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是序言里的缪哲写出了比较麻烦的事——写作的当今，是汉语史上最暗淡的时刻。人们所知的词汇，只能描写最肤浅的一层，无法也不能表达精微之处。所用的句法，也不能有灵活的动态。名词只是模糊地暗示，不能也不敢精确地描述。动词患了偏瘫，没法使转句子。语言与人性和文明的关系，古来有之。苏格兰人霍尔姆斯论及伊丽莎白一世时代说，语言腐坏了，熏坏了英国的良心。《汉书》说，天下无道，则言有枝叶。汉语的污浊，是精神污浊的一种形式。由此联想到朋友圈里流行的各种总结、报告的提纲词汇，以及现在流行的各级书记们拿出来扬名的有情怀的工作报告。
刀尔登文风很好，喜用短句，洗练准确，这是要经过一定生活历练和写作训练才能达成的。
关于能拿谁开玩笑这个问题，他说得很对，并不是拿谁能开玩笑，或者谁能开得起玩笑，而是这个问题本身就有问题。这种问题司空见惯——搞个小品逗乐，有人会质问怎么能拿农民开玩笑？那接着这个思路可以一直问下去，能拿学生开玩笑？能拿官员开玩笑？其实，就是不准开玩笑，盛行的非黑即白思维。上面打压谁，才能拿谁开玩笑——比如现在的马云。
因为我们还个特点，人民群众的鉴别能力很低，批判能力很强。为什么这么说呢，被批判的东西首先一定是被禁止的东西，之所以禁止大家去了解，因为群众的鉴别能力比较低，不能分辨香花毒草。矛盾就来了，鉴别能力不行，批判能力又从哪来呢？当然是国家赋予。鉴别的话就不劳烦大家了，那是脑力活，批判的话还是靠大家，体力活居多——敢来脏话，敢起高腔。
古时所说的，事不宜以是非论者，十之七八，人不可以善恶论者，十之八九，在当代已经不适用了。
不过传统上也有一个问题——伦理价值的表格上，最高一位的不是具体的人，而是虚之又虚的义或者节。虚化第一位价值，当然就是能让人随意赋予这个虚拟物具体价值的权力，这个权力当然是统治者所有。古代是君，现代是国，相比而言，君还具体一点，国则也是一个相对虚的概念，归根到底，其实国也是指特定的群体——谁能说“我国”。刀尔登举例唐代安史之乱的睢阳太守张巡，史思明叛军打过来了，张巡守城不降，弹尽粮绝，然后组织城内军民先开始吃女性，从自己的小老婆开始吃，然后组织吃小孩，再吃老人家。到最后，叛军还在城外，城内自己吃得只剩下不到四百人。
平叛之后，组织给张巡赠封，朝廷上有过一点点反对的声音。这个声音，可能才代表了以前多年后的趋势。随后，宋元明代也都是把张巡之举视为最高的忠义之举，因为国大于人，于是各朝各代都动辄是“人相食”。宋代之后的金代，有个王若虚说，守城之事小，食人之事大——他已经有点国家的目的是为了什么的意思了。到清代王夫之则进一步——无论城之存亡也，所必不可者，人相食也。再怎么忠义节烈，目的再怎么伟大光明正确，也不能吃人啊！
这可能是鲁迅所说的，翻来翻去就看到“吃人”二字的真实含义。
接着刀尔登探讨了几个历史人物，诸如张汤、李斯、司马相如、曹操之类的。曹操当然是个复杂人物，不过，确实，历代帝王或牛人对他，多是佩服加嫉妒。诚如朱熹所说，他把圣人之法都学到了。如果不是生前没有即位皇帝，那真是一人即可盖过其余四百多位帝王，外加一千多牛哄哄的士人。他在操弄权柄之时，深懂士人之心，这是多少帝王将相学也学不来的，即便杀了杨修杀了孔融，照样当代士人说他的好和高。这才叫悠悠我心吧。
刘瑾也是个知名人士，虽然顶着太监弄国，谗害忠良，谋反造乱这些各大帽子，实际上他凶残不及魏忠贤，权力不及王振，智谋不及冯保。也根本没有什么大志，时常犯点糊涂，他还非常敬佩和喜欢首辅李东阳，两人关系还挺不错。从他之后开始，太监都开始改善与清流之间的关系。然而他却死得最惨——凌迟，第一天照例是剐357刀，从两肋开始剐，一开始有血流，到后来就没有那么多血了；那可是10刀一停，一吆喝啊。剐完把他架回收监，明天接着剐，他居然当晚还喝了两碗粥。第二天，真是扛不住了，开始乱说话，为了不让他说出太多宫闱隐秘之事，赶紧加快进度弄死他了。
还有被骂汉奸和混子的冯道，因为他一人侍奉了四个朝代十一个皇帝，梁唐晋汉，最后还侍奉契丹。他之所以能作不倒翁，当然在于他恰如其分地保持了自己的定位——不得罪武人，不干预废立，慈悲为怀，忍让为先。任何一个朝堂，一个组织，可能都需要这样一个圆融润滑的人存在。不是说一定要大奸大恶，或者大仁大善，才叫牛人。历史上的成功成名者，真是造成过万骨枯的——直到今天，战狼们也还在叫嚣不惜一战，不惜与欧美为敌，中国人民宁可日子不过了也要跟他们干到底云云。冯道是典型的胸无大志，也没有治国安邦之策，他就力所能及地干活——力劝耶律德光不事杀掠，救下违反买卖牛皮禁令的二十来号平民，把赏赐给他的小女生送回家，但凡见到被掳掠的妇女，他都掏钱买下来各自送回家。冯道这种混来混去，以所谓的不忠不义，扑灭多少仇恨，化解多少战端，当然不合时下情境。
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其实在当时及后世的诸多文学牛人眼中，其实是个不怎么样的人——至少并没有他自己说的那些志。朱熹说他一生事业，只为做官；苏轼说他，所言皆利禄事也；曾国藩这么谦逊的人，也说他，心有所耻，行不能从——心里还是知耻的，但行为就另说了；王夫之则说他，琅琅动庸人之口，技止此耳。咱韩大人还真是那样，被上峰冷落时，不论讲史还是作诗，都可谓一绝——被贬到潮州时，写出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这样的句子，到了潮州之后又开始上表劝唐宪宗封禅泰山；自己说与宦者为敌，但一生写的宦官赞诗也不少。诸如此类。其实当代很多学人也是一样的套路，没进体制之前，说真话说大话说逆话，聚拢人气；依凭人气进入体制内有了位置之后，话锋一转就是之前否定过的假话套话顺话。他们中间有人确实有两把刷子，大多也都是混混，过日子嘛，何必那么认真。
关于醉酒。最早是禹说，后世必有以此亡国者。其后，从五帝时代到春秋战国，宫廷上都是反对耍酒疯的，主要原因可能还是酒比较耗费粮食，那时候粮食产量本就不高。酒也极为珍贵，春秋时期就有君子喝酒要作出特定难过表情的要求，而且过三杯就不能再喝。因此，常常有王侯喝醉酒，士人直接开骂，甚至于开打的例子——如师旷。大约是从三国时期开始，酒风日盛，演变到后来各代，成了纵酒狂欢，君臣常常因为醉酒而能其乐融融，有喝醉了拍皇帝肩膀的，有直接便溺的等等，都没有被追究过。东晋的刘伶写了《酒德颂》，一百八十八个字，还能流传千古。中国人酒风真盛，其后一直至今，也没有过全国级的禁酒行为。对比下来，欧美还是比较克制的。
学者之间也是。明末清初两个大学者，吕留良和黄宗羲，想想，多牛的一对人——终身不为清朝服务。可是，这两人居然半生为朋友，半生为死敌。一切源于山阴澹生堂书楼的散书。澹生堂是明代极富盛名的藏书楼，到清康熙初年，终于是家破人亡，于是开始了书楼的第一次散书——卖书。黄宗羲听说了，赶紧要去买，但苦于没有多少钱，于是找到了吕留良。吕留良立刻拿出千金，两人共往买书。吕留良挑了几百册，黄宗羲挑了几十册，但黄宗羲的几十册几乎都是珍本善本。让吕留良很不爽，于是让仆人偷了几册过来，心里才好过点。
于是就结下梁子了，黄宗羲回去后把此事写成了文章，给周围所有朋友看，就不给吕留良看。于是乎吕留良窃书之名就传开了。两人从此一生龃龉。其实，吕留良本来是要考功名的，后来因为结识了黄宗羲，才被劝退，谁知这一退下来，吕留良反倒成了激进的颠覆主义者，与清势不两立。黄宗羲倒是温和派，只是不合作而已，他不合作，他可以派自己的学生万斯同去帮康熙写明史，而且还时不时接受自己那些当了高官的学生们的接济和孝敬，活得逍遥自在。吕留良却被打成了异端。两人到死也没有再往来，一直是恶语相向。
自治的宁古塔。宁古塔之所以有名，是因为这是有清以来名声最盛的一个流放犯人，尤其是政治犯的荒地，即便是看清宫戏多了的，也都知道这个地方。一听到流放宁古塔即哭到死去活来之类的。康熙年间有个官员叫张缙彦的，因为文字狱之故，被流放宁古塔，却别开生面。张缙彦这个人，如果用传统士大夫价值观来衡量，乃是典型的毫无气节的贰臣——他之前在大明为官，之后投靠李自成大顺，之后投靠耿精忠，最后投靠大清，之后又因为文字问题被流放至死。
就这么一个人，顺势而为，随遇而安，圆融处世，倒也别有情趣。他散了家财，带着一班歌姬一起到了宁古塔，成日把酒风歌。宁古塔因为流放的人多了，十三省各省都有人，就好像开人大代表会议一般，还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文人缙绅。张缙彦将计就计，干脆组织大家成立了一个宁古塔七子社，重新玩起当年竹林七贤的一套，虽然宁古塔没有竹林，他们也几乎游遍周边，还给各处山水取名字。接着还教授当地百姓耕种之术，引进了新的作物。在宁古塔，各种各样的人，有各种各样的立场，有顺民，有遗民，有地方大员，有民间反对派，不一而足，但大家在张缙彦的组织下都相处得非常好，解决吃穿用度和各自理念问题。宁古塔由是变成了一个自治领一般。
如何评论张缙彦此人呢？他去世时，宁古塔的流放犯人，以及周边百姓，可谓满城皆哭。
隐士的限度。从隐士的局限，可能观察出中国传统知识视界的局限性。从后汉书翻到明史，各朝各代隐士，多了去了，写了无数的好文章，好诗，大多数都做到了有所不为，也就是否定入世、出仕，为人所用。奇怪的地方在于，一代代的隐士，挣脱了世俗公利的罗网，却挣不脱另一个罗网——人身独立了，精神上仍然停留在两千年以来的那个狭窄的圈子里。什么圈子？渔弋山水，玩石赏竹，山居品酒，如此爱山，如此爱水，却从来没有一个隐士，对知识发生兴趣，没有一个对事实和物质进行思考，没有人想到去建立一个新的知识体系或者框架，没有人想到去探索自然。明代的徐霞客其实算不上隐士。也就是说，隐士的限度在于，他们认为要追求独立，追求真实，但在独立之后，就没有再进一步去寻求所谓的“道”是否还有一种可能。这可能就是中国传统知识范畴的局限性，几乎没有隐士跳出来过。说到底，隐士追求独立两千年，其实仍然还在出仕入世与否之间挣扎，没有丝毫的突破。
反倒是明末的小官员徐光启，在阉党与东林党的论证斗争中间实在烦不胜烦，沉下心来搞他的研究，取得的成就，越到后世越显重要——其一是翻译了几何原本，其二是引进红薯种植，其三是写了辩学章疏。前两项可能大家都知道，这第三项其实很要命——他指出中国传统伦理缺少一个可靠的内在动力机制，人凭什么要做好人？老徐挺可爱，他还想入天主教，结果天主教不允许一夫多妻，他又舍不得小妾，感叹说，十诫不难守，唯独不娶一妾这个太难了。他建议引进葡萄牙火炮，请外人教授火炮造法和用法，无人理会，于是只好自己开辟个植物园种红薯——党争权斗，搞来搞去还真不如回家种红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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