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缺陷，可能也是导致德国只好采用无限制潜艇战的原因——因为潜艇只能使用鱼雷，鱼雷准确度又不高，而且水下很难分辨清楚目标是商船还是军舰，索性干脆管丫三七二十一，一律攻击。
更为关键的是，英国海军能力实在太强，很快就摸索出了对付大批量潜艇的方法——首先是布设水雷，而且还用水雷结合反潜钢丝网，这玩很要命；其次是发明了深水炸弹，这也是个神奇的东西，制造成本低廉，而且可以大批量生产，一艘驱逐舰在发现潜艇之后，可以迅速用深水炸弹包围潜艇——英国制造能力实在太强悍；再次就是发明了护航舰队的方式，即集中商船队，用驱逐舰和巡洋舰配合护航——采用的策略就跟沙丁鱼集群一样，群集起来，防止船只被潜艇各个击破。
因此，到1918年初，德国的无限制潜艇战就基本宣告失败了——潜艇损失很多，击沉的船只数断崖式下降。
新上任的法军司令尼伟勒将军一改之前霞飞的稳健战略，主张猛烈突击和主动出击。这个主张恰好又与德军主动后撤，以口袋阵杀伤法军的策略对应了起来。于是法军在取得了领地进展的同时，又一次产生大量伤亡。这些伤亡甚至造成了部分法军的哗变，士气瞬间低落下去。尼伟勒很快又被免职，以福旭将军替代。
1917年7月，温斯顿被劳合·乔治首相邀请担任军需大臣。军需部当时已经成为政府最大的职能部门——共计有50个处室，可见当时战争已经把政府拖入了怎样的境地。温斯顿受命管理这样一个巨大的部门，在他这本回忆录中也很好地叙述了他的管理方法——改善组织架构，授权分权，限制职权。
改善组织架构——把原来的50个处室归类合并为10个委员会，委员会设立主任委员一名。授权分权，授予委员以相当大的权限，可全权处置委员会职能范围内一切事项。限制职权，把温斯顿自己的职权限制为设置和调整目标任务、决定军需供应的重点和优先级、设立重点项目，其它所有专业具体事项都不干预。——领导学。
温斯顿执掌军需部后，支持坦克供应，由是在1917年11月，英法联军得以在西线尝试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坦克战——康布雷战役。确实是在战争中学习，英军需要边打边设计坦克与步兵的配合，坦克的阵型和协同。康布雷战果是辉煌的——以损失英法部队1500人的代价，俘虏了1万名德军，并毙伤了2万余人，并且实现了6英里的纵深突破。
1918年3月，德军再次在西线发动了对英法联军的主动进攻——双方围绕亚眠区域展开了残酷的消耗型拉锯战。德军动用120个师围攻英法58个师，英军损失29万人，德军伤亡34万人。
1918年5月，在亚眠区域的各自犬牙交错战线地带，德国皇太子亲率30个师，集中兵力从舍曼代达姆岭突破。尽管事前英法联军得知了大致的进攻计划，但也顶不住德军迅猛的突袭，阵线很快被突破，一天之内被德军推进了20公里纵深，直抵距离巴黎不到100公里的地方。
这是过去3年以来西线战役中最大的一次突破，也是协约国最大的一次退却。值得注意的是，此时德军是从两线同时发动战争——在东线，他们击溃了罗马尼亚军队。可见德国战力之强。
6月，德军在舍曼代达姆岭南面的努瓦永再次发动了集中兵力突击，突破英法联军阵线，推进了15公里，同时还击溃了意大利的防线。
1918年上半年，协约国西线方面一直处于防守退缩态势，德军则似乎是永无止境地进攻。这些进攻虽然看起来战果不错，但却没有丝毫战略上的意义。它们只是徒劳地消耗，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协约国不断强化阵地和积蓄反攻力量的态势，所谓德国的强弩之末吧。
温斯顿作为军需部长，在此期间一直处于前线，他从物资供应的角度，可以清楚地看到德国越来越薄弱的物资储备和供应能力，以及协约国充沛的物资储备和供应。打仗就是打财政能力——财政上，光是1918年英国政府支出就达到了30亿英镑，其中10亿英镑来自国内税收，16亿来自国债，4亿英镑为美国借款。
海面上，4000艘英国军舰已经击败了德国潜艇，20000艘英国商船保证大陆物资供应，美国已经投运了75万生力军到法国，被击溃的意大利正在恢复兵力，法国在福旭将军领导下，依然坚持抵抗。
反观同盟国，最大的盟友奥匈帝国，一直都以“猪队友”著称（敝号在之前的《哈布斯堡的灭亡》中有详尽叙述），土耳其已经崩溃，保加利亚受到罗马尼亚和塞尔维亚的夹击。正如后来二战中日本参谋本部的濑岛龙三一样，只要是理性地从制造能力、供应能力、资源储备的角度来看待，就自然能得出1944年势头正猛的日本必败的结论。当然，人家国内永远都是帝国必胜的正能量自信。
7月，鲁登道夫再次发起兰斯战役，意图倾尽全力打下巴黎。谁知协约国对此做好了一切准备，英、法、澳、加、美五国联军，各自从三个方向120公里的战线上对德军发起了反冲击。英军调集了600辆坦克作为前锋，其中有300余辆重达30吨的火炮坦克。此时的德军已经没有了之前三次战役中的锐气，很快就被击溃，反而被协约国军队推进了45公里。这是整个西线战役的转折点，从此开始，德军开始撤退。
对德军的追击从8月持续到10月，在突破兴登堡防线期间，英军的伤亡数达到了50万人！直到战争结束的最后一刻，大批量的伤亡还在不断产生。
9月末，同盟国的保加利亚崩溃，宣布投降。10月1日，兴登堡向协约国正式递交停战建议。无独有偶，温斯顿也描绘了之前敝号在有关国家战略和战争的随笔中经常提到的——发动战争鼓吹爱国赴死的决策者们，在战败来临时，常常是变脸最快的一拨人。从一开始的坚决与全世界为敌、无情斗争自信满满的人，到毫无底线地退让和转身来打压国内爱国群体，几乎无需过渡。从上到下，之前信誓旦旦为国为民团结如铁的高层人士，纷纷叛离，暴露出他们早已在国外准备好了的避难藏身之地。
留下的只是惊愕不已的爱国民众。这一点在1918年11月间的德国宫廷和贵圈里，在哈布斯堡的高层决策人士中，体现得可谓淋漓尽致。战败后的德国，这种高度集权的体制，一旦崩溃，简直就是势不可挡——瞬间，最守纪律和最讲究服从的体制和部队，众叛亲离，当初嚎叫不惜一战的军事头目们逃之夭夭。
温斯顿写道：现在是11月11日11时的前几分钟，我站在房间窗口，眺望特拉法尔加广场，静候大本钟宣告大战的结束。
我的悠悠思绪越过伤痕累累的岁月，回想起战前海军部那一夜的情景和感触。赤手空拳未经战事训练的岛国国民，他们除了海军之外再没有其他防御手段，他们信赖的是他们的敌对国家所嘲笑的体制。
但我们的国家却从磨难中平安地生存下来，她的军事能力在增强，她的制度屹立不倒。之前敌对的强大集权国家的国王和皇帝，一下子烟消云散，不是流亡就是逃走。
需要对德国人民做细致的分析，他们无不是在封闭的体制内被政治宣传所鼓动和侵蚀，在元气耗尽后，人类的良心最终还是起了作用，激动的人民恢复了常识。
真是目光如炬、力透纸背、深思远甚。
第四部分：东线战场。
这部分开始，温斯顿承认是根据一手和二手材料进行追述——不同于前面是亲历记，这些只能根据当事人的回忆、记录和各类会议纪要，战场记录来撰写。
如果说一战的西线和海战还能有诸如技术革新和战法创新这些稍微“正能量”一点的东西的话，那么东线战场就完全是一场人类历史上巨大的浩劫，深重的灾难。
在东线战场，三大帝国、三大王朝——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俄罗斯帝国，罗曼诺夫王朝、霍亨索伦王朝、哈布斯堡王朝，打到最后都灰飞烟灭，挑起战争的皇家贵族们最终革掉了自己王朝和家族的命，把延续五百年的欧洲主要王室家族连根挑起，任其随风飘逝。
东线战场，除了毁灭就是毁灭，还制造出了对于温斯顿而言是纯粹的怪物和敌人——苏维埃政权。仔细想想，也真是非常残酷。
看了温斯顿的著作，才感觉之前敝号随笔的杰弗里·瓦罗的《哈布斯堡的灭亡》，实在差得有点远。如果有兴趣的，还是应该看看温斯顿所写的东线战争，好看太多。
奥匈帝国的皇帝弗里茨·约瑟夫，在位60余年，他的一生经历了所有关于奥匈帝国、巴尔干半岛民族国家兴起、奥斯曼帝国衰落的往事，他甚至几乎看到了奥匈帝国的崩溃。
温斯顿评价道，约瑟夫皇帝终其一生是一个内敛、勤勉、正直和坦率的人，是一个勤恳的公务员。他每天早上四点起床，成天穿着他笔挺的天蓝色正装，埋头处理政务，一直到下午四五点吃晚餐，如果没有应酬，基本是晚上八点多就睡觉。他身体非常好，一直到七十多岁，还能远足，骑马打猎。
约瑟夫的决策圈非常之小——两个侍从官构成了他长达半个世纪的决策圈，一个是帕尔伯爵，一个是博尔弗拉斯伯爵，这两个人到一战时都已经七十多岁。
是的，就是这么一出景象，在帷幕重重的皇宫深处，一个快八十岁的皇帝，和两个七十岁的智囊在一起嘀咕——颇让我联想起刘宝瑞单口相声《官场斗》里刘罗锅的四个轿夫，年纪最小那个72岁。
这两个侍从官都伺候了约瑟夫皇帝半个世纪以上，相互都深知对方的脾性。帕尔负责政事，博尔弗拉斯负责军事。约瑟夫本人也好，这两个智囊也好，都本能地守旧——他们厌恶一切技术革新，讨厌电话，不坐汽车，甚至也不坐火车，喜欢复杂而意蕴深远的仪式和官僚体系架构，几乎总是本着荣耀和正直本性来行事。所以说，他们身上集中了欧洲王朝时代的一切荣光，也集中了那个时代所有的仇恨与反叛力量。
约瑟夫还有一个叫冯·施拉特夫人的女男爵情人，这是一个聪慧异常，情商超高的女性，游走穿梭于宫廷之间，与各方面的势力相处融洽，与皇后的关系也十分密切。她是约瑟夫皇帝所有外部信息的主要来源——关于欧洲其他国家，关于他的人民，关于娱乐界演艺圈等等。她懂得如何让约瑟夫接受她的意见和建议。
约瑟夫的长子自杀之后，皇位继承权到了约瑟夫的弟弟身上，结果他的弟弟也没熬过他，先他去世，于是皇位继承权就落到了弟弟的儿子，也就是约瑟夫的侄子——斐迪南大公身上。
斐迪南则是一个有雄心、刚愎自用、正直坦率的人，他和约瑟夫的关系并不好，因为他比较率性而为——从他娶了约瑟夫长女的女侍从官——霍特克女伯爵就可以看出来，家里人都反对，但他却以放弃皇位继承权为要挟，最终娶了女伯爵。
也正是这位霍特克女伯爵，让本来与德皇威廉二世关系不好的斐迪南产生了变化，后来与威廉二世走到了一起，并且着手让奥匈帝国军队完全德系化。而德系化军队的建设，恰好为帝国军队总司令康拉德的上升打开了通道——康拉德男爵是骑兵上校的儿子，一直在军队中稳步上升，在德国学习过军事，德系化的训练体制，让他成为了专家。
康拉德后来成为了一战中奥匈帝国的最高军事长官。温斯顿却评价说，他是一个危险的组合——他首先是一个政治家，他关注外交更甚于军事本身，而同时，他又是职业军人。温斯顿认为这样的组合，会让指挥官产生政治上的偏见，让政治观点进入到军事指挥领域，会产生很多不良后果。
当然，温斯顿是从英国官僚体制习惯中得出的这个结论——英国是典型的文官体制，文官掌控权力，但实行的却是专业化管理。比如，文官——海军部大臣，负责处理海军部的决策性事宜，在海军部贯彻国王和首相的命令和意图，这正是温斯顿的职位。
同时，海军部还有职业军人——第一海务大臣、第二海务大臣，这是武官，负责海战军事行动指挥调度。海务大臣可以不关心政治，服从决策，然后一心一意指挥军事行动；海军部大臣则不干预具体战事指挥调度，只关注政治和战略意图的达成。
德国和奥匈帝国的体制，却是典型的军政一体化，政治和军事都高度集权于一个人身上，这样，决策效率很高，但却时常出现政治影响军事决策，军事反过来又会影响政治决策的情况。
东线的矛盾，首先是德奥与俄国之间的矛盾，其次是与巴尔干诸国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都由来已久，梁子都是在十九世纪下半叶结下的——俾斯麦让德国崛起，深刻影响了欧洲形势——英法从百年战争阴影中走出来，为了在欧洲和环地中海殖民地区域范围内共同压制崛起的德国，走到了一起。
俾斯麦组建起了德、奥、意联盟，并通过奥斯曼土耳其对俄国又产生威胁，促成俄国与法国结盟。在这个时候，巴尔干半岛的三国——塞尔维亚、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兴起了民族主义，各自民族争端、领土争端开始层出不穷，南端的土耳其发生青年革命党的革命，苏丹被驱逐，成立了新的民族主义、富有进取心的新政府，也开始对巴尔干有所图谋，加上塞尔维亚对奥匈帝国的领土仇视，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对奥匈帝国和俄国的领土要求，使得这个地区成了一切问题的症结。
1912年到1913年，对立大国之间虽然形势很紧张，却也都在朝向尽力消除误会维护和平方向努力。法国和英国均到访过德国，温斯顿的海军部还派海务大臣出访德国海军部，了解德国海军建设情况。尽管后来两国暗地里都启动了战备竞争，扩充战舰数量，但基本都认为不会走到真开战那一步。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