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书法家们~第506篇
文/卢秀辉
沈兼士的祖父沈际清，出生在浙江吴兴，乡试解元。太平军起，因在家乡办团练，被保升同知，咸丰十年任陕西汉中府定远厅（今镇巴县）同知。左宗棠入陕时，随左宗棠与捻军、回军作战。同治十年（1871年）“金积堡之役”后，因办理陕捐出力，晋升候补知府加盐运使。卒后，诰授朝议大夫、从四品。
沈兼士的父亲沈祖颐，国学生，左宗棠在陕甘用兵时，因筹饷父亲帮他捐了通判，指发陕西加盐提举衔，后历任抚民通判、汉中府定远厅同知，为官十八年，在陕时曾官汉阴县，沈兼士就出生在那里。沈祖颐生三子：沈士远、沈尹默、沈兼士。沈兼士自小随兄入家塾读书，并学习书法，从欧阳询入手，略取钟王。
1903年 沈兼士十六岁时，父亲逝世，大哥沈士远二十二、二哥沈尹默二十岁。全家离开山城，返居西安。两年后，清廷“废科举，兴学堂”， 1905年，19岁的沈兼士与兄沈尹默自费东渡日本求学，入东京物理学校。时著名学者章太炎先生居东瀛，沈兼士拜他为师，跟从学习。受其影响，加入同盟会。
辛亥革命后，沈兼士学成归国，先后任教于北平大学（今北京大学）、辅仁大学（今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厦门大学等多所高校。他讲课很有特色，受到学生们的追捧。他上课时闭着眼讲，娓娓道来，如数家珍。一堂课下来，他的眼睛才会睁开，然后，风神潇洒的推门而去。沈兼士在北大讲哲学史，从三皇五帝讲起，讲了半年，才讲到周公。学生问他，照这样的速度讲下去，什么时候可以讲完。他说“其实，讲课和做学问一样，无所谓完与不完。若说讲完，一句话可以讲完。若说讲不完，那就慢慢道，过个三年五载也讲不完，甚至能永远讲不完。”
他讲课时，和同学们互动性好，该打的腔调自然不能不打，该放下身段时他也会和同学们开开玩笑。示人以学究，学生就会累，偶尔的插科打诨，会给同学们平易幽默感，师生就会好处。有一次，他课间点名，点到一个叫杨有家的学生，引用《孟子》“男子生而为之有室，女子生而为之有家”，取笑杨有家道：“此乃女人名字。”引得满头大笑。一个玩笑，既活泼了气氛，又掉了书袋，增长了学问。
罗振玉收购“八千麻袋”大内档案一事，流散到社会，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开始对收集整理明清档案有了高度的重视。沈兼士得知，共有九千多麻袋大内档案，罗振玉拉走八千麻袋，尚有残存的1506麻袋，已售于纸商制作还魂纸使用，立即组织人抢救，争取到了教育部的支持，将这批劫后余生的大内档案划归给了北京大学，北大成立了档案整理委员会进行整理。此后，沈兼士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主任，组织了清内阁大库档案整理会（后改称明清史料整理会），并聘陈垣先生等著名学者为委员，指导档案整理。其兄沈士远、沈尹默同在北大任教，有“北大三沈”之称
根据优待清朝皇室的条件，末代皇帝溥仪退位以后，仍然保持皇帝的尊号，民国政府对待溥仪要采用外国对待君主的礼仪；末代皇帝仍然可以住在紫禁城里；民国政府每年还要付给溥仪四百万元的费用，供他享用；此外，皇室的一切私有财产，一律受到民国政府的保护，沈阳故宫院内的文溯阁珍藏的《四库全书》也成了皇室私产。1922年，溥仪大婚，清室以经济困难为由，欲将由沈阳运抵北京故宫的文溯阁《四库全书》售给日本人，而且已经议定价格，为120万元。沈兼士知道后，上书给蔡元培，并向上海《时事新报》和北京各报公开揭露，在民国教育部的竭力反对下，阴谋没有得逞。他成功地阻止了文溯阁《四库全书》的外流，使国宝免遭劫难，沈兼士立下大功。
1925年10月，北洋政府成立故宫博物院，设古物、图书两馆，图书馆又设图书、文献二部，沈兼士出任北平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副馆长并主持文献部工作，主持整理内阁大库明清档案事宜。
1925年，在女师大风潮中，由马裕藻、沈尹默、周树人、李泰盞、钱玄同、沈兼士、周作人七人署名，发表了《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宣言中说：“六人学业，俱非不良，至于品行一端，平素又绝无惩戒记过之迹，以此与开除并论，而又若离若合，殊有混淆黑白之嫌。”声援女师大同学的正义斗争。1926年，因为“三·一八”惨案，他和鲁迅都受到了北洋政府的迫害，两人同赴厦门大学国文系任教，不久，沈兼士返回北京任故宫博物院文献馆馆长。1929年5月，鲁迅从上海北返探母，重见了许多当年的老友，他给许广平写信说：“南北统一后，正人君子们树倒猢狲散，离开北平，而他们的衣钵却没有带走，被先前和他们战斗的有些人拾去了。未改其原来面目者，据我所见，殆惟幼渔、兼士而已。”
1931年沈兼士说起整理档案一事时说道：“从前鄙人办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的时候，曾纠合多数学者，共同担任此种重大的工作，那时陈垣校长就是中间一位最努力的；当时我们见到中国近代史最重要的材料就是清代的内阁档案，也就请陈先生指导整理；现在一般人都知道档案的价值，便是那时所开的风气。后来我们又参加故宫博物院的创立，现在的规模，多是陈先生当时所艰难缔造的。”
从1922年至1935年的十数年间，在陈垣、沈兼士、单士魁为代表的学者努力下，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整理出版了一批明清档案。沈兼士做了大量的具体工作，他将宫中各处散存的档案，将军机处、内阁、内务府及各处档案分别整理编目；开辟陈列室展出有价值的档案；经多年的努力，才把馆内久经堆积、次序凌乱的大量清代档案整理就绪，组织编辑出版了《文献丛编》、《史料旬刊》、《清代文字狱档》等30余种书刊。引起近世学者对于基本史料如档案一类的重视和应用。蔡元培称赞他说：'有功史学，夫岂浅鲜！'
鲁迅去世后，沈兼士全力支持参与出版《鲁迅全集》的工作。鲁迅身后，朱安生活困顿的消息传到社会上，各界纷纷捐款，朱安按鲁迅遗嘱，除了沈兼士等人，对其他赠款一律谢绝，她说：“不便接受，最近曾收到沈兼士先生送来的一笔款子，是国币五万元。这笔钱，本来是上海的许先生托沈先生带的，但沈先生当时并没有拿那笔钱，只说到北平一定给鲁迅夫人送一点款子去；结果，钱是送到了，然而并不是许先生托带的，而是沈先生自己跟几位老朋友凑起来送的。”
抗战开始后，沈兼士滞留在北京，在辅仁大学执教，与同人英千里、张怀等秘密组织“炎社”进行抗日斗争。最终为敌宪所闻，遭到了追捕。沈兼士于1942年12月16日微服潜出北平，辗转到了重庆，于中央大学师范学院任名誉教授。抗战胜利后，他被政府任命为教育部平津区特派员，负责接收敌伪文化教育机关。其后继续于辅仁、北大任教。
沈兼士于1947年8月2日因脑溢血病逝于北平，在他的追悼会上，金梁亲笔撰写挽联：
三月纪谈心，君真兼士，我岂别士；
八年从抗战，地下辅仁，天上成仁。
沈兼士创立汉语“文字画”、“初期意符字”；是清末档案整理的开拓者之一；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倡导并写作新诗；曾任《鲁迅全集》编委；在训诂、文字、音韵、档案学等领域独有所识，建树颇丰。著有《系统的文字学参考书目举要》《文字形义学》《编辑广韵声系之工作报告》《广韵声系》《石鼓文研究三事质疑》《右文说在训诂学上之沿革及其推阐》《段砚斋杂文》等。
沈兼士书法，与其兄沈尹默相较，得沉郁雅致、古朴隽永。他的行书上追魏晋，下探宋明，得文人静雅之气。一如书生，坐对处子，忐忑、羞涩，但君子风不肯稍让。他没有沈尹默的精熟，却有王宠的自适，有瘦劲之趣。沈兼士喜作篆书，受乃师章太炎影响，更向金文方向上靠近，取法的是金文向小篆发展过程中的东西。所以，他巧妙地避开了吴大澂、吴昌硕的影响，另得机心，取秀逸古朴。当年，鲁迅编《北平笺谱》时，请了很多人题签，其中包括沈兼士。最后，鲁迅用了沈兼士的题签，可见对他书法功夫的认可。
沈兼士（1887年-1947年），名坚士，原籍吴兴（今浙江湖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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