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定居，让游牧民族倾向于以部落形式进行管理，管理方式相对平等；依赖气候与自然条件，让游牧民族习惯于艰苦环境，吃苦耐劳，形成遵从自然法则的习俗体系；灵活变通其实也是生活环境和模式形成的一种特性，不固守成见，不固守一地，追求实效和实利。
这也让游牧民族往往在军事行动上胜于农耕民族。之所以军事上强悍，也无非两个原因：其一是冷兵器时代，战马是战争行动提速的关键，速度不仅可以弥补人数上的不足，还可以产生强大的冲击力；其二是游牧部落天然就是军事管理体制，本来就要管理牧群，所以游牧民族深谙骑兵部队的管理之道。
农耕民族之能早于游牧民族形成文明，主要在于农耕文化体制下，可以维持更加庞大的人口数量，生产力效能高，产出规模大。而由于人口多、固定居所，则易于形成等级制的管理模式，更早产生城市、城邦和邦国，有了领导层则可以集中使用资源进行更大范围、更多领域的开发。
所以，说游牧民族在文化上就一定落后于农耕民族，就有点站在农耕文明价值的角度去评价游牧民族的意思。这是我不认同作者的地方。
从农耕文明来看，亲体文明主要就是五个——米诺斯文明、尼罗河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哈拉巴文明和黄河流域文明。
亚欧大陆上大体也有一条南北分界线——东起兴安岭、经燕山、阴山、祁连山、昆仑山、兴都库什山、萨格罗斯山，直到欧洲的高加索山、喀尔巴阡山，构成了农耕和游牧的边界。边界以北是西伯利亚、东北、蒙古、中亚、咸海和里海北、高加索、南俄罗斯。
正是在这个边界上发生的两种文化的碰撞互动，是公元16世纪以前全部人类史中文明演化发展的关键动力，这一段时间长达3500年。公元16世纪之后，西欧科学技术支撑下的工业文明兴起，彻底结束了游牧民族的战略优势，自此游牧世界彻底衰落。
大历史上第一波游牧民族的冲击来自雅利安语系游牧民族，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前500年，导致第一代文明的米诺斯、苏美尔、哈拉巴、古埃及、商周文明的衰落，产生了第二代文明——希腊、波斯、古印度、秦汉。
这一波上古时期的游牧民族，在中国历史上大概就是戎狄部落。第二代文明的地域也得到了拓展（约8-10个纬度）——秦汉文明相比此前的商周，北边拓展到了阴山，南边则拓展到了长江流域。
第二波游牧民族的冲击则是自东向西，公元前2世纪-公元4世纪，冲击主体是匈奴。这一冲击促成了罗马帝国、萨珊王朝、秦汉帝国、印度笈多王朝的衰落，产生了第三代文明——法兰克王国、拜占庭、阿拉伯帝国、唐宋帝国。第三代文明南北共计又拓展了20个纬度。
第三波游牧民族的冲击来自蒙古和突厥，公元11世纪到14世纪。这一次冲击有一个意外的结果，也就是蒙古帝国第一次建立起了一个跨亚欧大陆空前版图大帝国，首次推动了“全球化”——大陆交通驿道，贯穿三大州的贸易，海上贸易路线开辟。直接刺激了西欧基督教社会的大航海时代出现，兴起对外殖民扩张浪潮。
因此，第三次游牧民族的冲击，对于亚欧大陆文明体的改变是最大的，很多种族特征就此定型，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也在极大程度上改变了欧洲的面貌。
也正是这一次打击，使得此前领先欧洲基督教文明近一千年的唐宋文明衰落，中国自此开始走上了一条长长的下坡路。
从上述大历史线索来看，只有落后文化民族对先进文明体的冲击，才能缔造出新一代的文明体。
来看第三代宗教文明。首先是以法兰克和拜占庭为主的西欧基督教文明。基督教在第二代文明中就已经孕育成型，基督教从西亚传递到罗马帝国，实际上是接受了希腊哲学的改造，并未真正对罗马帝国产生颠覆性的影响。
而在经历了来自北方日耳曼民族的入侵和打击之后，古典文明才真正与日耳曼蛮族文化相结合，产生了后来统御欧洲一千年的基督教文明形态。
佛教也是如此。佛教诞生于婆罗门教，婆罗门教又产生于吠陀教。吠陀教产生于公元前1000年左右印度西北的雅利安语系族群对印度本土达罗毗途人的哈拉巴文明的冲击，雅利安人带来了大量希腊世界的神祇和神话。
经过三百余年的入侵和同化，在吠陀教基础上产生了婆罗门教，大梵天、毗湿奴、湿婆这些神祇就都带有明显的雅利安文化和印度本土文化结合特征。
公元前700年，婆罗门教的奥义书出现。奥义书实际上是对婆罗门教的一种改革，开始出现业报轮回的思想，代表婆罗门教内部一种试图超越原始的经验主义和现世主义的生活态度，追求宗教沉思与灵魂解脱的出世态度。这就是佛教产生的理论基础——佛教也产生于北方族群对于印度的不断侵袭和影响。
公元4世纪，印度本土融合佛教、婆罗门和耆那教的印度教诞生，成为了印度本土的权威。
佛教由于再次受到阿拉伯民族的入侵影响，分裂为大乘和小乘，并最终成为了流亡宗教——印度本土的佛教灭亡了。
相应的，伊斯兰教也是在第二次文化冲击中，贝都因部落对萨珊文明的入侵和融合，从拜火教（祆教）、犹太教、聂斯托利教等融合而成。应该说，基于商队贸易的伊斯兰教，自诞生之日起，就比另外两个宗教面临更多的冲击、压力和影响，因此早期伊斯兰教的开放程度是最高的。
“文化杂糅”作为一种通用的文明嬗变动力，在不同文明体上的作用程度也完全不一样。
前面说到的欧洲、西亚，面临的主要是雅利安语系下游牧民族的入侵，它们往往会经历一段长达数个世纪的“黑暗时代”。
如雅利安部族对印度入侵，造成的持续三百余年混乱，导致佛教产生；日耳曼人对罗马帝国的入侵，也持续了四百余年。这个“黑暗时代”就是两种迥异文化的碰撞杂交阶段，其后是一个崭新的，既不同于游牧民族文化，也不同于本土原有文明的新一代文明产生。
最独特的是中华文明。夏商周文明虽然发端也是西亚，但自迁移到黄河流域之后，其地理位置实在太过独特——葱岭把黄河文明与西边的哈拉巴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和希腊罗马文明隔绝，几乎是独门独户地自立发展，产生了截然不同的语言文字和祭祀-政治体系。
天然封闭的环境，使得中国文明长期处于封闭发展状态，缺乏外来文化的袭扰，使得“母体”文化系统过于稳定——也是后世诸多学者所提到的中国文化“超稳定”结构。
这种超稳定结构一旦接触到外来文化，几乎就是全然同化，类似生物学上的“米亚德现象”，父体的性状被母体性状全部覆盖。
虽然同样受到游牧民族的三次冲击，但这个文明的性状自秦汉时期以来，就没有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完全不同于欧洲从米诺斯文明到希腊文明，从希腊罗马文明转变为基督教文明，三种文明形态差别都很大。
这是把双刃剑——一方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极为强大而稳定，另一方面就是这个文化对于创新、改革、自由度，有着天然的抵制力量。
我们在自豪于中华文明强大的容纳和同化力的同时，也要看到我们在文化品性上对独立、自由、创新的天然缺憾。
当然，在秦汉文明之前的第一次外来冲击，曾经为中华文明带来过一次实质性的“文化杂交”。这一次冲击的主力也是自西向东而来的“犬戎”、“狄戎”游牧部落，导致了商周文明的解体，由此，黄河流域文明与西北诸游牧民族发生碰撞和融合，造就了一种新的文化性状——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争鸣，最终导致了新文化——儒家文化的产生。
这是中国文明历史上唯一一次全面的创新：从夏商时期的鬼神文化，进入到周的礼仪文化，创新为“仁义”为核心价值的道德文化。这也是因为那个时期中国文化还处于生长初期，可塑性强。
因为“母体”文化稳定性太强，而致扼杀了“适应性基因突变”，导致文明本身灭亡的例子，就是埃及文明。
无论从哪方面看，埃及文明的发展水平都远高于其北边的米诺斯文明、苏美尔文明以及夏商文明。埃及文明中的神祇、彼岸观念，毫无疑问都是后世希腊、罗马和西亚文明神话和宗教的源头。
问题在于，埃及的地理位置也太过独特，在公元前的近三千年时间中（公元前3100年到公元前525年），几乎没有遇到过外来文化的入侵和影响——这也是人类各文明体中独一无二的待遇。埃及文明保持了自身的纯洁性，既无外患，也无内忧，由是也就没有了任何改革动力。这种状态无法适应公元前3世纪到1世纪之间的世界“大变局”，最终成了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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