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部头传记。确实是大手笔的传记,把一部传记写成了一个时代的战争政治与经济描述与总结。看这部书的时候,与看科尔奈的共产主义体制那样的大部头一样的感觉。
赫鲁晓夫在苏联历史上,应当是个转折型的关键人物,简单来说,他结束了一个国家的时代,开启了这个国家另一个时代,这个时代影响了全球六分之一的土地和三亿人口。
中国当代对赫鲁晓夫的解读,基本还停留在秘密报告,拿皮鞋敲联合国会议桌面,被毛泽东教训得像个小学生这一类片段之上。极少有对他之所以成为继斯大林之后苏联这个庞大国家联盟的最高领袖,那种成长经历,历史背景,以及他个人的心理性格的严密分析。陶伯曼这个本子是一种算得上成功的尝试。
赫鲁晓夫实际上并没有排上斯大林接班人的位置,在他之前,尚有马林科夫、莫洛托夫、贝利亚、弗洛希洛夫,他们中有的是理论家,有的是外交天才,有的是军功卓著,有的是斯大林体己心腹军警大权在握。
相比而言,赫鲁晓夫背景纯良,出身贫农,做矿工起家,没有上过学,一直到他成为最高领袖,他也没有写过什么东西,根据其秘书反映,实际上他的拼写一直都有问题,他从政的绝大多数时间都在地方管理工业、农业和经济工作,卫国战争期间也并未身处前线,更多的是在后方理政。
淳朴、倔强、狠劲的尼基塔
这也就是赫鲁晓夫相比前四位牛人的优势所在:他没有所谓的复杂背景,只能听从斯大林;他没有所谓的理论和观点,完全根据实际情况应变;他扎实成长于俄罗斯民众中,又实干于乌克兰的土地上,对如何发展农业和工业经济,有实际的操作经验,这对于发展苏联经济可能有较大的作用。
斯大林用他就是用这三点。当然,还有很重要的一个个人因素——个性特点。
赫鲁晓夫确实是个粗鲁、不拘小节的人,这一点是他的表层行为特征,他同时又非常聪明,善解人意,精明得有点狡猾,这些被隐藏在他粗鲁而豪放的表层行为特征之下。
只要稍微有点接触,都会意识到他的精明。更深一层,由于出身和文化修养不够,他始终都有一种自卑心理,这种自卑伴随了他的一生,当然,自卑的极致就是自傲,从这种自卑又产生出了一种狂妄,在内心深处并不把一切权威看在眼里。
所以,他既能粗鲁豪放,使周围的人感到他的浅显易懂,甚至在个性上的可爱,又能洞察人的心理活动,从而做出顺迎之举,挠到人的痒处,懂得团结人。
这是他始终能得到斯大林关照和提携的重要个性因素。一个政治强人所喜好的,往往是那种既能顺迎他,又能为他而坚持某种东西,甚至为此在这些细小处反对他的人。赫鲁晓夫从来没有在斯大林面前表现得过份聪明和富有野心。
赫鲁晓夫性格上的另一个特征,则给他带来了很多不便。实际上,他是一个很想表露出真诚的人,他对于周遭世界总来说是持有一种和平共处,共赢的价值观,而且他真诚地希望大家都能理解,为此他愿意做出一些让人讶异的举动。
比如他上台之后在西方国家没有任何举动的情况下,主动裁军和削减军费,向西方示好;比如他为迎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到来,亲自精心为他准备别墅和装饰,可以说是一厢情愿;比如当他得知让自己在古巴导弹危机中颜面尽失的对手,肯尼迪被刺身亡的消息,他居然为之落泪伤心。
尼基塔毫不掩饰自己对肯尼迪的喜爱,尽管明确是战略对手,但他一直对肯尼迪赞不绝口。在访美期间,甚至邀请梦露参加晚宴。
他就是这样一个人。
他的精明强干,主要体现在斯大林身后的夺权过程中,以及1957年平息反对他的政变上。
他的脱颖而出,是历史上强人群体政治的反复——接班人们都过于强大,以至于最后妥协只好让权于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对象。在这个过程中,他上下串联,充分利用前四个领导人之间的矛盾,获取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并且把他斗争的目标进行了排序——先对付反对者最多的对手,贝利亚。
贝利亚的可怕,至今在苏联历史上都是可圈可点的。在赫鲁晓夫的组织安排下,正当贝利亚在权力巅峰自我陶醉甚足之时,找准恰当时机把他拿下,并且采取残酷手段,不经合法审讯即秘密枪决。
贝利亚的可怕,超过党卫军的希姆莱,当然,两个人也有点挂相。
之后,在逐步把两个最具思想,但相互矛盾尖锐的莫洛托夫和马林科夫互斗至失权。赫鲁晓夫就这样逐步走上实权第一。
1957年,当这些同事想用同样的方式让赫鲁晓夫下台时,赫鲁晓夫居然能够用一个晚上的时间组织起中央委员集体请愿,把一个准备限定在政治局主席团内部的讨伐会议,扩大为中央委员会议,用大多数他提拔起来的干部集体反对,消除了这次政变。
这都显示出了赫鲁晓夫的狡猾和精明。当然,并不能说明他的精细。
他对斯大林的做法,倒是充分反映出了当时的党心和民心。其实在他之前,贝利亚在位时,就已经准备开始全面反攻倒算斯大林了。斯大林最信任的四个领导人,在他身后第一时间都想到了推翻他所有的做法。
赫鲁晓夫的基层经济工作经历,让他对苏联当时的经济状况有深刻的体会,他比他的同事都知道苏联经济的脆弱,必须要全面改变由斯大林建立起来的与西方对抗,对社会主义国家颐指气使的局面,要把更多资源投入到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上。所以他的既定策略就是:
这是尼基塔标志性的动作,到苏联国内哪视察,都举着玉米棒子。大量种植玉米,是肯尼迪总统对他的建议。玉米既是人的口粮,也可以作为饲料。在意识形态为主的当年,他用这样的举动,提示大家,经济工作的重要性。二十多年后,戈尔巴乔夫在美国吃了牛肉之后,回国第一件事就是捡起尼基塔当年的调查报告看了起来。
然而,他所做的这一切,都太快了,也都太急躁了。
当时的西方,不论是戴高乐,还是艾森豪威尔,较之赫鲁晓夫,更加倾向于冷战思维。他们始终用怀疑的态度对待赫鲁晓夫做出的种种努力——要知道,赫鲁晓夫是顶住了国内强硬派的攻势,来与这些敌对国家发展关系的。这段时期的西方国家,更多的是用一些赫鲁晓夫不可能接受的条件来进行谈判,以结束赫鲁晓夫的种种努力。
赫鲁晓夫在西方国家对抗情绪高涨的时候,做出了和平的姿态,结果却是一次次碰壁。这段时期,简单地把赫鲁晓夫外交上的失败归结于他个人的粗鲁或者是方法不对,是不负责任的。——如果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著名情报员奥列格早生十年,也许赫鲁晓夫会更成功(参见前几天敝号随笔《间谍与叛徒》)。
他在内心深处,确实是想与这些西方发达国家建立起良好的合作机制,使苏联的经济发展能有一个相对宽松的外部环境。
他与中国的交往既出于政治上获得毛泽东支持的需要,也出于他全面改善苏联周边地缘政治环境的真诚。
当然,他的自卑以及狂妄,在他权力巅峰时期,更大倍数地被放大了。在共产党这种极权体制下,他逐渐也走上了斯大林的老路。
遗憾的是,这本书对于1964年他的下台,没有做多的细节描述。这样一个精明的人,怎么会被对手又用1957年同样的方式搞下台?
多年后,尤其是在勃列日涅夫铁板一块的18年统治,为了体制的稳定,完全错过了改革时机,以至于到戈尔巴乔夫时代,再想启动改革为时已晚,再反思赫鲁晓夫,这样一个有读写困难的农夫、钳工、厂长、领导人,他用最简单直接的方法所得出的结论,以及策略和方向,才可能是苏联体制唯一的出路。他下台的那一刻起,就已经注定了苏联体制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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