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三晋铜质官鉨。“文枱”读为“文台”。是魏国台名，鉨文意思是指掌管文台所在园圃之西部地区的司寇，此为其所用印。三晋官鉨的纽制，多坛座鼻纽，少见平台鼻纽者。章法上，此印六字分三行排列，所占面积有宽有窄，第一列“文枱”二字最窄， “文”字最小， “枱”字变为上下结构，形体瘦长，紧紧依附在“西疆”二字旁边。“司寇”两字笔画虽少，却横向伸展，占地最宽。“西疆”二字笔画多，占地少，故显得茂密，全印疏密有致。字法上，全印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中上部的“西”字，呈三角形，字中四条线分割出的空间大小不一，全印的视觉重心也在此。 “疆”字左部上弯下挺，右部上下方各有一“田”字，形近似实则有异，上略方，下略长； “司”字横向伸展，扁而阔， “口”部不是全方，而是左宽右窄； “寇”字宝盖头呈三角斜坡状，与右上角的“文”字斜笔呈对角呼应，左右两竖一长一短，角度亦不同。下部两短横是为了丰富印面，是古鉨增减笔画常用的手法，也和“疆”字的两短横相呼应。另外，“文”字下部交叉部与“枱”字下部以及“寇”字左下角的“叉形”相呼应。全印布满了相似而又不同的零部件，有区别又有联系，故全印生动有趣。
春安君
春安君
战国三晋玉质官鉨，属于封君鉨。纵23毫米，横23毫米，高19毫米。由龚安顺、龚安庆捐赠给上海博物馆。玉印材质印章的制作大多用碾琢法，故线条多呈两头尖中间鼓状，骨力内含。三晋官鉨的材质多见于铜，少有玉质，金银质官鉨均未见著录。玉印官鉨皆白文，在著录的三晋玉印官鉨中，除上海博物馆藏的“匈奴相邦”外，多为封君鉨，如上海博物馆藏的“春安君”“襄安君”及日本小林斗盦所藏“襄平君”，总数不过十万。此印给人的第一感觉是章法比较平稳，文字“印化”程度较强，变圆为方，易曲为直，中规中矩。但仔细观察，在清丽端庄的背后其实蕴藏着细微的变化。如文字和上下边栏的距离为上小下大，“春”字比“君”字位置略高， “春”字上下结构两部分互调位置，巧妙地解决了与全印不易协调的问题，下部中间的小短横并不在正中间，而是偏左，与之交叉的弧笔像条小尾巴般向左弯曲。“安”字的宝盖头上收下放，与“君”的两个长竖有所区别，避免了雷同。此印的入刀和收刀之处均呈尖状，一笔之中又注重了粗细的变化，这些细微变化使得该印于雍容华贵中不失峻峭。
战国三晋玉质官鉨。纵25毫米，横24毫米。现藏上海博物馆。“相邦”，汉代改称“相国”，是国家的执政大臣。据考证，此印为赵国赏赐给北部少数民族领袖的礼物。此印风格较为平正，但并不平淡。在笔画上，玉印的制作方式与铜印不同，是碾琢刻画而成，线条细而不弱，清朗雅正，有一股秀逸静穆之气。在字法上，印文中除了“匈”字古籀笔意较为明显，其余三字已接近缪篆，外形端方整饬。“匈”字上半部的“凶”较大，下边撇高捺低，一长一短，字的重心偏于左下，率意天真； “奴”字左右结构变为上下穿插， “又”部斜插在“女”部下面，底部一点向左斜，灵活生动；“相”字左圆右方， “目”部下面加两横，填补了“目”上移所留下的空间，同时也是为了使印面更匀称，恰好与“邦”字左下角的两横呼应；“邦”字夸大了右边“邑”部，左右部件产生互倚的倾向。章法上，全印虽然平正，但也有微妙变化，四字分成两排， “匈”“邦”二字略小，且略圆润， “奴”“相”二字稍大，且略方整，成对角呼应。此印刀法娴熟，转捩自如，起讫搭接自然流转；线条挺拔圆劲，刚柔相济。虽时隔两千多年，仍可见刀痕灼灼，富有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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