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冲击是突厥人的后裔蒙古人给世界带来的广泛影响。
具体的崛起和冲击过程，敝号在《成吉思汗传》、《成吉思汗与今日世界之形成》、《帝国如风》等一系列随笔中都有赘述。这个本子里没有其他新的内容。
值得一提的，乃是这一次冲击与前两次冲击的不同在于，蒙古人没有带来新的文化，因为他们本来就是一无所有。所以，他们占领一地，就迅速地与当地文化融合，这也造成了元帝国极为多元和宽松的文化宗教氛围。
这一冲击的最大后果，是进一步促成各地文化和宗教的融合巩固。自13世纪之后，中国的儒家文明，整个中亚、印度的一部分、西亚的穆斯林文明，以及欧洲的基督教文明，扎扎实实地成了三分天下之势。
另一个后果即是间接地造成了拜占庭帝国解体，导致希腊正教文化回流至意大利，促成了文艺复兴。
四、基督教工业文明时代
1500年是一个大转折。此前五百多年间罗马教会统治下的欧洲可谓内斗征战不已，与东方的伊斯兰教三个帝国的较量，也都以失败告终。东边的穆斯林文明，再东边的儒家文明，都已繁华似锦八百多年。
不论是现代人，还是火星人，回到1500年去看当时的世界格局，谁也看不出欧洲未来的希望。12世纪一位英格兰的编年史作家威廉写道，基督教只有一个世界剩余的角落，一个既不舒适，也不安全的角落。
穆斯林文明的强大，彻底断绝了欧洲人的路上贸易之路。资源匮乏、贫穷落后的西欧人，只能把头转过来，面向大海了。
谁知这一转，就扭转了全球格局、人类历史。
1420年葡萄牙派遣了第一支航海探险队，此后仅用了一百年时间，葡萄牙人就从海上向东绕过了半个地球，占领了马六甲海峡，控制了印度洋。
西班牙人只好向西继续，1492年，哥伦布发现了北美新大陆，1513年西班牙人穿过巴拿马地狭，进入到太平洋。
这两个封建、匮乏、闭塞的边缘小国，趁着欧亚大陆的奥斯曼帝国、俄罗斯、东亚帝国内卷不已，仅用了一个世纪的时间，居然一个向东，一个向西，把自己的势力延伸到了整个地球。殖民到了世界各地，为欧洲收获了全球巨量的财富。
直接后果就是欧洲的海外贸易和殖民活动迅猛发展，以海洋替代了草原，以舰队替代了骑兵，真是叫做歪打正着地实现了过去两千多年以来，游牧民族未曾实现的理想——征服全世界。
后起的英国、荷兰、法国则陆续跟进，继续向新大陆发展——北美新大陆被认为相对贫乏。这些后进之辈采用了一种更加聪明的方式——设立拓殖公司，政府授权，对殖民地进行综合开发。
由于需要自负盈亏，英、荷的殖民模式更加倾向于商业化运作，注重把殖民地之间，殖民地和本国之间的产业链打通——这是非常关键的一招，为此后从西班牙和葡萄牙手中夺取海洋霸权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和资源基础。
汤因比一针见血地指出：在东方的中国拥有强大得多的远洋航行能力和装备，但足够的资源使得中国的统治者们对海外扩张失去了兴趣，欧洲的统治者们因为贫穷落后而鼓励冒险。
另外，尽管中国的商人也一样精明能干，但中华帝国的官僚体制却和拜占庭帝国一样，完全扼杀了商人从事商业活动的意识和机会，把商业活动完全控制在官府管理之下，什么事情官府不想做，或者不能做，那么商人和老百姓就也不能做。因此，16世纪的中国坐失了走向世界的良机。这一机制的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的中国，当下的中国。
无独有偶，保罗·肯尼迪也评价道：中国之所以在16世纪开始退却和内卷，最关键的因素就是儒家官僚集团的保守本性。在不断强化的复古氛围中，官僚阶层关心的是保留和复兴过去，而不是走向海外和开创未来。
中国的统治者和官僚们一方面严密控制社会，一方面时刻提防内部造反和外部侵略，他们怀疑商人，担心资本积累导致社会不公而失去控制。
地大物博，无须闯荡。但中国却没有想到，16世纪开启了人类社会发展模式的新纪元，在新的世界潮流中，不进，就是退；不开放，就是封闭。
直到今天，我们也还能时常感受到对私人商业活动的诋毁和压制，甚至能感受到敌视开放与接纳，热衷于封锁和拒斥的正能量。——至少到现在，几乎每两年就需要一次中央对民营经济发展的“一锤定音”。
一切始于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文艺复兴恢复了人文主义，宗教改革则促成了民族国家和资本主义。
发端于15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受益于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和拜占庭帝国的灭亡。拜占庭虚浮奢靡的文化风气，带动了意大利的知识阶层和艺术家们的想象力。注重感觉主义的风潮一起来就再也没有收回。
恰在此时，位于北方的日耳曼世界则兴起了对罗马公教的反抗——崇尚唯灵主义的宗教改革运动。其中的要义，敝号在《走向理性》中已有详述。
一是重新确立了圣经的地位，把罗马教会的地位降低，明确了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内心的信仰获得拯救——解放了个人身心，这就是因信称义。
二是提倡节俭和积极作为的生活态度，把外在的事功看作被上帝荣宠的标志，这就是因功称义。前者是给了人以独立自由，后者则提供了一种新的道德伦理——拼命工作、拼命赚钱，也是救赎之道的体现，也就是后世所称的资本主义精神之滥觞。
同时，在英格兰的亨利八世一怒之下成立安立甘教，自认国王兼教主一事，也给了欧洲各国以启示——凭什么要听罗马教会的？大家都可以有自己的教会，教会都得服从国王！——民族国家由此发端。
17世纪，一百年之内，英格兰海军击败了无敌舰队，完成了清教徒资产阶级革命（克伦威尔），接着完成了光荣革命，确立了君主立宪的议会民主制，科学与哲学快速发展，以焕然一新的面貌出现在欧洲。
自此，民族主义与科学主义结合，激发了18世纪的工业革命，人类历史新纪元由基督教世界启动了。借助工业和技术的力量，基督教开始向全世界拓展——自18世纪下半叶起，泛西方化浪潮开始。
从宗教-伦理的框架来看17世纪到18世纪的工业时代发端，这一次是基督教文明体的内部革新引发，进而影响和带动另外两个文明体的革新。当然，从外部冲击角度来看，可以上溯到13世纪的蒙古帝国冲击。
当伊斯兰教文明和儒家文明还徜徉在自我陶醉中，逐渐走向内卷和封闭的时候，基督教文明居然连续通过地理大发现、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完成了自我更新。
由此引发民族国家诞生和科学理性精神的产生。民族国家观念诱导了资本主义体制的产生，进而结合科学理性精神，产生从根本上改变人类力量的科技力量。
基督教文明正是通过宗教改革，资本主义，科学理性，为自身的宗教-伦理价值系统注入了新内容，实现了自我革新——民主政治、市场经济、产权观念，都由此成为工业时代基督教文明中的核心理念。
不得不提醒大家注意——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共产主义也同样诞生于这个革新后的基督教文明。应该说，主导当今世界的三种“新宗教”——科学崇拜、国家主义、共产主义，都是基督教文明这一次改革之后的产物。
这就是泛西方化，也是我们今天总在抵制的所谓西方化的内容之一。如果没有泛西方化，没有上个世纪初我们全面学习西方，就不会有中国共产党，也不会有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连今天很多网上正能量倡导的反西化的说法和概念，也都源自西方——资本主义的实现和对资本主义的批判，都产自基督教文明体自有的反思精神。
当代世界，对泛西化的接纳和对泛西化的反抗，无非就是用一种西方文化的传统（理想主义）来批判西方文化的另一种传统（现实主义）。
所以说，从文明的视角，从宗教-伦理的视角来看，什么“泛西方化”、“反西方化”，其实都是伪概念。
真正的概念应该是“现代化”。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尤其是进入21世纪之后，在西欧率先启动的现代化进程基础上，各文明体又开始了新的文化回归过程——这不是反西方化，而是开始探索适合自己国情、适合自己文明特性的发展道路。
各文明体，包括基督教文明自身，也都在开始一场革新——这一次的革新，不是因为北方游牧民族的冲击，而是由西到东，由北向南的工业力量冲击所致。
面对西方主导的现代化冲击，有三种应对形式——Refuse拒斥，这当然是自寻短见；Accept接受，这其实是文化换血，难度巨大，容易走向邪路——比如近代的日本；Respond回应，可能才是我们最应该采用的一种形式，即以多元性为基础，实现同一性。
典型的体现，就是伊斯兰教的原教旨主义运动，这带有内卷的refuse意思，其效果和结果我们也都能看到；印度教的原教旨主义运动，在Accept和Respond之间持中；还有就是中国的改革开放。
从当今的国际格局来看，文化回归主义，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三十多年前亨廷顿提出的《文明的冲突》——文化回归，势必使得文明间的差异更加突出，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价值观和伦理系统之间的差异和冲突，可能会加剧。
这似乎就是历史过程的矛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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