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基督教信仰与希腊哲学
基督教对罗马帝国的驯化，是一个相对落后的希伯来文化，去影响和改造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希腊文化的过程，难度其实很大。
几乎是同时期在中国，也发生了佛教首度传入东汉王朝的事件，相比之下，佛教之传入中国，并没有面临基督教的困难——印度文明可不是希伯来文明能相比的。
公元1世纪中叶保罗和彼得等使徒采用的方法是，采用通用的希腊语来传播教义，同时，运用希腊哲学，尤其是带有相当神秘主义色彩的柏拉图主义、斯多葛主义来解释基督教义。
保罗们恰当地保持了这样一种平衡——既采用柏拉图哲学来构建基督教神学体系，同时又排斥柏拉图之后亚里士多德们的理性主义，为基督信仰保留领地。
第一代传教者是耶稣的弟子，这一批弟子在公元64年尼禄皇帝发动的清洗运动中，基本都被肉体消灭。不过他们播下的种子，在新培养起来的第二代传教者——教父们手中，得到了发扬。尤其是这些教父都是罗马、希腊本地人，把基督教神学和仪典按照希腊哲学和思维习惯改造起来，更得心应手。
应该说，正是在公元64年到公元313年这两百年间五六代教父们孜孜不倦地对基督教教义的改造，才塑造出了基督教具有思辨性质的神学基础。在这个过程中，基督教也衍生出了其他类型。
如基督教希腊化的极端代表——诺斯替教派，干脆主张用柏拉图的灵肉二元论来取代基督教的上帝和耶稣信仰，认为世界有两个神，一个是创造之神，一个是仁慈之神，崇尚禁欲和冥想等宗教行为实践，拯救灵魂从有形世界向精神世界回归——联想一下柏拉图的学说。诺斯替教派其实是杂糅了地中海、波斯和印度的一些神秘教义因素，成了一个大杂烩。
基督教在传播和演化过程中，逐渐由此形成了泾渭分明的两派：其一是主张全面接纳和包容希腊哲学，在二者之间寻求一致性的派别，这一派的教父多是学术修养深厚的学者，其二是主张用信仰来彻底否定希腊哲学与理性的派别，主要以拉丁教父为主，当然是一些信仰狂热分子。这种分歧在后来造成了影响深远的基督教教义上的分歧。
正是前者的不懈努力，早在公元2世纪左右，就已经运用柏拉图、斯多葛、亚里士多德等人的方法和框架，把旧约中诸多教义进行了哲学化改造。
三位一体、基督的位格、神人二性、赎罪论等后世神学核心概念就已经提出来了。他们甚至把希腊哲学的逻各斯、道等概念用于解释上帝的存在，认为苏格拉底就是耶稣的前身等等。
主张信仰而否定哲学的拉丁教父们也非常强悍，他们奉行原教旨主义，即应当用拉丁文去理解经典，心无旁骛地研读和信仰。其中的著名教父德尔图良，说了一句著名的话：正因为其荒谬，所以才需要信仰。
这句话看起来有点蛮横不讲理，但细究下来，德尔图良这句话也很有道理：由于人类理性的狭隘和局限，他们根本不可能通过逻辑和思辨来洞察上帝的奥秘，要想认识全能和无限的上帝，人类唯一依靠的手段只有信仰。
在信仰派看来，人类总有一种习惯，把超乎自己经验和思维能力以外的东西视为荒谬，而随着人类知识和理性的发展，之前看起来荒谬的东西又变得合理了。所以，理性也是靠不住的——你怎么知道耶稣说的不对呢？你怎么知道那些神迹没有发生，也不可能发生呢？
所以说，理性是人类的准则，而信仰则是基督的准则。
有意思的是，后来在教会上发生了东、西方教会分裂，东方教派希腊正教集中了希腊哲学思想，衍生出了聂斯脱利教派、阿利乌派等，这些教派一直向东发展，影响到了西亚、中亚、东欧、蒙古。想想也搞笑——希腊化的基督教派，在西方没有站住脚，反倒杀回了基督教的老家西亚。
西方教会的罗马公教则主要以信仰派拉丁教父们为主，不过希腊哲学思想已经在基督教生根，到中世纪，柏拉图主义的承继者圣奥古斯丁和亚里士多德主义承继者圣托马斯·阿奎那，合力建立起了具有深厚逻辑哲学基础的天主教神学体系。
3.基督教与罗马帝国的文化张力
这里主要谈的是欧洲的教俗之争，也就是宗教权力与政治权力之间的纠缠。
基督教之能在两百年内持续发展并从“邪教”发展为罗马的国教，主要还是借力于历史大势——罗马帝国的衰落和分崩离析趋势不可逆转。从公元200年开始，罗马帝国陷入到四面皆战的境地，基督教由此获得了半个世纪时间相对平和的发展环境，以三代人的时间成为民众普遍信仰的宗教。
另一个让基督教繁荣的原因，还在于早期基督教信徒组织严密、忠诚勇敢、勤劳朴实、讲求平等，相关的教义和行事方式，与罗马帝国晚期上层人士和军队普遍的骄奢淫逸、腐败成风形成了鲜明对比。
君士坦丁就是出于重塑罗马帝国官僚体系和军队的想法，引入基督徒到自己的军队中，在内战中巩固了自己的权力。
公元313年被宣布合法之后，皇帝与罗马公教教会取得了合作。不过合作的开始，也就是分歧的开始。毕竟，二者的最终目标是不同的。
此时，罗马公教教会最需要做的，也是从罗马帝国世俗权力体系得来的经验——需要把过去两百多年因为受到公开迫害，而只好分散自主运转的各“地下组织”，即地中海各地的教会都统一起来，建立公开的等级组织。
而又由于这么多年大家都是独立自主开展传教活动，没啥交流，又产生了教义分歧，当然，教义分歧的背后，就是解释权之争，解释权说白了，还是教会的权力之争。
于是，大家需要开会讨论一下。这正像佛教一样，在佛陀去世后第一年（大约是公元前486年），大家开会讨论教义，就是你说我也说到底咱老师说了啥；过了一百年之后的公元前380年，佛教团体就已经因为教义纷争，分出了至少18个部派了，谁也无法说服谁，所以又要来第二次集结。
基督教在合法之后的第一次集结，是因为亚历山大教会发生了激烈内部纷争，公元325年君士坦丁亲自主持了罗马帝国全境主教大公会议，被称为尼西亚会议。
开会统一了思想，把阿利乌教派驱逐出了教会体系，这个教派随后就只能去了北边蛮荒的日耳曼部落，却意外地收获了日耳曼各民族的皈依。
此后连续召开大公会议，确立了大公会议的最高权威。
题外话——为什么说宗教对于民主政体的形成有助力？还没看到吗，除却伊斯兰教以外，基督教、佛教在初期都常用开会讨论决策这种形式。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早期都是各教团、信徒、神父们各自为战，每个教团、神父都有自己的“教区”，有供养他们的信徒，都是自给自足，对政府、甚至对宗教领袖都是“无所求”。
所以，一个宗教内部要形成统一纲领和行动，只能通过开会这种方式，而且参与开会的人员，也都是各个教区的代表——类比一下今天的选区、选民、代表机制。
拥有合法权利的基督教迅速发展，大公会的权威也越来越高，几乎是一瞬间，基督教教会内部就开始等级化和腐败化。信徒群体的纪律和道德感也越来越松弛。
于是，从公元3世纪起，发端于埃及的亚历山大教会，后来遍及整个罗马帝国各地教会的“修道运动”就开始了。
所谓修道，就是崇尚个人的清修苦行，远离罗马帝国尘世的、异教的、奢侈的、谵妄的生活，通过禁欲和苦行来追求内心的平和。到成为风气之后，各地开始兴建修道院。
修道院的出现，就和佛教寺庙的出现一样，一开始是为了提供一个清修之地，谁知到后来，各类社会上层信徒蜂拥而至。修道院反而成为罗马帝国晚期最重要的学校、图书馆和科学实验基地！（想想那个神甫孟德尔的遗传学实验）
几乎整个欧洲的重要文献，都保存在各地的修道院图书馆里；修道院学校培养的不仅是修士和教士，更有来自各地各民族的子弟。
4.基督教与中世纪文艺复兴。
文艺复兴既是对中世纪基督教教宗精神垄断的反抗，更是基督教文化本身的发展。早在中世纪之前的公元5-8世纪日耳曼向南入侵时代，基督教教会无可争议地充当了一个文明教化和文化保存者的角色。
公元800年查理大帝的法兰克帝国建立，一度启动了“加洛林王朝文艺复兴”，这是14世纪文艺复兴的先声。加洛林文艺复兴的主要方式，就是把此前各地修道院中保存的经典发掘出来，以设立学校的方式加以传播。当然，力度和广度都非常有限，仅限于少部分贵族群体。
加洛林复兴的影响，在于把基督教文化继续向北传播：
公元9世纪的阿尔弗雷德大帝在整合英格兰各部族初步建立英格兰王国时，就接受了圣经，并且致力于把拉丁文圣经翻译为本地英语。
公元10世纪神圣罗马帝国建立之后，奥托一世到三世，都致力于传播基督教文化，一直到公元11世纪意大利和法国逐步恢复元气。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