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读的第四个版本的中国文学史，之前是郑振铎、钱穆、骆玉明。去年给大家随笔了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
对中国文学史有一种偏爱，读的过程是一种享受。林庚先生这个本子，我读了将近一年时间，当然都是断续起读的，好在文学史这样的读物，读得多了，无须一口气续读。每一章，每一节，都能给人以深刻的感受。
这是民国时期的文学讲义读本，林庚的文字，是那个时候正体字文学的典型代表，其叙述的精致周到、流畅温存，是当代大陆文字所做不到的。也很难说现在的港台文字能做到。
文以载道，还是文以饰道，这是个问题。所谓的唐宋以来的古文运动，其实是在文学文字高度结构化、高度美学化之后的一种返璞归真。即把文学回归到它本来的意思——传达信息。
所以，古文就是一种散文，不讲究骈四俪六、不讲究工整对仗，只讲究能否把道理说通透。
但站在一个更高的层面来看，专门讲道理，论观点的文字，何尝又不是文学呢？庄子的文章，孟子的文章，韩愈的文章，柳宗元的文章，乃至张岱的小品，文字结构散，但神韵贯通，读的过程中，你能感到一股气韵。这种气韵，神韵，本身就是艺术，就是文学。
与他出身那个时代不同，他崇尚重新认识中国古文学，尤其是中国的古诗文，他认为诗文才是中国文学的正宗，其他戏曲、小说都是细枝末节。
而诗文方面，他也指出了承自唐代韩愈的古文运动的路径，从诗到散文，从史到事。
中国历来功利，真正的纯文学也是在很后来才出现，文主要指诗歌韵文，笔则主要指散文。
文的根本是气，这一观点来自三国的曹丕。从这一点上来看，曹丕的典论和文论既是中国文学自觉的开始，也同时达到了一个高峰——以气来概括和衡量文学。想到曹氏父子三人，文治武功，也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
谈到小说，西方文学史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小说《堂吉诃德》，产自监狱。在西方文学史乃至思想史上，监狱是一个奇特的产出地。
监狱可能构成了一个来源于社会矛盾，又独立于社会矛盾的独特空间，自由极度缺乏，空间极度狭小，人性极度扭曲，却让在其中的人的想象力与思考力达到另一个巅峰。
文章从来就无小事。新中国以来，有一种不好的风气，把写文章当做知识分子的事，称为笔杆子，把作文与做事割裂开来。
好像会做事的人，就一定不会写东西，而会写东西的人，就一定不会做事一样。
这其实既是我们急功近利的治理方式造成的问题，也是一种知识水平普遍不够时的偏见。
历来，能不能写成文，是一件大事。你做了什么，做过什么，做得怎样，当事人的范围总是很小的，没有文这个载体，更大范围的人如何知道，如何评价，后世的人如何知道，如何评价，都无法实现。
所以，只要存在社会，存在集体，好事要彰显，坏事要惩戒，都必须借助文的形式，甚至于可以说，没有文，很多所谓实际的事就没有意义，也没有价值了。
所以，在古代，即便不识字的人，一听到什么事已经“墨吃纸”了，都知道至少已经板上钉钉了，也就是落定了。
中国文学的历程，其实也是中国人对文字，对历史的不断重新构造，重新认识的过程。
文字的普及过程，也是人类社会逐步拓展深化对人权、平等认识的过程。
中国文字最早用于占卜和祭祀，那是在权力与知识只为极少数精英如祭师和王垄断的时期。相对应的，不识字的草民和奴隶，就可以被作为祭品，与文字一起献给诸神。
后来文字开始用于记录，记录王和贵族的大事，成了历史。文字与知识为扩大了范围的贵族和史官垄断。权利和平等也开始扩大到与王族有关联的贵族群体。
再后来，文字成了律法条文、王命、文告的载体，文字与知识进一步扩大到士人群体。权利进一步通过考试系统和官僚系统扩大到知识群体。
文字开始摹写现实，把转瞬即逝发生于一地一人的事，扩大传播到广泛的群体，利用人类的想象力和同理心，产生巨大的社会效用——文字才能把帝王的意志传遍广袤的国土，让帝王的想法为草民所知，帝王的意志才能变成工程、战力、财富。
同样，文字一旦为多数人掌握，人就可以开始展示各自的想法，向上反映草民、士族的愿望，从而对统治者形成制约和警告。
对统治者形成制约，就是人权拓展的开始。
随着文字负载的功能越来越多，参与的阶层越来越多，文字就开始出现衍生品——文学。
文学可以摹写现实，文学可以创造现实，文学还能替代现实。
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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