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协副主席张炜对陶渊明的解读，有点意思。
从历史上看，国家处理分裂混乱状态时，一定是最悲惨痛苦的时期。但在思想和艺术方面，往往又会出现一些奇葩。这是因为当人从既定的秩序中解脱出来，真正地成为了个体的时候，其爆发出来的思想能量之巨大，往往超乎既定秩序中的想象。当一个人被逼到了某个角落的时候，往往会以思想和艺术去回应社会和群体，迸发出惊人的能量，进而影响和改变社会与群体。
大一统的盛世，常常会对个体产生凝聚力，会形成对个体的吸纳和跟从。思想方面的汇总，会形成大面积的覆盖，个体的声音与表达就隐匿在了群体中间。作为集体中的一员，任何个体的思想与艺术，都只是一个平均数，最大公约数，因此丧失个性而变得平庸和浅薄。精神毕竟不是物质，物质可以靠积累实现量变到质变，精神则常常是相反，越是少，越是独立的个体，精神力越足。
敝号前年介绍过的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中就表达过这样的观点——大一统的国家这种组织不过是社会衰败时的副产品，是一种消极性的组织，关于这类社会永存与不朽的观念，不过是一种幻觉，而且还是对大自然规律的一种违背。处于政治分立状态下的政权，对于人类文明的发展是有好处的，个人在小型社会里的作用和创造力，远远大于大型社会。
在中国，一个明证就是春秋战国和魏晋南北朝，如果牵强一点，还有清末民初，那些曾经绚烂一时的思想景观。
不过，值得关注的是，南北朝时期的中国，其国事民生的艰难与惨烈，远甚于春秋战国。去年疫情期间研读《战国策》（随笔已发），加上学生时期读过的《东周列国志》，感到虽然诸侯间征伐不断，权位利禄激励各种奇葩人物的出现，但大致都还有底线，不论如何，即便是明摆的吞噬，也会“取之有道”，更不乏为了正义而舍身忘死的人物与歌颂。
南北朝时期，一个最大的不同，乃是异族入侵。来自沙漠与草原的民族，用马蹄与北风，把丛林法则重新带入了文明社会。此前近五百年的社会建构，如摧枯拉朽一般倒塌，随之而来的，则是人们心中道德、礼仪与秩序的倒塌。如果说春秋战国是“好战”，那南北朝时期则是赤裸裸的“嗜血”。想想诸如北朝刘聪、石虎、高洋、赫连勃勃这等以杀人吃肉，制作人骨琴和人皮鼓为乐趣的帝王，一批又一批，换走一个又来一个。南朝如刘裕，起自寻常巷陌的赌徒，为了篡位，先是派人要毒杀晋恭帝，派去的杀手都不忍，宁可自杀，他又派人以被子闷死晋恭帝。没完，其后把司马家族灭族，开创了历史上的第一次——把前朝帝王家族赶尽杀绝。比北朝那些从未受过中原文明影响的胡人更加残暴。
这就是陶渊明所处的社会环境。
丛林法则对中原文明的替代，统治集团视人命如草芥，即便是士族、世族，也都有朝不保夕之感，生存变成了追求，其次是安全。这种窘况之下，士族群体形成了诸如“竹林七贤”、“建安七子”等群体，以激烈的个人行为反抗统治集团的代表。他们有的去打铁，有的去打人，有的脱裤子喝酒，有的带着铲子走路——死就埋我。整个就是——不合作，以自身的逍遥、纵欲、药酒来发出抗议。
唯独陶渊明，一个人呆在山野的屋子里，种菜种花，锄田挑水，饮酒写诗，既不沆瀣权势，也不放浪形骸，用最平常质朴的生活点滴，构建个人应对社会湍流的堡垒，成了那个年代一个特异的存在。
张炜认为，陶渊明有三个最大的特征，使他与南北朝时期各色流派区别开来：
第一是“不入伙”。也可以说，不结盟，不党同。国事纷乱、战事连绵、政治混乱的时代，为人处世，入伙入流，寻找认同是一种自然自发的心态。你要么是服从权力安排，认同权力要你认同的一切，或者干脆追求成为权力机器中的一份子，获取比生存和安全更高等级的利益，要么就是不服从，寻求反抗，要么是有组织地反抗——革命，要么是思想上的反抗。不过，不论是怎样的形式，都有一个入伙，拉帮结派的过程。即便是刘伶这样的混小子，也依然有他认同的圈子，有他愿意入世当官的时候。
只有陶渊明，始终是一个人，他既不随波逐流，也不愤世嫉俗，既不入伙归宗，也不逍遥纵欲。一般人都喜欢嵇康的慷慨激昂、爱憎分明，以及奏广陵散时的义气风发，有的欣赏刘伶以天为衣，以地为裤的自我陶醉，更多的人都羡慕山涛既能入伙七贤获得清流名声，又能得入朝做官的实惠。陶渊明这种单独一个人的散淡，就显示出特立独行来了。
看起来好像他的状态挺好挺轻松，实际上，光是一个“不入伙”，一个人去构筑自己的生活和精神世界，不需要任何人的认同与支持，这就是大多数人绝难做到的——这需要多么强悍的独立精神，多么坚定的主观认识，多么决绝的人生态度。
你要说他闲散舒适，那一定是误读。他很多的诗篇和文章中，都在不经意间透露出他的山水田园背后的可怕——军阀的互相攻伐，草民的生死离别，权力斗争中的阴险诡谲。《桃花源记》里，最简单最容易被人忽略的一句“避秦时乱”，躲避的是什么？是政治高压，是焚书坑儒，是杀人如麻。陶渊明若是没有对这些实际苦难的体认，不可能做出决绝的“不入伙”人生之路抉择的。
顺从的一方，顺着官阶往上爬，时刻提防不让人踩下来；反抗的一方，参加各种激烈运动，时而归隐逃避，时而出山号召。相对而言，对于大多数能人强人而言，是更合适的生存发展方式。而像陶渊明这种，退隐下来，几十年如一日的一个人守着最平常的田园生活，不入伙，不入世，不愤懑，不放纵，不妥协，说种花，说饮酒，笑时世，笑自己，可谓寥寥无几。
也正因为这样，独他一份，成了千年以来中国人最喜爱的一道风景。
第二是“挺得住”。陶渊明的曾祖是陶侃，乃是东晋名将，官至大司马（国防部长），封长沙郡公。到陶渊明这一代，虽然远不及陶侃时期的辉煌，但也自然做到了县令一职。青年时期的陶渊明，本就是因为看不惯军阀篡位这一套，而选择了完全的、绝对的归隐。
之所以说是完全的、绝对的，其一是与同时期其它逃离政治做归隐状的人们相比，陶渊明更加彻底——一方面是他断绝了所有与政治和家族过往的联系，另一方面显示出他对社会政治的全然绝望。其它人，即便是激烈如嵇康，也依然与政治保持若即若离的联系。其二是，作为士族，并非草民，一说归隐，就开始了一种全然不同的生活——自己动手，耕种糊口，完全离开社会和朋友圈的支持——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在那种物质条件下，尤其是从前三十年衣食无忧的状态，转变为全然依靠自己双手劳动养活的状态，可是需要相当的精神和意志力的。
实际上，陶渊明的生活相当困苦，他最后也是贫病交加去世的，完全可以想见独自在山野中的生活状态——那可不仅仅就是“无车马喧”啊。就是挺得住的意志力，对生活的决不妥协。晚年时，檀道济见他可怜，送来救命的米和肉，他也都一一拒绝。他深知选择了这种孤独、艰难的生活，不能有任何的松懈与妥协，哪怕是最好的朋友的善意。
第三是“自回归”。陶渊明最为人所道的，就是他的山水田园——之所以他的山水田园能够流传千古，直到今天，还有越演越盛的态势，归因于两点：第一，他对山水的钟情，其实是对春秋时期孔老庄们自然精神的回归。不论是孔子的诗经，还是老庄的故事，我们都能看到人与自然那种和谐亲近的情感。
诗经中一幅幅轻盈美妙的画卷，没有一个不是自然之美。即便是愤怒如屈原，诗篇中也满满的对自然花草山水的钟爱。这种自然情感，随着大一统社会的形成，逐步被政治的高压、疆域的拓展、经济文化的扩张，冲淡乃至几乎消灭掉了。长达四百余年之后，人类的自信、文明，被社会与政治的衰败，被血与火的战争完全摧毁，陶渊明此时寄情于山水田园之间，回归国人田园安宁生活的梦想，成了世人共同的梦想。这种回归，放大了看，把时间尺度拉长到一千年后的今天，其实是人类共同的一种乡愁——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不可回归地把人类拉进了现代社会，把人类从自然世界中隔离出来，以工业化的节奏驱赶着人们。工业革命启动至今的三百多年以来，人类社会涌现出了诸多独立的自然精神探索者，坚守着人类精神领域的自然之地——狄金森、梭罗，他们与陶渊明们承继的，是同一份遗产。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