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博物馆藏《三老碑》最初拓，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僧六舟手拓
■《三老碑》初拓本，慈溪孙仲山先生藏
清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五月某日，客星山下严陵坞，一农人进山取土，挖到一块较为平整的石块，准备运去留作日后垒砌墓壁之用。待将石上泥土清除后，农人发现石块上刻有许多字，却又不知刻的是什么，不敢轻易动用。当地人都知道村里有位周清泉先生学问高，家中藏有很多石碑，就请他来看。这位周先生一看，知此碑非同寻常，他与农人商量后，就将碑载回家去了。过了段时日，周氏郑重其事地在自家庭院“卜日设祭，移置山馆，建竹亭覆之”，清风明月地供了起来。
这是关于这块石碑“出土”的通行说法，时间、地点交代得基本清楚，依据是余姚周世熊（清泉）先生的说辞。翻阅光绪《余姚县志》影印本，卷十六“金石”篇，首条即“汉三老碑”，有碑石基本情况，周世熊释文和跋，跋文记述了得碑经过以及对于刻石年代、碑主人姓名等的考证。
这位周先生确实是有眼光的，不愧是人们说的“金石癖”，对碑石文字颇有些研究。按照周氏的说法，这件宝物出土地点是客星山，时间是1852年，即清咸丰壬子年，距刻石的东汉建武壬子年，“正得一千八百一年”。
一件汉碑，在地下埋了1800年之后，忽然被人们如圣物般供起来，并围绕着它写下了大量研究考证的文字，也是件颇有意味的事。汉代盛行刻石立碑，但见天日者却少之又少。地处江南的浙东竟出土了一件汉碑，更是一件很小概率的事情。金石家、文字学家、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对此都显出极大的兴致。得碑后，周清泉先生常与慕名而来的金石家们研读赏析，并请人拓百十纸送与乡邻同好。周氏还将初拓本交余姚官员宗湘文转请杭州“诂经精舍”主人俞樾先生识读。俞樾考证判研后，肯定了周氏对这块碑的断代，认为东汉物件无疑，并定名“三老讳字忌日碑”，简称“三老碑”。专家学者纷纷考证、研究、注释，三老碑的价值逐渐被人们所认识，社会影响日隆。三老碑的信息含量不言而喻，对于研究东汉时期文字、书法及官制，有极重要的价值。三老碑书体介于篆隶之间，体势开张，古拙自然，堪称秦篆汉隶书法演变的活化石。汉代碑刻，三老碑出土前，浙江仅见一例，即会稽“跳山大吉买地记”，经考为东汉建初元年（公元76年）所刻，是浙江现存最早的摩崖石刻。而三老碑的刻制比大吉碑还早24个年头，且三老碑有217字，大吉碑仅20字。因三老碑年代早、字数多，可资研究信息多，故被称为“两浙第一碑”或“东汉第一碑”。
这里还得交代一下这块碑的背景知识。这是一块家族碑，记述“三老”及其子忌日。汉人最重避讳，“恐祖祢久远，子孙或不知而误触”，此碑意在告诫后辈铭记祖上功德，遵守礼节，不要触犯忌讳。“三老”，是古代掌教化之乡官。“三老”一职并无实权，但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声望。“三老”究竟是谁？碑文仅有讳名，并无姓氏。周世熊考《后汉书》任延传，知任延担任会稽郡都尉时，曾有一些人因避王莽之乱从北方逃难江南，后有不少人留居浙江。东汉高士严子陵十分要好的董子仪也住在余姚，“延皆以师礼待之”。经周世熊考证，碑文所记“时地悉合”，文中“椽讳忽，字子仪”，即董子仪；“三老讳通”，即董通，董子仪之父。据说，为了弄清碑主人，俞樾曾专函北京国子监广文馆汪谢诚博士探讨，并结合周世熊所考，从会稽志书典籍查证，碑文“三老讳通”确信是董子仪的父亲董通。至此，三老碑的基本情况有了眉目。
“两浙第一碑”出在浙东客星山，于是常有读书人慕名而至。仁和魏稼孙（锡曾）的来访非常重要，其《绩语堂题跋》记述了此次寻访，很有现场感。“十三日清晨，偕两君买舟出郭，午抵客星山。介戟门访周清泉光禄世熊。主人闻其为汉碑来也，甚喜，导入别室，拾级而登，有竹石之胜，则《三老碑》在焉，即设宾榻其中。见余席地据石，力疾毡椎，敝裘尘坌间，出语相慰劳。清泉亦时时伞屐携童、馈药食至。”字里行间看出，周世熊遇金石同好上门非常欢迎，覆碑之“竹亭”看来是在山上或山腰，需拾级而上。自号“印奴”的魏稼孙等三人在此待了三天，“细审原石”，“佳手精拓”，魏氏亲力亲为，仔细分析原石石质和刀法，摸索出了拓石的新技法，其拓本文字更加清晰，使辨译考订有了更准确的依据，解决了很多学术存疑。魏稼孙先生对此亦颇有几分自得：“方出土时，周君命工拓百十纸，但具形模。自余拓后，转语碑工张文蔚，渠如法为之，近拓乃朗晰胜前矣。”
当时以及后来的人们，包括西泠印社官方文献记载，都认为周世熊是第一个持碑人，1852年是三老碑出土的年份。
历史有时就有那么一点诡异。因为三老碑的学术价值和名声，即便一张拓片也贵为“一纸千金”，海内外专家学者、社会名流争相庋藏，国内最重要的几家博物馆，北京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浙江博物馆等先后藏有不同时期不同名家题跋的拓片。有研究者从中发现，浙江博物馆的一件藏品（图1），竟拓自“出土”之前。
■图1 清道光二十九年僧六舟拓《三老碑》（最初拓），浙江省博物馆藏
浙江博物馆藏《三老碑》拓片上，有吴恒（字仲英）题跋，题额“东汉第一碑”，碑拓中部阙如处有题记：“道光二十九年冬十月朔，六舟自余姚归拓赠。”（图2）明白告诉我们：拓者为清末民初“金石僧”六舟上人，手拓时间是：道光二十九年冬，即公元1849年。
■图2 僧六舟手拓 《三老碑》拓本上的吴恒题识，浙江省博物馆藏
浙江博物馆所藏拓片，乃通常所说的“初拓本”，即第四列第一行“次”字末笔及右侧边框直线不损本。
一个“金石僧”的拓片，让人生出好大的疑惑：此拓片来自何方？如何拓于碑石“出土”之前好几年？
有两种可能，一是吴恒题记有误，二是周世熊自述有假。
一本关于六舟上人的专书《古砖花供：六舟与19世纪的学术和艺术》对此有过一番考证。道光二十九年，六舟去过宁波，目的并非访碑，而是募粮。此年大水，净慈寺六百亩田粒米无收，六舟方丈不得已前往四明募化道粮，与素月、管庭芬同行，这在六舟《年谱》可以查到，并有管庭芬日记佐证。宁波之行的时间，自十一月十五日出发，至十二月十二日回到杭州，其中往返途中经过余姚的时间，往时为十一月十七日，返时为十二月五日。可见，六舟在道光二十九年冬确实去过宁波，余姚是必经之地。吴恒所记年份、季节无误，月份略有差异，当在记忆出入的常理范围，没有理由怀疑其真实性。
那么，是周世熊自述有问题？费解的是，上海图书馆藏《三老碑》咸丰六年（1856）六舟“两浙第一碑”弁首后所题（图3），居然也称此碑乃1852年周世熊得之于客星山巅，与周氏自述非常接近。有意思的是，六舟在开头便说“余姚周君清泉云”，言下之意即以下所言均引自周氏自称。可见，1852年得碑于客星山之说，大家都是听周氏自己说的，只是所传略有差异而已。更富传奇色彩的说法是，发现此碑后，周氏雇人取之，“骤然有飞沙走石”，众人皆吓得不敢动它。过了一年，周氏“备牲醴祭之，始得移至其家”。六舟在“两浙第一碑”题记中援引了周氏这番话，并在引文后加了“云云”二字（图4）。六舟上人1849年既已拓得此碑，却又在数年后采用周氏自述的得碑时间，也许是出家人的一种无奈，因某种人情世故而不便直接揭穿吧？
■图3 僧六舟题首的《三老碑》初拓本），上海图书馆藏
■图4 僧六舟所题《三老碑》初拓本弁首
文献不可全信，是因为文献执笔者的主观倾向，会掩饰或修改某些真相。但文献也总会想方设法为后人留下了解事实的蛛丝马迹。
闲来又翻光绪《余姚县志》，有了一个很大的惊喜。卷十六“金石”篇“汉三老碑”条，较大篇幅引用周世熊跋，也是沿用通行说法。末了，却提供了一段“案”语，或许是为后人了解真相留下的“伏笔”，正所谓草蛇灰线，伏脉千里也。在这段文字里，我们赫然看到了另外一个名字：宋仁山。
“案：浙东存石，此为第一。诸生宋仁山实始访得此碑，稔周世熊有金石癖，偕之往观，世熊既得其处，夜即独乘小舟载碑还。朱观察朗然有记，叙获碑事甚详。”
区区数行，读之让人汗毛竖起。想象一下周世熊从宋仁山处观碑，不知用了什么法子，或给宋施了迷药也未可知，竟连夜独乘小舟将此碑运回家去了！此乃周、宋隐私，若宋不公开，则周不可能将真相暴露，更大的可能是，周编一个“故事”来掩盖事实。可是周清泉先生却并不知道，在他得到此碑之前，业内已经有拓片流布；虽然大多数人随大流人云亦云，但还是有知情者如朱朗然者，将事情记了下来。
朱朗然详述获碑事之文字尚无缘得见，不过已经知道，这个朱朗然先生，也是当地“有头有脸”的人，光绪《余姚县志》卷二十三（列传十六）有载。朱朗然（1834-1892），字开模，号韬夫、弢夫，“积功至三品衔江苏候补道、赏戴花翎”，道光九年一甲三名进士余姚朱蘭之子。
细阅县志里“汉三老碑”条，在周世熊释文中，间有小字，“分注俞、宋所释存参”，俞乃俞樾，宋即宋仁山。也就是说，第一个访得此碑的诸生宋仁山对于碑文也做过研究，当时坊间有周世熊版释文流传，也有宋仁山版释文。
县志编者也算是地方“史官”吧。史官总有史官的底线。
民国十年，公元1921年，秋日，上海县知事沈宝昌官邸。沈接待了一位客人，他叫丁仁，字辅之，浙江杭州人，1912年起寓居上海。重要的是，丁辅之乃篆刻家、书画家，西泠印社创始人之一。曾与西泠另一位创始人王福庵一同供职于沪杭铁路局。丁造访沈府，是应约而来，为三老碑之事也。座中还有一位老者，两任上海海关监督官、此时正赋闲做寓公的浙江海宁人姚煜（字文敷）。此时，被视为“两浙第一碑”的汉三老碑已转徙沪上，且有“好事者”欲购之，三老碑有流徙海外之虞。丁与沈、姚二公便是就三老碑的归置登门相议的。
沈宝昌（字酝石）是浙江绍兴人氏，民国三年（1914）至民国十三年（1924）任上海县知事，曾主持建造中国第一座体育馆——上海公共体育场。沈获知，海上古董商人陈渭泉正遇日本古董商欲以8000元大洋向其求购三老碑，这消息是另一位古董商人毛经畴告诉他的。八千大洋是个什么概念？堆起来与石碑差不多大小。翻查史料，1920-1925年的上海，一块大洋可以买18斤大米，可以买7斤猪肉，可以买8尺棉布，可以买40斤食盐，可见，当时8000大洋的购买力相当可观。
沈感到此事不可小觑，古物不应外流，更何况“两浙第一碑”。当即与沪上耆老姚公商议，二公皆以为“此吾乡邦文献所系，讵可弃诸禹域之外”，联手力阻此碑外流，并修书遍告乡人，共商醵金赎买之计。更要紧的是，要为三老碑找一个最好的归宿，得以永久寘藏。
沈、姚二人都是浙江人，对成立近20年的西泠印社有所了解，西泠奉行“保存金石，研究印学”的指归在浙沪金石书画界颇有影响，碑藏西泠应该是最佳选择，于是，一个重要人物——丁辅之便进入了二公的视线。
丁辅之生性喜好金石，系晚清杭州“八千卷楼”之后，其家以藏书丰赡名闻海内，1904年他与王福庵、叶为铭、吴隐等在西湖孤山南麓创办了西泠印社。此时西泠印社正建亭置阁，辟山植梅，印社园林已初具规模。丁辅之获知三老碑的消息，不敢怠慢，立即拜访沈宝昌、姚煜。看来，丁是个务实的人，他也立即与海上古董商人陈渭泉接洽，“详事谘访”，与沈、姚二公达成共识后，也与陈渭泉谈妥了“赎金”。这便是后来募捐公启中所言，“由我乡人醵金，以原价返诸陈君，仍归此碑于浙。”
这份募捐公启，全称《辛酉收回汉三老碑并建石室募捐公启》，文字堪称古雅，今读来依然让人感奋不已。这则公启是丁辅之与寓居沪杭的吴隐、叶为铭相议后以西泠印社的名义发布的，当出自丁先生之手笔。西泠研究者王佩智著《三老碑今昔》有丁辅之照片一帧，须白貌和，一位慈蔼长者。读此公启文字，对于古已有之的温和敦厚之风，一定会有切近的感受，可想见撰稿者本人也是温和敦厚之人。不妨围绕着三老碑的转徙，看公启是如何措辞的。过去有人认为古董商陈渭泉想将此碑高价卖与日商，公启的说法是“海外好事者，复欲以重金取诸陈君。陈君以吾邦之重器，固靳之弗予也”，谓陈君是有分寸之人，底线明确。也有人说，陈氏低价买进，高价转让印社，从中渔利，公启则云“由我乡人醵金，以原价返诸陈君，仍归此碑于浙。”当然此“原价”所指并不明确。公启谈及碑价，有三处，用词有别，从客星山周家转让，遂以“价”购得，载至沪滨；日商则复欲以“重金”取诸陈君；而论及我乡人醵金，用的是以“原价”返诸陈君，让人感觉陈君并无渔利。
这位陈渭泉，江苏丹徒人，民国时期上海实业家，房地产商兼营古董、书画，精鉴赏、喜收藏。三老碑是如何转到陈渭泉手里的？没有确切的说法，有说陈渭泉持碑之前，三老碑已经在上海古董市场流转经年，陈出资300银元获取；还有说是周氏后人家道中落，1919年陈用3000块大洋从周家过手运至上海。究竟多少钱买得，其实外界并不知晓。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1919年（己未）此碑已在陈渭泉手中，并请海上好古者观赏。陈自己更是拓制数份留藏，并钤有“陈渭泉己未所得三老碑印记”。还有一点也是明确的，那就是，西泠同人付给陈渭泉的“赎金”是八千大洋。
当然，募捐公启的要旨在于倡导印社同人和社会贤达形成共识，共护国宝。启曰：“自欧、赵以后，研精斯学，日益光大，故学者得一古石于颓垣败壁间，辄爱若球琳。诚以其有关文献，非仅耳目玩好已也。”论其价值、地位之后，更有慷慨之词：“若任其转徙或竟流于禹域之外，使后生学子不复得见汉人遗迹，岂非吾邦人之耻耶！夫保存古物，一人守之，不若与众人共守之……惟我邦人君子，大雅宏达，共成斯举。”一纸《募捐公启》，一气呵成，遍发同好、军地政要、社会名流，如同宣言，志在必得。
从印社史料中得知，实际操作层面，创社诸君还设计了筹款计划和具体措施。泠文《募捐<三老碑>历史实录》，记载了商议募资的办法，曰：
此次赎碑议定返还陈君碑价八千元，此外尚有运赴杭州运费以及刊立碑记建筑石室各费约计需款二千元，同人公议此次募款先以一万元为限，如有不敷另行设法。
此碑为吾浙第一古石，凡我浙人皆有保存之责，故募集捐资，专以两浙人士为限，其侨居浙省人士，有愿助资者，亦所欢迎。
可见，“两浙第一碑”在浙人心中的分量何其重也！两浙有识之士存续文化的襟抱何其大也！《募捐公启》甫一发出，响应者众。在较短的时间里，共有65人认捐，募集大洋11270元。由丁辅之、叶为铭监造的《捐资题名记》，依两汉碑阴之例，题记捐资者姓氏永于贞石。不难看出，名单所列均为沪浙两地知名人士，有浙江督军卢永祥及其部下陈乐山、潘国纲二位师长，有绍兴籍上海县知事沈宝昌，海宁籍前清遗老姚煜，湖州首富张均衡，嘉兴在沪实业家姚福同、徐钧，南浔“傻公子”刘承干，乌镇在沪大商人徐棠，还有沪浙两地的印社社员……他们合力唱了一台“三老碑归浙”之大戏。
1921年初冬，印社诸君如愿以偿将三老碑迎回西泠，动工筑室随即开展，移“贞石亭”于文泉西，移“剔藓亭”于文泉南，就原址建石室寘藏三老碑。翌年7月，石室按计划落成，社长吴昌硕作记略述其事。《汉三老石室记》和《捐资题名记》刻石与三老碑同置于三老石室。
现在很多文章涉及这一事件时，都会首先提到西泠印社首任社长吴昌硕，并着重强调印社曾发起书画篆刻义卖，说吴昌硕等各捐书画印谱10件，古字画30件，都有名有姓，然后举行义卖募得8000银元，赎碑运抵印社。的确，历史上西泠印社曾发起多次不同目的的书画捐献活动，但这次却是“张冠李戴”了，或是后人善意的演义。西泠印社现存文档，未发现有关因赎三老碑而捐书画义卖的点滴记载。当然，这么说并非否定吴昌硕先生在三老碑庋藏西泠一事中的贡献。三老碑回归浙地，当时吴昌硕先生已年近八旬，还亲自撰并书《汉三老石室记》，吴昌硕先生作为西泠印社首任社长，在三老碑归藏西泠中的影响和贡献是无人可以替代的。
三老碑沉睡地下1800年，出土以来至今不到180年，却经历了不少的劫。幸运的是，这些劫，都逃过来了。
出土不过十来年，咸丰十一年（1861）十月二十日，太平军至余姚，沿途攻城夺地，周世熊居住的庭园亦在兵火中被毁。竹亭被太平军充作炊火之地，汉晋砖石作了灶台，埋锅造饭，三老碑“石受熏灼，左侧黔黑，而文字无恙”。
此为躲过一劫也。所谓“红羊劫”。
三老碑入藏孤山，印社同人选址孤山南麓傍岩半边悬空筑室，塔形样式，名曰“汉三老石室”。石室稳重朴实，选严州青石为材，外形仿吴越宝箧印经塔（阿育王舍利塔），重檐攒尖顶，石室顶部又是一个小型的仿吴越金涂塔（图5）。我国塔形建筑始于东汉时期，用塔形建筑守护东汉时期的三老碑，让人浮想久远。石室四柱环有楹联，庄重文雅，古韵十足。
■图5 位于杭州孤山上的汉三老石室外景
上世纪二十年代，印社同仁建塔收藏保护三老碑，其重视程度，虔诚如佛门弟子供养佛祖舍利无二。
入藏不易，守护更不易。它能安稳地度过社会动荡的战乱及日寇八年之劫，躲过“破四旧”及“文革”之风雨，能够留存至今，本身就是一个了不起的奇迹。
有文章称，浙籍人士为主醵金赎下三老碑，浙江上虞籍金石家罗振玉闻知，为之所动，亦捐出其所藏“汉齐桓公吴王画像石刻”，同人一并迎回西泠。查西泠印社保存的汉三老石室各项支出，有“支汉画像石洋250元”一项，不知是否为罗公那件画像石。其实这并不要紧，我记住的是罗振玉为三老碑曾经发出的深深担忧：“但人世陵谷不常，不知将来终能保存于吾浙否也？”几代西泠人的用心呵护，应足以告慰罗公。
我还记住了客星山麓设祭筑亭将三老碑供奉起来的周清泉先生的一句话。在《东汉三老碑考》末尾，这位金石痴人写道：“凡物隐显成毁，固有定数。此碑幸免劫灰，先贤遗迹，赖以不坠，知海内好古家同此愉快也。”
看来，这位周先生是一位透彻的人。
附记：
西泠印社现藏有一拓本，曾为刘公涛所藏，题跋者众，题跋多署丁亥纪年，是年秋重阳节，西泠印社补行40周年纪念会，拓本收藏者刘公涛可能在盛会前后多次拜访同道，同一时间里有来自各地的十多位名家鉴赏题跋，拓本上有数十方鉴赏、鉴藏印，琳琅璀璨，弥足珍贵。1995年被鉴定为三级文物，自然是后话了。除西泠创社前辈丁辅之、叶为铭、王福庵等的题跋，尚有“粪翁”邓散木题句颇值得玩味，不妨录于下：
少小盆盈事总讹，辛勤蚀字笑仙鱼。仁和不作清泉死，未许人间识宝书。《三老忌日碑》聚讼纷纭，少小盆盈皆非笃论，顾安得起魏稼孙、周清泉于地下一问之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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