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士陵的朱文印“敦叔”（见图一），椭圆形式，刻得相当古朴自然。从边款的式样可知，这是一块较高的不规则的自然形印石。其印文“敦”字，甲骨文则作“■”，读作gui（三声），通假为“簋”。由图二可知，甲骨文之“敦”应从亯，像宗庙之形；从羊，像羊头正面肖形，本义指以羊祭祀之意。然而到了古籀大篆、吉金鼎盘文字的范畴，其“敦”字近似甲骨文之“簋”字。对照图二，印文之“敦”与“己侯敦”及“格伯敦”较为吻合。“敦”谓诚，篆刻字典关于“敦”的写法有八十多种，然而黄氏没有采用常规传统的篆书结体。
印章释文是“敦叔”两字，但此印附有边款，边款头两字分明是“敦尗”。“叔”“尗”二字，秦以后是不同的两个文字，前者有“又”字部首，后者则无“又”字部首。“叔”者父之弟、丈夫之弟、排行列三者称“叔”，并另有拾取之意。“尗”者即为“菽”的古体字，可为豆类之总称。由图二可知，小篆、缪篆等书体两者明显不一样，而秦之前，“叔”“尗”结体似乎没有什么差别。既然字义有别、结体有别，那么应用也应有别，黄士陵的“敦叔”之“叔”，系采用古籀大篆“尗”字中的“尗我鼎”，两者比较吻合，只是线条长短稍有一点变化。而在“叔”字部中，诸多“叔”字与印文之“叔”有距离、有差别，不是太吻合一致。故可以证明印文是“尗”，而不是“叔”，如金陵篆刻家“罗尗子”就不写作“罗叔子”。明代著名篆刻家汪关字“杲尗”，朱简为其刻有“杲尗”一印，而不作“杲叔”。当今汉语字典上标注有：“尗”可通“叔”。但通并不是说等同，两者之间还是有区别的。“尗”可通假为“叔”，但“叔”不可逆向通假为“尗”。此印文应为“尗”，而不是“叔”。当然不能说是黄士陵刻写错了，只能说是释文注释、印刷出了差错。
“令宪顿首”印（见图一），其“宪”字与“召伯文鼎”之“宪”较为一致。其“顿”字情况就不同了，有从“屯”从“頁”的，也有从“铁手旁”从“自”字部的。然黄氏之“顿”却是从“占”从“首”，这在“顿”字部的诸多结体中是查找不到的。换言之，此“顿”字找不到出处。古时“頁”通“首”，从“占”者应为“頕”字，读为ban（一声），解释为垂首之意。頕首与顿首意同，因而黄士陵印文应改为“令宪頕首”四字，而非“令宪顿首”。
“婺源俞旦收集金石书画”印（见图一）。其“源”字之本字即系“原”字，字形像在山崖下有泉之意。后来引申为根本、原由、来源、平坦等义。由图二可知，印文之“源”字与“金文”之“源”较为吻合，故印文“源”字应出自“金文”的“原”字部。后来，特别是秦以后，“原”字义指平坦、根本、宥罪之谓，“源”字义指水发生地、相继不绝之谓。汉印篆书更是“原”者不从水旁，“源”者从水旁，因而笔者于此倡导专字专用、专字专取，刻“原”字时不从“水”，刻“源”字时要从“水”，不要混用。
图一
再看印文“俞”字，谓姓及应允之义，由图二可知，此应出自“伯俞文簠”及“中姬盘”或“金文”，只是黄氏把“舟”字部写成横式，而且为了达到顾盼呼应的效果，把线条往左作弯曲之状，包容上方的“舟”字部首，构成文字的整体性。此外，清代印人赵叔孺及吴咨等，皆用这样的结体刻过印章。印文“旦”字，甲骨文有“旦”，金文有“旦”，笔者录下古籀大篆近十例。有人曾指出，黄氏印文之“旦”出自“颂敦”，仔细观察，“颂敦”之“旦”与之距离过大，此“旦”应出自“吴尊”。此外，“克鼎”之“旦”也与之类近，只是稍粗壮一些而已。
图二
印文“金”字，似乎在可读可识范畴内。实际上，在篆刻字典中，“金”的写法能查找到一百三十多种，其中包括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汉印缪篆等书体。笔者录有古籀鼎彝等“金”字大篆书体十多种，但黄氏没有采用传统的小篆、缪篆等书体，而是采用“牧敦”文，并将右边两短横作拉长处理。清代印人赵之琛亦用此“金”字刻制过印章。有人撰文曾指出黄氏此“金”字出自“伯雝父敦”，此说显然不确，“伯雝父敦”金字左边两短横在中横上下，与印文不同。
再看印文“书”字，是篆书写法比较多的文字之一，不下两百多种。下方大多从“日”字部，少数从“口”字部。由图三可知，黄氏之书应出自“颂壶”或“金刚经”，两者较为吻合。此外，著名印人王福庵也采用此“书”字刻过印章。印文“画”字，有七十多种不同篆书结体，由图三可知，此出自“吴尊”文，而且，清代童大年等印人亦用此“画”字刻过印章。
图三
晚清时期书画篆刻家黄士陵（1849—1909），字牧甫（一作穆甫、穆父），号倦叟，别号黟山人、黟山病叟、倦游窠主，先后又有蜗篆居、延清芬室等斋号，是篆刻“黟山派”开宗大师。黄士陵出生在安徽黟县五都黄村一户书香人家。其父亲黄德华，字仲和，号印川，曾出任宁国府教授，喜诗文、擅书画、通文字训诂之学。由于家学渊深，耳濡目染，黄士陵自幼读书、写字、治印、绘画并举，更对篆学有着浓厚兴趣，八九岁即操刀习印，年未弱冠就已经在乡里成为知名人士。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黄士陵谢绝了多方人士的挽留，回到了故乡黟县，修筑了“旧德邻屋”。两年后又应湖北巡抚、署湖广总督端方所邀，带同大儿子黄少牧一道到武昌，协助端方从事《陶斋吉金录》等书的技术性辑著工作。光绪三十年（1904年），黄士陵归老故乡，从此不再复出，直至逝世，享年61岁。
黄士陵的活动地带并非印学发达的江苏、浙江、安徽，而是在南昌与广州，由于他入京在国子监读书，又与盛昱、王懿荣、吴大澂等大家交往，回粤又投入两广总督张之洞、广东巡抚吴大澂幕下从事广雅书局经史校刻，协助吴大澂编纂金石书籍，又加以鬻书鬻印自给，眼界大开之余亦多有实践机会，其进步不亚于苏浙印家。后又入湖北巡抚、署湖广总督同时也是金石家的端方幕下。如此周游于达官显宦金石大家门下，做的又是金石方面的事务，使黄士陵对两周金文有了特殊的印象。黄士陵的突破口选择在缪篆、斯篆之外，提出吉金之美，并把这种新的审美格局引入篆刻，从而创造出一种光洁、挺拔、妍美的格调，一改过去认为汉印斑驳是正宗并以斑剥为古朴雄浑的习惯认识。因此，黄氏作印不敲边、不去角、不加修饰，认为此乃真学汉印者。虽然这剥蚀之美是否一定不可学自可再加讨论，但由这种认识确实形成了一种“黄牧甫印风”，为其个人风格的独创性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黄士陵上述三方朱文印，引吉金鼎盘文字入印，结体尽力做到端庄匀称、舒放自然，布白虚实有致、线条刚健遒劲。让这些生僻冷门的文字服从印化改造，并且这种改造也尽量在一定的法度之内，而不是作一般的技术处理，每个字都有自己的观点与理解。特别是“婺源俞旦收集金石书画”多字印，可当作一个有机的整体，边粗文细，印文方圆兼顾，有疏有密，有虚有实，穿插呼应，错综而有条理，看上去充满节律与韵味。当然，黄士陵的朱文印还未做到尽善尽美，某些线条过于短蹙生涩，转折处有的呈生硬呆滞之态，某些结体亦欠匀称平稳。正如傅抱石所言：“我个人往往以为他的印，刚而有余，但变化不足以副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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