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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助人行动观
周五和小雨聊完未来的工作安排后,我开始想自己投注过兴趣和精力的议题和项目,并且思考我是如何受到它们感召的。因为未来要做生涯规划相关的工作坊,所以也想尝试做一下自己的梳理。当然写着写着就不知道写到哪里去了,摘出其中关于“助人动机”和“助人行业”相关的一部分思考分享给大家。

我初高中的时候还蛮吃理性和启蒙的那一套,罗素自然吸引了我的目光。回忆起来,印象最深刻的永远是罗素自传序言里的那句话,“三种单纯然而极其强烈的激情支配着我的一生。那就是对于爱情的渴望,对于知识的追求,以及对于人类苦难痛彻肺腑的怜悯。”

“怜悯”一词,原文用的是pity,在现在高度强调平等与反思的助人行业里是很容易受到质疑的。但不可否认,不论是我们用中文说的同情、可怜还是怜悯,它们实际上是一种内在于人性的美好。或者说,它们是我们看到他人遭到苦难时最为自然的反应。我们很难说怜悯它从何而来,可能是我们的灵性、我们物种进化的适应性行为又或者是道德的教化。可能它缺乏对他人真正的理解。但我想,它是我们走向理解的第一步,是我们渴望并努力减少苦难的第一步。

怜悯是我们看到苦难的自然感受,佛教所说的慈悲心与其紧密相关。Paul Gilbert在定义compassion(慈悲/悲悯/同情)时,便说它是看见众生受苦受难,并发愿以智慧行事,令众生离苦得乐。这和我心目中的助人动机几乎是一致的。

慈悲聚焦疗法的代表作

我先前也做过相关的分享,可以文末查看更多

之所以用了英文单词在聊这个话题,却又用非常中文的方式在翻译它的诠释,是因为compassion这个词在英文中要寻常许多,佛教的意味也只是夹杂其中,而不占主导。中文一旦说起慈悲来,大家想的都是大慈大悲,好像我们要奉献生命、无欲无求,所以会觉得自己实在担不起慈悲心的名号,甚至认为与自己的价值观不合。

如果要继续顺着佛教的脉络,众生的苦牵扯到轮回、我执种种,而离苦的实践既有人间佛教、解放神学的意味,也有对人的“劝导”、“教化”。这是我的思考里的一个小分岔,还没有完全想清楚,所以也在这里暂时按下不表。只能说Mindfulness-informed有影响到我目前的助人实践。

除却慈心和悲心,Paul还谈到了“智慧”。如果说“助人动机”回答的是“为什么做”的问题,智慧则涉及到了“要怎么做”的问题。帮助和支持是人们在怜悯之下很自然的动作,从广义上来说,所有人都是助人者。那为什么要有助人从业者和助人行业的存在呢

词源上说,助人从业者应该是Helping Professions的翻译,指的是护士、律师、社会工作和心理咨询师这些直接为人提供服务的专业人士。助人行业相关的词汇比较多,比如Helping Industry、Human Service和Health/Soical Care Sector,对应助人从业者所处的行业。可能除了医生,其它都是相对晚近的概念,因此与整个现代化进程都有极大的关联。

简单来说,在过往社会中发挥助人作用的宗教人士、乡绅和地方互助体系等等发生了转变,同时现代社会的司法、医疗和福利系统逐渐完善,我们对于人类的福祉也有了越发系统和精细的需求,因此需要有专门知识与训练的人员从事相关的工作。另外,由于现代社会架构的特殊性,也需要有专门的社会团体和社会创新组织组织政府与市场之外的力量。

举社会工作为例,在现代福利体系建设以前,社会上完全不需要有社会工作者充当“社会福利专员”,亲属和地方网络在链接资源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而现在的社会保障与社会救助已经远离了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世界,才开始有相关专业背景的人提供对应支持的需要。

但是越发精细的分工、专业化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职业分工是在现代社会发展的需求中孕育而生的,但职业分工却不是单纯被动消极地接受“安排”。安德鲁·阿伯特的职业系统理论便指出,任何职业都有在社会中获得合法性以及对知识进行制度化的倾向。福柯敏锐地洞察到,临床医学的诞生不仅仅是对人类生理、病理的发现,它还是对医学对象的发明。其它助人行业也都需要建构自己的工作对象,以及对相关问题的“管辖权”。

以精神健康领域为例,固然传统医学和宗教实践都有对精神世界的关注与实践,但是精神类药物、心理治疗都是非常晚近的发明。一方面,精神疾患作为人类苦难的体现,确实得到了关怀与疗愈;但另一方面,它也体现了现代社会的治理,代表社会规范的助人行业开始接管个人的问题。

精神疾患在医学模式下,或是在生物-心理-社会模式下被理解,因此“负责任”的做法是接受医学干预,或者至少得到医学诊断与指导。心理治疗和咨询视情况作为一线或二线的干预。其它手段就只能被视作辅助或是替代了。“社会”只能在成因和支持系统的角度露个脸,个体生命和社群的力量在医学模式中是没有正式的位置的

不同助人职业之间还存在着个人问题管辖权的竞争。《职业系统》中提到,最初是神职人员和神经病医生对日常生活问题表示了他们的管辖,其后医疗改革者主张“应该把法律权威对精神病人的管辖权交给医疗业”,诞生了精神病学;随着心理学和社会工作在精神治疗领域的异军突起,精神病学将精神治疗领域让了出去,但还继续把握着它的药理学垄断权。

《职业系统》

*之前做过这本书的书摘,可点击阅读

当然这些都是一些面向,我们也要看到另一些面向。好比在反精神病学运动中,右翼新自由主义的声音实在不容忽视,他们确实在为自由高呼,但代价是削减对精神健康、社会服务的投入,是要把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又好比我们也看到在社会创新领域在以跨学科的方式解决问题,一些医院形成了由医生、护士、心理师、社工师还有职业治疗师等不同专业助人者形成的团队。

总而言之,就我自己而言,我关注到两个点:其一,关照与疗愈越发成为一种专业化的行为,我希望重新呼唤个人生命力与社群的力量;其二,分工及竞争使得同属助人行业的从业者缺乏对话,助人者亦需要自己的社群

前文列举了些许历史的脉络,限于我的功底和关注点,称不上完整,只能说在“功能”层面做了些论述,但我更希望转到“行动”或说“能动性”的层面,谈谈伦理关怀。

系统性的助人活动,在我这里首先基于所谓罗尔斯“无知之幕”的思想实验。假如我们不知道自己会有怎样的身心条件,在不知道何地何时以何种身份降生于世,我们会希望存在贫困、歧视还有其它种种不平等吗?所以,“每个人都应该有平等的权利”,因而我们要为大家平等的权利创造条件;但是权利的平等仍旧可能会有现实条件上的不平等,所以应该让“社会中处于最劣势的成员受益最大”。

Carol Gilligan在20世纪80年代为关怀伦理学做了先驱性的工作。她认为,女性倾向于用个人的道德责任来思考道德。一些哲学家认为这比诉诸抽象原则的道德思维更为优越。我希望援引关怀伦理学串联上助人动机的部分。

一位妇女因为自己的孩子有自闭症,而希望建立一个学校,想要给自己的孩子,还有其它与自己孩子一样的人,以及他们的家人都有那么一个空间。这里有爱,这里有在夜里想为同行者带一点光的发心。Linehan曾经住院高危病房,自杀、自残,后来为边缘型人格障碍开发了最受临床证据推崇的辩证行为疗法;Kay Redfield Jamison与躁郁共处三十载,她同时也是躁郁研究和倡导的领军人物…… 其实再更往前追溯,荣格几乎是经历过幻听、幻觉的精神病性症状,但他将其转化为了“积极想象”;弗兰克经历过集中营的创伤,而后提出了“意义疗法”;他们也都是“受伤的医者”。简而言之,助人是一件与重要他人、与个人生命经历密不可分的事情

不过还有一个伦理问题还没有得到解答。就好像我们前边从功能的角度来讲助人行业的“可疑之处”,伦理上助人的“合法性”又该何去何从呢?

“助人”一词必然会有受助者的角色。在提供医疗和咨询上,我们还比较能从直觉上认同助人者和受助者的角色。但助人行业在对整个群体或者领域进行“干预”的时候,伦理上的可疑性就显示出来了。残障领域有一句让我蛮受启发的口号,“没有我的参与,不做与我有关的决定”。助人行业有时候就多少带着这样一厢情愿地为他人做决定的色彩。

我在非常个人化地处理这个问题时,想到了“我的幸运就是我的责任”。基于我对于“社会中处于最劣势的成员受益最大”这项原则的认可,我认为我的幸运应当是一个在不造成自我牺牲的前提下需要最大程度共享出去的东西。我不断写公众号和做分享的动机也是一致的,我有幸接触到一些我认为非常棒的东西,我也希望以最低的成本把它们传播出去。这时候,助人不是施舍,而是一种责任。

解放心理学的论述让我对助人行为的伦理承诺有了更多信心。解放心理学认为,我们在为他人提供支持的时候,我们也应当受到同等程度的改变。这也是我在心理咨询实践中最真切的感受,在我为来访梳理生命经验的时候,有时我成功地帮到了对方,这时候我也同样因为对方在其中体现的生命力而得到了成长。其实不论是精神分析还是慈悲聚焦疗法,都不是由它们的创始人发明的,而是由他们与他们的来访者一起创造的。

所以,助人是我的一种责任,这个尽责的过程不存在牺牲(当然它可能有变成牺牲的风险,比如一个耗竭的情境),是我和所谓的“受助者”一同向善的过程。

但是在咨询这样的实践中,马丁·布伯意义上的“我和你”关系是更有可能性的。但是到了更系统的项目层面,又开始有新的问题。这也是我现在提社区发展要提得比社会工作多的原因。许多服务项目在我看来都有些一厢情愿的色彩,从补偿的角度来讲,它们有在当时当地的意义,但有时它们不但不能激发相关社区、社群的内生力量,而且还有些导致去权(disempowerment)的风险。

《我和你》

《受压迫者教育学》虽然还没有给到我想要的“论证”,但还是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我们应当相信人们的力量,同时不失天真地认为我们就不需要做什么,而是在解放的进程中提供我们的协助。

弗莱雷很强调探究的部分。我在之前开创伤知情研究者的工作坊时原定要聊聊research of/for/with之间的区别,正好这边可以做个简述。弗莱雷认为,探究决不能将被压迫者视作探究的对象,也就是一个被动的客体;不论是探究者还是民众都应该是共同探究者。波瓦在这里的态度也是非常一致的,民众的戏剧可能是实际是反动的,为了民众的戏剧多少还是有教化的意味,故而他追求与民众一起做的戏剧。具体可以看我之前写的这篇:在研究中解放,在解放中研究 | 被压迫者剧场作为行动研究

助人者是一样的,只有摆脱了单一的助人者与受助者关系,助人从业者真正与人们一起,我们才可能克服助人行业的根本伦理问题


好的,我今天就大概说到这边,一些前文提及,先前写过的东西整理在下边:

关于Compassion和Sympathy

同情聚焦疗法学习分享(上)

同情聚焦疗法学习分享(中)

新春福利 | 叙事疗法书单和慈悲聚焦疗法讲解视频

跳桥与过敏:我们跟理解与行动的距离是什么?

关于解放心理学

译文 | 解放心理学与行动研究

文摘 | 社区心理学与解放心理学

关于弗莱雷

书摘 | 弗莱雷的压迫心理学

共学 | 弗莱雷说的囤积式教育等于填鸭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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