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世界对所有的理科和工科学问都极感兴趣（数学、几何、天文、工程、管理、医学、药学等等），但对于希腊和罗马的文学没啥兴趣——主要是阿拉伯语文学本身就很强悍，前面已经介绍过，游牧民族的诗歌水平都极高。
这个时期巴格达诞生了两位享誉千秋的穆斯林医生，一是第一位研究并描述了天花和麻疹的拉奇，二是第一个提出了心理治疗的伊本·西那。
拉奇写了两本名字很搞笑的医书《神医也不能包治百病》、《为什么庸医和郎中比神医更吃香》，他开创了实验医学，并且收集整理了《医学集成》，把当时巴格达所能收集到了疾病病例和治疗方案都进行了整理。
西那则汇编了阿拉伯医学的经典《医典》，收录760种药物和疗效，研究了情绪、环境、音乐对治疗的影响。这两位医生的著作，此后一直到17世纪，都一直是欧洲医学的基础教材。
曼苏尔建立的智慧馆，还贡献出了神奇的花拉子密，被称为代数之父。之所以后世的人们一度认为计数法源于阿拉伯，就是因为他。
花拉子密是在用数学方法解释阿拉伯的继承法时，发明了等式，移项，对消等代数法则。——敝号2022年随笔《代数的历史》中有介绍。
阿拉伯文明的繁荣甚至于影响到了西班牙！——公元796年倭马亚家族在被阿拔斯击败之后，越过地中海到了西班牙，从此统治西班牙200余年。
于是，科尔多瓦成了欧洲最西南端的文化中心——早期意义上的大学，科尔多瓦大学也在那里诞生。——敝号此前推出的随笔《伊莎贝拉 武士女王》中有详细介绍。
西班牙的穆斯林文化中，在社会科学领域建树很牛——有伊本·哈兹姆的比较宗教学，第一次系统提出了《圣经》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比之基督教神学家们要早了近五百年；有伊本·赫勒敦的历史发展理论，即探索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模式，并且明确提出了“社会科学”这个概念。
阿拉伯文化和伊斯兰教带来的理性主义精神，对于基督教世界是最为重要的启示，可谓深深影响了后来的托马斯·阿奎那这些基督教神学家的思想。
再向东——同时期的印度，则是阿拉伯诸多文明成果的来源地之一。公元499年，一个叫阿耶波多的印度数学家就已经计算出了圆周率为3.1416，回归年是365.358天，他还构想出地球是一个自转且绕太阳公转的球体，他认为月食是地球自己投在月球上的影子。他的这些发现，一千多年后再次被哥白尼发现。
梵文在公元前3世纪从阿拉米语衍生而来，在阿育王时期是以婆罗米语形式出现，到公元4世纪正式成为梵文。一个明显的受到东方语言习惯影响的例子是，梵文中的r音已经被l替代。
佛陀的佛经最早是用巴利语记录的，大约是到了公元3世纪开始，巴利语佛经被系统地翻译为梵语佛经。
梵语文学在笈多王朝时期开始迅猛发展，与中国不同的是，梵语文学从一开始就注重戏剧理论发展——还在公元4世纪就有了《乐舞论》这样强悍的戏剧理论作品。
同时，佛教寺庙建筑风格、雕塑风格也开始兴盛，并向东方传播。像苏门答腊、巴厘岛这些东南亚岛屿，很可能是梵语传播到了以后，人们才具备读写能力的。
印度教的图像艺术——诸如以万兽之王形象盘腿而坐的阴茎神，裸体女性，一条腿成对角线穿过另一条腿的舞者，圣牛，生命之树等等，与希腊罗马艺术形象相比，显然出自另一个不同的传统，很可能比希腊艺术更古老。
公元5世纪，北方匈奴入侵北印度，笈多王朝崩溃。此后印度南北分裂，一直到公元606年的戒日王朝崛起。此时正是唐僧取经时期。
戒日王统治下，佛教开始衰败，印度教崛起。同时还兴起了一种神秘的密教，密教对佛教和印度教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对于佛教而言，干脆产生了与大乘、小乘不同的第三种形式——密宗；对印度教的影响则是提倡瑜伽。
当然，最可怕的还是印度的数学文化。毗湿奴和湿婆每一劫都会出现一次，一劫就是43.5亿年——至今不知道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为什么就恰好是地球的年龄。
公元5世纪初出现的《悉昙多》是古印度数学的最高成就——作者认为，仅次于中国。悉昙多已经把托勒密的三角学转变为了三角函数！
公元8世纪，倭马亚王朝入侵印度，伊斯兰教传入印度，导致了印度本土佛教的灭亡。伊斯兰教传入印度之后，衍生出了一个新的派别——苏菲派。
从公元7世纪一直到公元9世纪，相比欧洲沉重的中世纪，人类文明发展的策源地和繁荣之地就在阿拉伯、印度和中国。
作者认为，尤其在公元9世纪到10世纪的中国，发展到了中古时期人类文明的最顶峰——中国的宋代，无论是在自然科学、哲学、宗教、政治、经济、军事上，都冠绝世界。甚至于，在宋代中国的南方，还发生了小规模的工业革命——以瓷器制造业和纺织业为主。这里无须赘述。
作者一个比较有趣的观点，是说佛教对中国产生了莫大的影响——他不是从正面，而是从反面——佛教在唐代的兴盛和泛滥，引发了中国传统儒学理念的反扑，这种对佛教的反抗，最典型的体现，就是宋代新儒学——理学的出现。
这是中世纪的中国理性主义人文精神的体现，从世俗的、纯人文的角度，对宗教信仰提出了一系列的挑战和质疑。
然而，东方的文明繁荣，就止步于此了。此后一直到公元13世纪，西亚一直到东亚中国，文明和思想开始停滞不前。
蒙古帝国的海上丝绸之路，以及欧亚大陆交通驿站的建立，为东方文明向欧洲输出提供了通道，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兴起，导致拜占庭文明向西迁移。
这一切，促成了欧洲在公元13世纪以后的崛起——在希腊罗马文明之后沉沦了一千年的欧洲，开始苏醒。
公元11世纪到16世纪之间，欧洲一定发生了什么。
当然，个人认为对中世纪过于黑暗的描绘，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我们对后来欧洲崛起的惊讶程度。事实上，西欧最为停滞的时期只有很短一个时期——公元7世纪到9世纪，也就是两百余年。
自公元9世纪开始，政治、社会、宗教、哲学、艺术、技术、贸易各方面已经开始复苏。
公元10世纪，意大利的大学，沿海城邦贸易，英格兰的羊毛和磨坊，遍布西欧各地的修道院，在思想上经院哲学对于理性和信仰的弥合，分布在各地的修道士、思想家和工匠，都提倡理性认识。——这既是阿拉伯文明的影响，也有蒙元帝国的辐射，还有海上贸易的扩展。
作者提到了两个因素对于解除中世纪对西欧束缚的作用——其一是王权观念的差异，其二是封建制的革新。
先说王权观念。在西罗马帝国之前的希腊，包括后来的东罗马帝国，乃至穆斯林国家，一直向东延伸到中国——东方民族的观念中，王权与神权、教权几乎都是同一的。最高统治者同时也几乎就是最高神权拥有者，代表着唯一最高神的意志。
但在西罗马帝国却不是这样——王权拥有者一开始只是军事领导者，包括到后来兴起的日耳曼人，王权也仅限于军事领导。
也就是说，西罗马帝国的传统，王权与教权本来就是分离的——这为自公元9世纪到11世纪之间，王权与教权不断的纷争，奠定了基础。
教权与王权的分立，一方面导致西欧难以形成大一统的主权国家，另一方面权力的分裂使得个人权利、独立思想有了生长发育的空间和缝隙——不论是国王还是教皇，都无法把自己的权力伸张到最基层。
其次说封建制。也得益于西欧王权和教权的分立，封建制在西欧贯彻得十分彻底——大大小小的封建庄园数十万个，独立性都很强。
作者认为，正是中国发明的马镫，导致了西欧封建制的革新——骑士阶层的崛起，冷兵器时代骑士战力的增强，使得骑士阶层得以与封建领主结合，共同抗衡教权甚至王权。——此后的宗教改革，被教廷打为异端的改革者们，都是被这些拥有强大武力和财力的封建领主和骑士们保护的。
1198年，罗马教廷选举出了新一任教皇——大名鼎鼎的英诺森三世。他本名洛塔里奥·孔蒂，是当时欧洲最有学识的年轻律师。
此人进入枢机主教团时，年仅26岁！虽然他舅舅是教皇克雷芒三世，但他绝对是以个人的学识和决断力获得了主教们的一致认可。
英诺森三世本人也因其经历，可谓绝对自信，不仅相信自己是唯一能与耶稣对话之人，也认为人世间的一切都应当被教皇管理。
由他发起了对自公元9世纪以来的对教廷的各种怀疑论调和异端们的进攻和整肃。他亲自制定了一整套识别、判断和判决宗教异端的体制，启动了异端裁判所。
这位西欧最杰出的统治者，亲自把罗马教廷和教会体制推向了极端，走向衰落。英诺森三世创建的极权体制，对教皇本人有着极高的能力和远见要求，因此，他去世之后，接任的教皇均无他的能力，反而加速了这一极权体制的解体。
公元11世纪到12世纪，教会内部也开始了一系列的改革优化——从仪轨、组织上进行清理整顿，从教义和教学方式上进行修订补充。
最为重要的，大量此前希腊学术作品从阿拉伯文翻译回了拉丁文。各地大学、神学院、修道院广开门路，招收学员，理性地探索上帝旨意和上帝创造的秩序成为新的风尚。
还有逻辑学被基督教神学所采纳。意大利的安瑟伦、巴黎的阿伯拉尔、索尔兹伯里的圣约翰这些著名的神学家把逻辑作为理解神意的中心位置——在逻辑中，上帝与其他可以被分析理解的事物一样处于平等的地位，都成为理智研究的对象——这在一百年前可以算离经叛道的说法。
所以，逻辑在11、12世纪的西欧，就像“独立思考”和“言论自由”在今天我们的环境里一样，既新鲜又被正能量鄙视。
公元13世纪初，短暂地经历了一段教廷对亚里士多德著作的禁令和思想控制之后，13世纪中期，随着一批开明的神职人员上位，教廷对亚里士多德开始全面解禁。
巴黎大学的首席神学教授阿尔伯特体现出了主导西欧学界的思想形态——坚定地信仰基督与天国，坚定地运用理智探索世界。逻辑推理和实践经验，是与解读圣经一样的认识真理的方法。
阿尔伯特培养出了一个杰出的经院哲学家——圣托马斯·阿奎那。
阿奎那被誉为是西欧思想从圣奥古斯丁发展到牛顿、莱布尼茨的关键桥梁。他不仅是经院哲学的顶峰，也是经院哲学走向自然哲学的转折，也象征着中世纪学术圣地——巴黎大学的鼎盛状态。
此人运用宏阔的视野和深厚的学识，把希腊哲学与基督教神学充分融合，打造出了一个理性的信仰体系，一个基于信仰的逻辑体系。
与思想上的转变同样重要的，还有大学机制的形成。
博洛尼亚大学不是第一所大学，但却是最古老的大学之一，它成立于公元12世纪初。当然，当年大学建立的目的是培养具备读写能力的神职人员和法律人员。
受益于前面所述的王权与教权之争，1158年弗里德里希一世皇帝为博洛尼亚大学颁布了一项学术法规，被称为《惯例》。惯例授予了大学以独立于教会的学术权利，否定了教皇对大学的一切权力。
《惯例》与《大宪章》一样，被视为西欧学术自由的开端。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