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谈酷吏和循吏。
汉书中的第一个酷吏就是张汤。张汤此人，第一次深入了解还是在十多年前读资治通鉴时读到的。两大“汤”，一是陈汤，对外用兵的，就是说“虽远必诛”的那位；二是张汤，对内整治的，知名酷吏一名，少年审鼠的就是他。
张汤官至廷尉，也就是今天的最高法院院长兼司法部长，非常牛。他司法的特点就是从重从严，舞文弄墨改变法律条文的适用范围，罗织罪名，熟练到可以玩弄程序。
张汤审理的大案要案，大多是涉及王公贵族、地方豪强、富商谋反、篡逆之类的案件，所以他的从重从严就有了极大的施展空间，可谓是当时武帝得力的对内大棒。
何以张汤会处理这么多的谋逆大案？其实当然是武帝的统治需要——当时的西汉已经逐步繁荣，国力日趋强大，民众日益富庶的背后，就是严重的社会矛盾。
最重要的，就是贵族、豪强和富民的出现，逐渐成了一股可与皇权抗衡的势力。
那当然就需要打压，打压的方式，一是政治上宣布豪强贵族夺利于民，要豪强让利于百姓，把皇帝与百姓放到同一站位上。
二是经济上对豪强富民征收重税，发动百姓告发隐匿财产的豪强富商，查实了可得一半。
三就是靠张汤这些酷吏来兴起大狱，专事打击贵族豪强。
张汤的出现，正是这种大势所需。
武帝时期的这种社会矛盾和处置方式，几乎是延续了两千年，被历朝历代所模仿。
张汤的发迹也是一个不容易。他老爹不过是长安县一个小吏，张汤之后是顶了老爹的职，从狱吏开始。
恰好碰上当年武帝即位之前的太子之争，武帝老妈的弟弟田胜失势获罪，入狱服刑。张汤于是烧冷灶，百般巴结，被田胜引为知己。随后武帝胜出，田胜一跃而成为国舅！
田胜立刻把张汤引荐给京城各处，由是张汤先进入内史署，相当于从看守所狱警调入了北京市政府办公厅，然后从内史署又进入丞相府，相当于到了国务院办公厅，飞黄腾达。
既有运气，也有自己的百般努力。
古代的法律，其实是法、律、令。既有不同的含义，也有一个演化过程。
最早是法，一般认为始于战国时期魏国的李悝所定的法经。所谓法就是方法，相当于对于一种犯罪行为的捕获、审讯、认定、处罚之法。到商鞅改法为律，即把上述法都变成了条文，更加直接的规定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后来又加上了令，令就是皇帝的诏书或制书里提到的话。
要说到律令的严密，没有哪个国家能超越古代中国，张汤时期的律令就有三百五十多条，据说还不及秦代律令之严密。
但这与后世所说的法治根本就不是一回事，时至今日，我们还有很多人认为法治就是法律条文和政策规定，这见识与法治的本质根本就是南辕北辙。
法治的本质是依法治权，依法治法，即立法者、执法者须受约束，而不是依法治民这么简单。
法治的核心是约束权力，就像敝号前两年随笔罗翔《刑法学讲义》时提到的，刑法的本质不是惩罚犯罪，而是要确保权力是依法依程序审判和定罪犯罪行为的，是要保护嫌疑人不受冤枉或者量刑过重。
如果只是为了打击犯罪，其实把所有犯罪者都毙掉是最简单直接和大快人心的办法。刑法之所以是个法律部门，有那么详尽的程序，就是要保护嫌疑人的正当权益，而不是从重从快，大快人心。
张汤之后一千六百年，英格兰出现了大宪章，规定国王征税和宣战必须征得贵族会议同意，到后来，变成了要征得议会同意。
那个时候的英格兰，法律条文还没有我们的西汉多。但毫无疑问，十七世纪英格兰的法治程度，要高于西汉帝国，原因不在于条文多少和严密程度，而在于关键一点——国王的权力是否受程序约束。
没有对权力的约束，再多的法律条文，也不是法治。
与酷吏相对应的，就是循吏。
所谓循吏，是指奉法循理，敬重法律，尊重法律，同时遵从人情事理去执行职能的官员。
这类官员，不追求标新立异，不追求好大喜功，不徒事更张，不追求政绩，自己循规蹈矩，让百姓也能循规蹈矩，相安无事。
说白了，就是不折腾，用最平常方式，获得最大程度的安宁。现在看来，不仅古代，即便是今天，这也是一个很难达到的境界。
想想也是，官员治理一个地方，如果能做到那个地方没什么不好的事，也没有什么突出的亮点，百姓既不说你好，也不说你坏，大家相安无事，还真是到了老子那种极高明的境界。
今天还常常会把不折腾贬低为躺平，把走极端褒扬为执行力。
循吏的出现，当然也有背景——一般是王朝新建，万象更新，需要与民修养生息的时候，这时候最好的治理手段，当然是不折腾，让市场和百姓自行修复——小政府和守夜人的意思。
从儒家角度来看，酷吏和循吏象征着霸道和王道两种治理手段，很多时候，其实是混杂在一起使用的。王道奠定合法性，宽仁待民，而霸道则奠定政治性，以力服人。
第四部分是谈论侠客与儒生。
与《史记》中对游侠和侠客持有歌颂态度不同，汉书作为官方定制史书，对侠客持有的是完全反对的态度。
很简单，游侠和侠客是从既有社会秩序中游离出去的自由分子，无论如何，总是一股离心和解构的力量，这与代表法律和秩序的政治权威多少都处于对立的位置。
帝国的统治者永远会对“自由流动的资源”保持警惕和敏感——这既包括侠客，也包括商人和商业活动。
不过，自由流动的资源过于贫乏和势弱，就会让传统的地方和贵族势力坐大，帝国最高权力和行政系统又会面临挑战与失灵。所以，皇帝总是要调节自由流动的资源与传统势力之间的平衡。
游侠时代主要出现在战国时期，秦汉之际，每到统一帝国出现，游侠就失去了生存土壤。
儒生当然就是以六艺为业之人，在孔孟时期，那就是通过研究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成为通达之才，从而把握人类历史命运规律的人。具体到孔子本人，他推崇要复兴周礼。
仁、义、礼，礼是居于核心地位的。所谓仁，从字面上看，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孔子引申为人心中的宽仁慈爱之念，这种念头外化为行为就是义；所谓义，原本是人我相宜、投缘巧合的意思，被引申为宽仁慈爱的行事之道。而礼，则是标准化的行事规范，这种规范，既是对人心念的约束，也是对人行为的约束，是对仁和义的统合。
仁义只是个人行为，如仁是个人心中的念想，义也是个人的行事准则。礼则是一种可推而广之的标准化规范，可以通过教授来传递和传代。所以，尊礼就自然能仁义。
这部分作者还详尽探讨了诗、书、礼、春秋等儒学名著的传承及到汉书时期的状态。
第五部分是编户齐民。
汉书中没有平民百姓的身影，对于班固们而言，这不过是一群被统治者，属于野人，仅仅只在展现统治者如何治理他们的时候，才会偶尔谈到。
这一点也几乎是两千年来传承至今，古代的“百姓”，今天的“人民”，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政治术语，并没有具体所指。
唯一涉及到了百姓生活的，那就是治理政策之“编户齐民”。
编户齐民的根本就是户籍制度，通过对人口户籍的控制与管理，皇帝才得实现对百姓的全面掌控——从征兵，征役到征税。
汉代的户籍的样式尚未发现过，目前主要是通过诸如爰书一类公文予以体现。非常惊讶，除了记录一家人的姓名，性别，身高，财产，食量数据以外，居然还会描述人的形象。其中说到一家人子女肤色都比较黑！
作者不厌其烦地罗列了居延考古发掘的户籍资料，一共列了十余户人家，就是想把汉代那些活生生的平头老百姓展现在我们面前，总算让我们看到了一些燧卒、戍卒的家庭，他们的子女、兄弟、父母，那些两千年前的三口、四口、五口之家。
按照当时的税负政策，以及记录的人均粮食摄入需求来计算，五口之家需要有70亩地才能覆盖支出。而当时他们真实拥有的土地只有58亩左右，所以可见生民生活的艰难和负担之重。
这还没完，还有各种征役，兵役、劳役等等。算下来，男性一生要服至少40个月的兵役，女性也要服传输役，都是体力活。所以，在西汉时期，农村也跟现在一样，青壮年男性都在外服役，女性也在外服役，老弱妇孺在家耕田营生，一样的是留守儿童现象。
什么男耕女织的安宁生活，也是非常难得的。
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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