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也走上这么一条道路。西班牙早在11世纪就形成了高度集权和垄断型的征税体制——梅斯塔行会。因为当时西班牙皇室主要收入来源是羊毛，由此组织牧羊人成立了梅斯塔行会，来对牧羊人进行征税。这个组织到16世纪时，已经成了一种国家特权组织，享有超越除皇室外其他一切组织的政治经济特权。
因此，西班牙皇室很早就形成了以产权出售换取税收的模式——把土地、道路、海路转让给特定利益集团，换取他们的税收上缴。特定利益集团毫无疑问地维系自己的垄断权益，排挤工商业和贸易。
由此，垄断、重税导致了商业和贸易的衰落。西班牙即便征服了美洲，获取巨量的资源，也无法填补自己国家毫无价值创造力所造成的缺陷。
一个让人可以联想到今天的特点是，在当时的法国、西班牙，人们普遍贬低和厌恶商人群体，对于在教会、政府和军队谋职趋之若鹜，动辄把社会问题和矛盾归结为商人阶层：一切都是资本的恶造成的。
也就是说，法国和西班牙当时的产权结构和国家结构，是激励人们去从事能够免除国家义务的非生产性活动——当官、当教士，正像今天我国那逐年攀升的考公务员进体制吃皇粮的精英人群。也充分说明，上述产权机制的核心，是通过牺牲效率来增强社会控制力，着重于分蛋糕而非做大蛋糕。
荷兰的做法正好与法国和西班牙这陆地大国相反——荷兰是低地滨海国，资源匮乏，只能走贸易一条路，而且，荷兰最早是靠纺织工业，即从英格兰进口羊毛，然后织布销售到欧洲各国，逐步成为国际贸易中心的。
为什么要提纺织工业？因为纺织是劳动力密集型行业，需要充裕的劳动力，荷兰自身资源很少，只能靠吸引外地人口来充当劳动力，也就促成荷兰很早就放开了对宗教信仰的限制！
摆脱了西班牙控制之后，荷兰成了联合省。商业贸易的发达，使得当地的商人势力雄厚，1463年菲利普大帝创立的代议机制被保留了下来，即对国王的征税权力进行投票表决的机制。商人集团可以影响统治者来建立和保护私有产权。
荷兰统治者发现，越是放松管制，就越能吸引各地资源聚集到阿姆斯特丹，就越容易征收到丰厚的税收，因此，越发重视对私有产权归属和转让的保护。
随着商业发展，资本市场在阿姆斯特丹也开始兴盛，很快就发生了一系列金融创新。金融创新又带动了私人对创新活动的投入，创新活动带来了荷兰的可持续发展。
联合省的成功，深刻影响了隔海相望的联合王国——英格兰。
羊毛是英格兰皇室的主要收入来源。所以，十七世纪中后期发生的羊毛征税争端，成为英格兰走上产权制度改革的开始。皇室、羊毛出口商和代表羊毛销售商的议会之间就羊毛贸易征税问题进行了斗争，最终三方妥协，羊毛贸易税归属皇室，但议会可以调整征税水平。
从此，征税权就落到了议会手中。这就相当于把产权界定和评估的权限交给了贵族和商人阶层，自然，对私有产权的保护和转让权利的保护就成了法律。
诺思提到一个很重要的点——荷兰和英格兰的收入严重依赖贸易，贸易是最容易界定产权收益来源和归属的事业，因此，它们就不需要依赖庞大的官僚体系来实施控制，完全可以承包给商人来自行组织——想想荷兰和英格兰的东印度公司，国家的殖民体制，居然可以依托一个主要由商人构成的企业组织来执行，这在我们看来简直是儿戏。可是，恰好是这种我们看不来的机制，支撑了英格兰两百年的世界霸权。
反过来，皇室和中央政府都没有理由、更不会有权力来进行中央集权——从商业和贸易可以很容易地获得财政收入，而且因为很少受到大规模的外族入侵，无需像法国、西班牙乃至中国那样，皇室要通过庞大细密的官僚体系一直管到田间地头和人头上，这样，荷兰和英格兰就倾向于维持一个小规模的中央政府。
产权界定和转让的权利在一群拥有私人产权的利益集团手中，使得整个国家的体制都能够向市场效率最大化的方向发展，激励人们投入创新活动，并支持人们从创新活动中获取高额收益。人口增长由是在荷兰和英格兰反而成为了一种优势——人口变成了人力资本。
同时期的中国，人口增长反而成为巨大的负担和不稳定来源，引发了明朝中晚期中央政府的衰落。这就是同样的因素（人口激增），在不同体制里，可以造就截然相反作用的例子。
这最终促成了英格兰产业革命的发生。
当然，敝号个人认为，上述国家道路的差异，除了诺思所说的产权结构差异以外，应该还有宗教上的因素——真是没办法，正好法国和西班牙是天主教国家，而英格兰和荷兰都是新教国家。天主教是等级森严的教宗体系，新教则是崇尚个人自我救赎的分权体系，想想这其中对于人的激励方向上的差异吧。
第四部分：产业革命再解释
这是最为核心的部分。诺思解释产业革命之前，提到了一个有趣的话题——我们今天反观产业革命如何神奇，在18世纪中叶开始如何改变了全人类的生存状况，仅仅两百年时间就超越了过去两千年的增长存量，激发了人类史上的第二次经济革命。
而在经历着产业革命的古典经济学家们那里，却看不到丝毫有关产业革命的描述或惊异。还只有亚当·斯密是从正面评价了专业化和分工对于提升社会运行效率的价值，由此认为国民收入将持续增长；大卫·李嘉图悲观地认为地租的上涨会抵消任何生产率上的增长，但实际情况是，地租在国民收入中的贡献持续下降；马尔萨斯更悲观地认为人口增长会使工资长期保持停滞，马克思则更不用说了，预言工人生活状况长期悲惨将导致动荡与革命，而实际情况是，劳动力收入在后来的一百年中持续提升，实际工资急剧升高，生活水平也水涨船高。
也就是说，再强悍的经济学家，很有可能也预见不了自己时代身后一百年可能发生的事情。
诺思的解释是，产业革命当然不是一蹴而就的，每个人都只能看到一些量上的变化和积累。
诺思提到另一个重要观点即是，要搞清楚科学知识和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其实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仅仅是在最近的一百年间才确立起来的——也就是说，所谓基础知识的进步，带动技术的进步，这只不过是一种观念，而且是很晚近才形成的。
事实是什么呢？拥有知识并不意味着就会有技术创新和应用。两千年前其实就已经有了地球、太阳和月球之间的正确看法，甚至于就已经测度出来了地球的周长，这些知识却并没有在当时就启发航空和航天技术萌芽。最有力的证据就是达芬奇的笔记，那些开创性的思想，并没有随着时间的积累在技术上得以贯彻和实现。
即便是到了瓦特的蒸汽机，改良于18世纪，但却直到19世纪末期才真正应用到运输上——一项革命性技术发明，即便产生了，也要花一百年时间才能真正成为主流。
这不仅是从技术角度来看，需要一系列物理和技术条件的支撑，如只有威尔金森的镗床发明出来，瓦特才能加工出精密一些的气缸等等。更为重要的，乃是产权问题——对技术创新的激励问题是一个关键。
发明一项技术可能带来的社会效益是巨大的，但可能给技术发明人带来的私人效益却往往很难得到保障——这就是技术创新真正的难度所在。在产权体制明晰之前，技术发明得以传播和发展，完全靠一些偶然因素，所以，中世纪之前，人类的技术发明创造常常是缓慢和间断的。
其实，直到现代社会，在创新方面建立起一个明晰有效的产权机制，仍然是一个难题——这也是大多数国家技术进步迟缓的主要原因所在。
技术创新的产权机制关键，就在于把技术创新带来的社会收益与私人收益统一起来，确保私人收益至少能接近社会收益。
光荣革命之后的英格兰所形成的国家权力机制，确立了这种产权机制——土地拥有者获取租金，资本拥有者获取利润，技术拥有者获取专利垄断收入，劳动所有者获取工资。圈地导致的自由劳动力增多，宽松的宗教政策，吸引欧洲的工匠、劳工涌入，为城市化和工业化提供了足够的人力资本支持。
英格兰政府和统治者并没有制定“国家重大科技计划”、“五年规划”、“千年大计”，但改变人类工业进程的珍妮纺纱机、水力纺纱机、改良蒸汽机、火车和铁路、钢铁冶炼，在一百年时间内，在利物浦、伦敦那些浓雾阴冷的街巷中，就这么乱糟糟地发展起来了，开启了人类改变物质、改变能源的新时期。——当代的我们怎么也无法理解，没有正确的领导，怎么可能做成这一切。
值得注意的是，分工和专业化、市场范围的拓展，同时也带来了交易费用的增加——越是专业化，交换和交易工作就越复杂，沉没成本和机会成本也就越大。
由是，又启发人们开始在体制机制上寻找降低交易费用的方法——连续作业的工厂体制、有限公司、合伙企业开始出现。工业化进程的深入，又带来一系列问题——大城市病、环境污染、阶级分化与斗争等等问题——导致社会成本上升，又激发人们开始寻求经济和政治治理机制——国家机制的改善。
整个过程即是，不断深化、细化产权界定和转让机制，不断解决新的交易成本问题，从技术创新，到体制机制创新，到国家创新。
第五部分：对美国政体的分析
诺思认为，美国理所当然地承继了英国的产权结构和习惯法体系，只不过在更为成熟的现代国家框架内进行了强化和细化。早期的国父们几乎一致认为，私有产权神圣不可侵犯的核心在于限制政府权力。到麦迪逊等联邦党人那里强化为，通过三权分立、立法两院机制和联邦与州权制衡机制，确保既有的产权结构不会受到党派政治、政治强人或政治狂热的影响。
十九世纪末，历经工业化和城市化而快速发展为强国的美国，也开始遇到英国在十九世纪中叶遇到的各类社会成本上升问题，进而开始在美国宪法框架下进行机制上的变革——立法决策权的专业化。即1892年到1911年间，国会承认立法部门有权把决策权授予行政部门，行政部门对于自己管辖范围内事项有法规制定权。
这促成了美国政府行政职能部门自主根据需要建立职能范围领域的行政条例和管理框架——大量的行业管理法规政策就出台自这个时期，后来成为现代国家实施专业化管理的范本。
同时，美国把在工商经济管理领域实践灵活管理的组织经验运用到行政架构中，形成了“委员会政府”体制。即在既有行政职能架构基础上，就特定领域事项成立专项委员会，以委员会这种横向机构来实现在专业程度日益加深情况下决策的敏捷化——专业分工越深入，交易费用就越高。毫无疑问，联邦储备委员会就是这种组织模式的典型体现。
再一种决策权形式就是利益集团，既有特定行业形成的集团，也有特定人群形成的集团，他们通过游说和施加影响等多种方式，促使委员会、行政职能部门作出有利于利益集团的决策和法规。
正是在这样一种国家治理框架下，美国得以将各种专业分工所导致的收益和成本之间的冲突，反映到特定的政治程序中来——各阶层和利益集团都能找到特定的意见表达和施加影响的渠道，这种表达和影响，构成了现代国家制度变迁以适应产权清晰界定需求的基本模式。
读完，增促思考，梳理被网络碎片搞得杂乱无章的现实，看透背后的基本原理，万变不离其宗。这就是理论原著的力量，一而再、再而三地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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