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说，剑术不如学术，剑术之雄，仅可敌数人而已，学术之利，可贯穿万人之心。孔子的治学也好，治史也好，开设私学也好，游走四方也好，其实都有一个明确的目标——从事政治活动，改革弊政。所以，他治史并不是为了还原历史真相，他是借用历史来作为批评政治的工具——这一方式，被后世运用了两千余年直至今日。
他之所以述而不作，是因为他不希望自己只是个书斋学者，所谓“述”就是宣传和鼓动的意思，也就是政治叙事。他的学术团体也从来不是研究学术的团体，而是旨在培养“君子”以从政的团体，旨在制造社会舆论和意识形态的团体，这些学生几乎后来都做官。从这个角度来看，当年康有为说孔子乃是第一大政治改革家，奉行托古改制，确有其道理。
孔子创造和宣扬的核心概念，就是复礼归仁。礼，一般理解为仪式和秩序；仁，理解为基于仁善的处世法则。先秦时期，中国的神道教宗教观念很浓重，殷敬鬼神，周敬天地，这种泛神论习俗时至今日在日本得到了较好的保存。所谓宗教，核心要素有三——其一是神主，其二是有关神主的神话传说和故事，其三是仪轨仪式。这三个要素中，只有第三个仪式仪轨，是与世俗联系最为紧密的。孔子的创造在于，他致力于祛除说不清楚的神主和传说，仅留下仪式法则，因为仪式法则就是人类社会制度和秩序的起源。所谓复礼，并不是完全归附上古的礼仪，而是要崇尚人类理性塑造出来的秩序规范，这种秩序规范恰好又源自一种自然法则——血缘亲属关系。对于归仁，孔子的创造，在于把他之前人们普遍认为的“君子”仅指贵族，泛化为一种道德要求，即只要人具备了“君子”之“仁善”，平等友善地对待他人，就都可以成为君子，无需家世门槛。
《中庸》中提到过，孔子总结贯穿人世宇宙的一个道理，用两个字概括——忠恕。需要提及的是，“中庸”这两个字，在当时的意义，并不仅仅是走中间道路，更应该是指“常识”，即类似后世西欧的“自然法”、“衡平法”的精神。以人之常情来度量事物和事务，不走偏锋或超出常识范围。
所谓忠恕，也不是指被我们庸俗化了的忠君，忠于上级。忠字的本意，乃是从心，是回归事物本来意思，客观反映事实——也即后世王阳明、曾国藩所谓的“诚”。世事本来就已经芜杂不堪，要成事，要实践，最佳的方式莫过于用事实说话，反映客观现实，反而比你遮遮掩掩要强。
前年敝号用三十篇的篇幅详述了梁启超的《曾国藩嘉言钞》，其中讲得最多的，就是这个“诚”字——也就是实事求是。想想，曾国藩那样强悍的个性，居然能做官能做到一等侯爵这样的层面上去，他一再强调做人要“诚”，不是没有道理的。不论对好人、坏人，友人、敌人，都用诚心相待，即反映他人的可观情况，做得好就是好，做得不对就是不对，真心为他人好地向他人提出意见和建议，这就是诚，也就是孔子说的忠。
“忠”却被当代的我们庸俗化为一味歌颂和单方面正能量了。
所谓恕，则是宽容对待他人，宽容并不是指妥协，而是指我们要能与一切人等和谐相处，不用有色眼镜看人，不带偏见与人相处。这也是一件很难做到的事。要做到恕，不仅需要诚，更需要智慧。
所以说，忠恕之道还在于智慧。不是个性和品行上不宽容，不忠诚，归根到底还是因为智商不够。关于老子的道德经。
现在所见的道德经最早的文本，是马王堆西汉古墓中的帛书版本，这个帛书版本其实与通行于世的道德经版本，有很重要的差别。
首先，通行版本中的老子有《道经》和《德经》两部，道经在前，德经在后。而帛书版本正好相反，可称之为《德道经》。
其次，通行版本中道德经分为81章，帛书版本没有分章节。
第三，通行版本中的“兮”字，在帛书版本中都是“呵”。
第四，帛书版本中多用假借字，说白了，错误的用字很多。
这说明，至少到西汉时期，还存在多种不同版本的道德经。从“呵”字很多可见，道德经确实是口授的。
从道和德的关系上，道是指宇宙事物运行之内在逻辑，德则是人事与道之相适宜。道是本，德是器。就可以看出，帛书上是德道经，乃是因为西汉时期更注重人事和国家治理；到后世变成了道德经，则是东汉开始越来越重视宇宙论的玄谈。
道的本质，老子认为，一是变，二是反。也就是说，万事万物的存在，总是在变化，并朝向相反的方向运行的。同时，道也是曰逝、曰远、曰反。这三个性质基本规定了道这个变化的方向——逝，就是朝向寂灭的方向（现代物理学所说的我们这个宇宙最终要归于寂灭）；远，离我们的当下远去（时间流逝，现代物理学所说的宇宙膨胀）；反，总是朝向与现在状态相反的方向运动。
理解了老子所谓的道，紧接着就能明白他所谓的“有”和“无”。如果还记得敝号今年推介的《印度佛教史》的话，在那系列随笔中也叙述过，有和无几乎是世界上所有哲学和宗教流派都需要考虑的“元问题”，即为什么会“有”，为什么会“无”。
总体而言，老子认为，无是本体，无可生有，有又变为无。这个可以用一个佛学和西方哲学都喜欢用的例子——从种子到大树，种子先发芽，发芽出土成为幼苗，幼苗成为幼树，幼树成为大树，在这个过程中，先是没有种子之后的东西的，种子成为幼苗之后，种子变为“无”了，幼苗成了“有”，幼苗“无”了，树才成为“有”。树这个“有”，是从种子的“无”中变化发展出来的。
连接“有”和“无”的动力学，就是前面说的“道”。
也就仅此而已。后世诸多关于老子的军事哲学、政治哲学、处世哲学，也都是后人从上述角度的重新解读添加。
老子的理论，在体系上、逻辑上、规范性上都有很大的缺陷，其实许多概念和论断是经不起严谨推敲的。西方对于他解读得最为深刻的，恐怕就是黑格尔，就是他提出老子所谓的道，就是指宇宙事物运行的内在规律和逻辑。黑格尔同时也指出了老子哲学的问题——在纯粹抽象的本质中，除了只在一个肯定的形式下表示那同一的否定以外，没有更深入的表达，如果不超出这种表达状态，那么这种哲学还处于初级阶段。
这话说得是很中肯的，老子总体哲学的观念就是从矛盾的否定方来看待一切事物的，也就是从“无”来看“有”，从“弱”来看“强”，但他始终没有跳出矛盾来看问题，局限于被“有”定义的“无”中。
关于墨子的墨家。
墨子的理论、社团和实践，应该都可以算作中国古代思想中工商业思想和民主思想的滥觞。他之能做到这样“先进”，乃是因为其出身——墨子本人就是个木匠，他所组建的团体也都是手工艺人，也就是他所说的“贱人”、“小人”。
墨子的木工手艺，可能还在鲁班之上，他和鲁班是同时代人，也有过交往，后世王充的《论衡》中记载墨子制作的机具之精巧，过于鲁班。这个阶层的人，崇尚平等，以劳动和手艺换取生活物资，注重实利，讲究规则。所以，墨子的学说就有了这些点——兼爱（大家一律平等），贤人（人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可以改变世界），逻辑（撘房子做工具出身，怎么能没有逻辑？）。
这些要素确实是让墨子学说特立独行的关键。他有一个名篇《尚同》，展示了墨家学说的政治观点——如何治理国家，他提出，不信天命，存在先于本质，因为有了纣王，才会有殷的混乱，因为有了文王，才有了周的秩序。所以，治理国家的根本，在于让贤人当政，而贤人怎么来？靠民众推举，那么怎么才能让民众推举贤人呢？首先要倡导大家一律平等，在平等的基础上，推举出贤人。同时，民众可对贤人形成监督。
牛吧？
再说逻辑。墨子非常重视逻辑，对此他对包括孔子在内的其他诸子学说多有批评——诸子之中，讲究逻辑的只有墨家、荀子、名家。他把儒家概括为同义反复——简直是鞭辟入里，儒家经典很少论证。墨子之所以这样重视逻辑，也源于这个社团都是手工业者，大家都要干活的，要用工具和材料，做出符合人们需求的东西来，那当然得讲究物理，能做得出木结构滑翔机（刻木为鸢）的人，对于物理背后的机理和构造，当然要了如指掌，也就有了逻辑。
不过遗憾的是，墨子的社团和他的学说，并没有流传成为中国意识形态的主流，这可能也跟他过于崇尚节俭、苦行和平等有关。
关于尚书。
尚书是中国成文历史的起始点，记录的大概是公元前5000年到前2000年之间的政事。一般而言，尚书是来自周王室的政事档案，春秋则来自鲁王室的政事档案。尚书的文体奠定了中国古代政治话语体系基础——主要为典、谟、誓、诰、命，所谓典就是政典，也就是仪轨仪式规则；谟是谋，策略；誓是盟约，既包括君王之间的，也有君臣之间的，还有人神之间的，其实就是合约；诰，是帝王的言教，教诲；命则是封授，授予贵族头衔或官职。
尚书里的内容，即是对夏、商、周王族和国家间政事活动的记录。孔子正是通过对尚书中记录的解读，让尚书成为了中国、儒家传统政治道德的核心价值。如《尧典》通过尧的说法，第一次提出了修齐治平的思想；如尚书中提到的治国核心理念——亲民、仁善、正德、中和，这些都是儒家政治道德的基本要素；如尚书中提到的敬天保民，民为邦本之类的民本思想，也称为儒家用于规制王权的理论来源。
尚书中屡屡说到的“德”，是一种用于处理帝王与天，帝王与民之间关系的要素——其起源于前面提到的“誓”。誓就是盟约，也就是合约，说得现代一点，不就是契约嘛。天先命（授权）帝王，帝王再与民形成誓。
所以说，契约论的起源可不仅存于欧洲。早在两千多年前形成的这些政治智慧，奠定了中华文化得以传承至今绵延不断的根基。
重读《尧典》才发现，可能北京最早出现在史书上就是在尧典里，尧命和仲的弟弟管理朔北，名为幽都，治理胡狄。
关于《诗经》。
诗经毫无疑问的古代文学之珠，它告诉我们，文学首先是对情感的抒发。中学就知道，风雅颂赋比兴，乃是诗经为中文奠定的文体基础。风和雅都好说，唯独颂，一般解释为朗诵，其实并不是。要说朗诵，雅本身也是咏，也是朗诵。从字源上考证，颂其实就是讼，就是容。讼者，群言也，容者，舞也——想象一下，一群人在那里又说又舞的，是什么？对了，话剧，歌剧是也。
上古时期，这些表演剧目，一般是在祭祀时演出给神看的。
风是各国的民歌。那个时候的民歌，可不简单是对民间生活的抒发，民歌还有展现当地社会治理状况的功效。所以，帝王总是要定期去“采风”，那可不是去旅游，而是通过观“民风”，直接下基层收集民间言论，来考察自己以及官员们的治理水平如何，民间对官员、贵族和国家的看法如何。这实际是上古时代，一种高明的政治策略。
有关诗经的研究，之前敝号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中已有探讨。
与之前《诸神的世界》一样，作者主要通过字源学、音韵学来分析考察这些古代文本，确乎是一个有效的解读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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