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正安 || 且慢以为你是艺术家

衡正安书【唐】徐铉诗《立秋》（草书）

看到这个题目或许你以为我是想说：你的艺术技巧还没有达到一定的高度，所以你称不上艺术家；或者说你还没有够什么资历称不上艺术家；或者你还没有获什么奖，加入什么协会，拥有什么职务、职称，称不上艺术家等等。其实都不是，我是想说你怎么能成为一个真正中国文化意义上的艺术家。

要成为真正中国文化意义上的艺术家，除了在本专业具有相当的造诣外，还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要有深厚的人文修养；二是要有深沉的忧患意识。否则，你只能称为一般意义上的文艺工作者。

艺术家的称谓是由日语翻译而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没有这个词的，但从其蕴含的意义来看具有所谓的：立德、立功、立言的分量，因为“成名成家”在我们的文化人中不仅有其积极、成功的一面，更有相当的敬畏之感。近代以来，人们在西学东渐后，在东西方文化的对照下“艺术”更显中华文化最为独特的精神特性，在宗白华、方东美、徐复观、唐君毅、李泽厚等近现代文化大家的论述中，“艺术”已然成为中国文化的核心和灵魂，梁漱溟甚至认为：“中国的一切都是艺术的”。可见，艺术、艺术家在中国文化、中国人心目中的价值、意义和分量是不言而喻的。不过，在当下，艺术、艺术家并没有这样的崇高和伟大。

一般意义上的艺术家是指具有娴熟的艺术技巧、较高的审美能力，从事艺术创作并取得一定成就的艺术工作者。以这个标准来衡量艺术家，其实它就是一种职业、一种技艺，显然，如果以我们的传统文化作为参照的话，现代意义上的艺术家便缺少了一种厚度和神圣。

或许在我们当下的社会里，界定一个艺术家可以以技巧、审美、创作能力等为标准，但是，这个标准实在太低了，其属性也顶多是一名艺术工作者。如画家就是绘画创作工作者、音乐家就是音乐工作者、影视艺术家也就是一名演员、导演、编剧等等。但是要想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艺术家，成为中国文化价值体系认同下的艺术家，还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个是深厚的文化积淀，另一个是民族生存的“忧患意识”，如果没有这两点，我想你一定不配做一个中国文化意义上的艺术家。

衡正安临《好大王碑局部》（隶书）

要艺术家具备“深厚的人文修养”，是孕育了中国艺术的文化土壤、性质决定的，因为中国文化的产生给予“经验系统”，是在脚踏实地、学以致用的实践中逐步发展、演化而来，其分化出的各种艺术也深深地打上了“实践经验”的烙印，不具有“对象抽象性”的现代知识体系，这一点在传统文化的语境中是很难被察觉或不容易辨析清楚的。只有到了今天，在东西方文化的比较中这一个特性才更加地清楚起来，因为西方现代文化是古希腊给予的“理念系统”，正如英国哲学家怀特海所言：“二千多年的西方哲学，只不过是对柏拉图理念论的注脚。”这一“理念论”同样影响到她们的艺术创作和艺术精神，这两种文化所孕育出的艺术最大的差异：前者为技术体系不包括知识部分，最为典型的如《庄子·养生主》：“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这就是“技近乎道”成语的来源，是由技术层面直接达到形而上的道的哲学境界。所以，我们的艺术家在艺术的技巧、形式、功力的基础上要补上知识这个环节，以提升人文修养，增加审美能力、挖掘思想深度，从而转化到艺术作品的创作之中，以达到深邃的艺术境界，否则只能被称为“匠人”（这里的匠人和美术工艺的匠人不是一个概念），甚至技术越高匠气越足，而离真正的艺术越远。西方的艺术，不管是绘画、雕塑、舞蹈还是音乐，其技术的本身就包含了知识体系即透视、几何、解剖、色彩等科学的属性，西方早期科学具有明显的人文性，甚至早期的西方音乐属于数学的范畴，所以，我们的艺术家在淬炼技术的同时更要提高综合人文修养。然而，恰恰是这种源于经验系统下的艺术创作，其非理性、非逻辑的直觉感悟，更能抵达艺术的“本真”，触摸到真正艺术的灵魂。在现代艺术越来越专业化的当下，艺术家普遍存在人文修养不足的问题，这是制约我们难出艺术大家的重要原因之一。

如果说，我们的艺术要补上“知识系统”是属于文化性的话，那么“忧患意识”则是属于思想性的；如果前者关乎到艺术家个人的话，那么，后者则关乎到民族血脉的赓续，国家的兴亡，是根植于艺术家骨髓里的一种气节、风骨，并转化在艺术作品的精神之中。

中国文化中的忧患意识来自于以《周易》为群经之首的文化源头，和以传统农耕文化的地理气候，“靠天吃饭”所带来的生存担忧，并逐步转化为“民族文化意识”。虽然随着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这种文化和地理的局限有所改变，但它已成为一种优秀文化传统和人类共同的财富，并融入到我们的文化乃至民族的血液之中，已经也应当成为现代每一个中国文化人所共同遵守的品格理想。

《系辞》曰：“作《易》者其有忧患乎？”自此文明之开启、人文之昌盛。继有孔子之仁、老子之柔、孟子之生，屈子之愁、稼轩之忧等传统核心文化，无不以忧患为存在的前提，也是传统文人士大夫安身立命的根基。近代以来，面对列强入侵，中华民族卧薪尝胆、奋发图强，十四年抗战、同仇敌忾，更显忧患文化之旨；共产党人以《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更是居安思危、警钟长鸣的忧患意识的现代继承与转换，足见其具有深厚的历史意识和宏阔的未来经略。

中国文化意义上的艺术家是文化人中的精英代表，中华民族不管在任何时期，我们的文化人、艺术家即便在危亡和孤独中能保持一种忧患意识，其艺术、文化、国家和民族就有希望。

在中国的艺术史上那些艺术大家们，之所以能创作出惊世骇俗的艺术珍品，无不是在艺术创作的精神底层深深地嵌入对国家、民族的忧患和对人生、宇宙的终极关怀。王羲之的《兰亭序》，颜真卿的《祭侄文稿》，苏东坡的《赤壁赋》，八大山人和倪瓒的绘画等不胜枚举，无不具有深沉的忧患意识，这才是中国艺术最厚重的底色，也是中国文化生生不息的精神源泉。

忧患，乃全人类之共有，然，忧患为文化之肇启，文化之贯穿，社会之共担，唯中华文化所固有。当前，传统的忧患意识，已转变为现代社会的责任和担当。因此，没有深厚的文化积淀不可能创造出具有丰富的人文素养、高尚的文化品格，具有经典价值、引领意义的艺术作品；而社会责任和历史担当是对艺术家思想品格的要求，是艺术作品具有深度、厚度、温度最原始的力量支撑，也是判断其艺术是否具有中华民族精神品性的标志。所以，具备了这两点才能成为中国文化意义上的艺术家。（衡正安）

衡正安，江苏省人民政府授予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江苏省委宣传部首批紫金文化艺术英才。现工作于江苏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秘书长（主持工作）。一级美术师。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理事，中国高等书法教育协会理事，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言恭达文化基金会秘书长。主要从事文艺评论、书法理论研究和书法创作。出版专著8部。发表论文140篇。获第二届中国书法兰亭奖，第九届中国文艺评论奖，第二届江苏文艺评论奖，首届江苏紫金文艺评论奖。

来源：江南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