下方面增援反攻。同时，已经开到孟家角附近的一五六旅五团三营划归张君嵩指挥。张君嵩立即命令该营由孟家角正面，协同南北两侧的六团一营二营，向敌发起猛冲。随后张君嵩又得到迫击炮连的支援，在孟家角附近占领占地，向敌人轰击，掩护步兵冲锋。激战至下午二时左右，张团一营克复杨家楼下，二营克复孟家角一部，终于将日军打回至小河东岸。由于张团二营前进道路暴露在敌军猛烈炮火下，损失较大。为统一指挥，一五五旅的一团临时划归张君嵩指挥。
随后，五团丁荣光部也经鏖战，至下午四时，收复谈家宅阵地。这样，一五五旅原阵地重新收复，各阵地之间连成一线并得到加强。当时，张君嵩和丁荣光曾想一鼓作气继续反攻，收复早上丢失的夏家塘至广肇山庄一线阵地，但未得到一五五旅黄固旅长的同意。
此役，即十九路军一五五旅（含一五六旅张君嵩和丁荣光团）在与日军原田旅团的艰苦作战中，击毙了日军的联队长林崛大佐，也算是惨胜中的一大亮点。
这里要插一句的是，曾经有一部由哈尔滨出版社出版的《蔡廷锴传》，也在叙述“一·二八”事变中叙述了蔡廷锴与前线军官特别是张君嵩的联系。从该书“前言”看，其出版目的是：弘扬历史人物活动所贯穿的爱国主义精神；从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及其将领的关系中说明党的统一战线的正确性以及总结历史经验，坚持准确方向。并强调该书（丛书之一）的撰写特点是坚持一个“实”字，是对历史人物进行实事求是的叙述和评价，等等。但该书有一段叙述出现严重的史实错误：“2月29日，日军在白川的指挥下，再次向中国守军各线阵地发动进攻。在闸北的八字桥、天通庵等地，十九路军七十八师六团与日军展开激烈鏖战。------”接下去，该书用较大篇幅叙述了张君嵩在抵抗日军全线总攻时在闸北坚守阵地，组织敢死队与日军拼死作战，并得到了六十师的支援；张君嵩在困难时刻向军长请求支援，但蔡廷锴无兵可援，竟亲自带着军部人员前往正与日军肉搏的张君嵩部视察，并亲率部下参加与日军的肉搏，在蔡廷锴军长直接参战的鼓舞下，十九路军官兵们最后将日军打退，等等。这里有几点是应该澄清的：“一·二八”事变自二月三日起，即第一次英美法调停失败以后的第二阶段战斗开始时，十九路军已经将闸北八字桥一线的防务转交六十师一二0邓志才旅（附宪兵第六团）；七十八师一五六旅翁照垣部主力接替吴淞要塞防务。在第一阶段战斗中伤亡较大的七十八师一五六旅六团张君嵩部调大场至真茹一带的警戒。其第三营随翁照垣旅长开赴吴淞要塞。（第三营留一个连带令上海义勇军继续留守闸北，归邓旅指挥）张君嵩团主力以后再也没有返回闸北-八字桥一线阵地参加战斗。至于《蔡廷锴传》中关于蔡廷锴在中国守军将全面推至第二防御线时，赴闸北前线带领军部人员与张君嵩团一起，和日军展开肉搏战的描述更是未见史料佐证，有以评话、演义的文艺形式描绘历史之嫌。笔者以为应当尽所能还原历史，避免史学教育中以讹传讹。
3月1日晚，十九路军和第五军开始全线转移至第二道防线。张君嵩团随一五五旅向南翔转移。到嘉定归回建制后，成为全军预备队的一部分。不久，张君嵩团被蔡廷锴直接命令调至太仓，与太仓原守军一起，为全军殿后，阻止日军对十九路军及第五军的尾随攻击。
在太仓据守期间，张君嵩所部与日军发生数度激战。一次，日军一个大队突袭太仓守军阵地，被张君嵩部击退，留下八九具尸体。当时清理战场时，发现日军内衣均有求神保佑的刺绣画符。有人拍下了照片。数日后，国民政府京沪卫戍公署派员陪同英法驻华参赞、武官参观前线停战协议执行情况，遇日军枪击警告，随员带英法参赞、武官等人退入太仓防线。张君嵩向英法外交人员出示日军尸体照片。数日后，何应钦派员向京沪卫戍公署询问：据日本使馆说，驻守太仓的我军曾夜袭日军，俘走日兵十余名，现无论生死，务必交日武官领回。公署根据张君嵩提供的照片，据理驳斥我军夜袭的胡言，说明是日军向我袭击。最后，日武官无奈，只得同意领回日兵尸体了事。
为此，有人评价张君嵩是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中“开了好头，又结了好尾”。
“一·二八”淞沪抗战在中华民族抵御外侮的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根据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主页的阐述简言之，其意义有：
一、一·二八淞沪抗战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大大提高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
二、一·二八抗战使中日全面战争延迟了五年，为中国抗战赢得了时间；
三、一·二八抗战揭开了全面抗战的序幕。
那么，身为十九路军七十八师一五六团团长的张君嵩在“一·二八”抗战中有什么特别的作用呢？
借用十九路军七十八师师长区寿年在“一·二八”抗战后对人夸耀的说法：“'一·二八’战役是我第七十八师第六团打起来的，是张君嵩不肯交防打起来的，也是我区某不愿做亡国奴打起来的。如果当时照军政部和参谋本部电令行事，还有什么淞沪抗战呢？”
区寿年的这话有些贪功。从史实分析来看，日军于“一·二八”当晚发动偷袭，并不以十九路军与宪兵是否交防为前提，日本人一定会发动驱逐闸北乃至上海中国守军的军事行动。可以假设的是，一旦张君嵩与宪兵交防，日军也许会轻松夺取中国守军的警戒线，但只要中国守军有保疆守土的责任感和抗击日寇的决心，完全可以积极重新组织力量，掀起具有相当规模的淞沪抗战。
不过，区寿年的话里透露出一个要点，即张君嵩在一·二八抗战爆发时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与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等领导相比，七十八师师长区寿年对很多人来说是比较陌生的，甚至在社会影响力方面不及他的部下一五六旅旅长翁照垣。但区寿年有一层血脉关系可以拉近与我们这一代人的距离。
他有一个孙子，是2002年中国男足参加韩日世界杯时的主力门将，叫区楚良。
如前所述，张君嵩之所以没有像谢晋元那样被世人所铭记所颂扬，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在“一二八”爆发初期完成迎头痛击日军向闸北的猖狂进攻后，没有了更惊人的壮举和值得世人传颂的事迹。在次年的“福建事变”中，张君嵩被蔡廷锴委任为“人民革命军第一方面军”第五军第六师师长。在应对南京“中央军”围剿中，张君嵩曾带领部下击退卫立煌和刘戡部的进攻，掩护蔡廷锴的主力转移。十九路军接受南京中央政府改编后，张君嵩被送到陆军大学学习。全面抗战爆发后，张君嵩曾任暂编第二军第八师师长，率部参加过豫北会战、长沙会战等战役，也曾取得率部击退日军一个联队的战绩。
张君嵩的人生结局是暗淡的。
1947年，张君嵩任广东省第十清剿区中将司令。
1948年末，张君嵩借广东省保安司令部整顿所属保安部队的大环境，排挤打压国民党原粤军元老张发奎的亲信，保安第10 团团长陈一林，结果导致陈一林谋反，趁张君嵩前往保安第10团视察“点验”之际，先发制人，秘密动员他的得力亲信在张君嵩一行必经之路设伏，用轻重机枪火力对张君嵩一行突然袭击，张君嵩当场毙命。谋反后的陈一林宣布起义，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
张君嵩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刻就是率部打响“一二八”淞沪抗战第一枪，抵抗日军数次疯狂进攻，在付出相当牺牲的同时，毙伤日军数百，完成坚守闸北防御阵地的任务。
在“一二八”爆发九十周年的今天，当我们凝视那些泥塑线条粗犷的身躯时，可以感觉到那九十年前与日寇决死的铁血奔腾和气宇轩昂。张君嵩无愧于成为他们中的一员，无愧于成为那一场为争取民族独立和自由的战争中英勇搏杀的铁血英烈！他应该就是那在风雨中永不腐蚀的花岗岩雕塑，坚挺地屹立着，被世人所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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