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字
盛
放
温
良
星期三
2019.05.22
【小妃导读】心怀安放慈悲、文字盛放温良。今晚，小妃书屋迎来了一段幸福温馨的时光。年近80的文学老前辈杨振文老师莅临小妃书屋，和书友们一起分享了他的文学创作经历，告诉大家“放下包袱、快乐写作”是文学创作的真谛。书友们通过对杨老讲话稿和文学作品的诵读，还原了老先生富有传奇的文学人生，展示了老先生的人格魅力与处世风骨，使现场的读者了解到了一个作家为人的真实与纯粹，对文学的敬畏与执着。整场活动在温馨、热烈的气氛中持续了近两个小时，令人意犹未尽、流连忘返。
放下包袱 快乐写作
——在小妃书屋的讲话
退休之后，就变得孤陋寡闻了。我原来真以为小妃书屋只是一家书店，或者是书店+，加酒吧、加茶楼之类。没想到它是众多文学爱好者一处充满生机和诗意的、有理想、有情怀的精神家园。它从孕育、诞生到坚守，都没有带任何功利目的。大家在这里学习、交流，为开展各项活动做义工，都是自觉自愿的。尤其让人感动的是，它的活动场所还是创办人自家的住房。创办者和参与者的这种境界和奉献精神，不能不让人感到钦佩！所以，在这里，我先要向小妃书屋，向小妃书屋的创办者凌小妃女士及所有的参与者表示敬意！
也正因为如此，当小妃要我来书屋讲讲我多年来的创作经历，我没有推辞，也不应该推辞。虽然我在创作上取得的成绩微不足道，但创作经历不能说不漫长；对其中的甘和苦，喜和愁，我也不能说没有体会。
下面我就先回顾一下我的创作经历，我要说，在漫长的文学创作之路上，我是一个幸运者。
原山西省作协副主席、《山西文学》主编、作家韩石山写过一篇文章，他说搞文学创作的，基本上是十年一代人。三十年前与他一道搞创作的，现在只剩下一人在搞了；二十年前与他一道搞创作的，现在只剩下两三个在搞了；十年前与他一道搞创作的，现在只剩下三四个在搞了。这当然只是大概的估计，但反映的却是真实的状况。我们湘潭也是如此。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们湘潭地区（包括县、市区和学校、厂矿）的文学社团，数以百计。文学社的成员总数上万。当时我是市文联副主席，分管文学这一块，为顺应众多作者的要求，我与文联的同事商量后，创办了业余文学讲习所。第一期小说班招收学员100人，不到三天，名额就报满了。我们请古华等作家来作文学创作辅导报告，能容纳两千多人的工人文化宫每次都是座无虚席。三十余年过去了，当年万人同挤文学创作这一独木桥的现象早已不再。文讲所小说班的100余名学员，至今仍然坚持文学创作的，也是凤毛麟角了。这就足见坚持文学创作有多不容易；足见文学创作队伍的淘汰率有多高，甚至可以说是多么残酷了。
但是，我是幸运的。我从十八岁开始在报纸上发表习作开始，到现在已经坚持了六十余年。在各个年龄段，或多或少都发表、出版了一些东西。在漫长的创作道路上，我没有被淘汰出局。这不是因为我有多大的才能，有多大的本事，而是因为我很幸运，在各个节点上我都遇到了或影响我、或指引我、或鼓励我、或提携我的人。用俗话说，我遇到了很多贵人。这些贵人中有语文老师，有作家，有编辑，也有文学老前辈。
我出生在湘乡的一个小山村。在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就对文艺书籍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尤其是有故事情节的，不管是连环画，还是小说，我都会爱不释手。《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封神榜》那时我就作了第一次阅读。《红楼梦》（那时我借到的是每回都有插图的《石头记》）我也接触过，但几次都没有读完，因为那时我感到《红楼梦》的故事不吸引我。我那时的阅读是浅尝式的，只是跟着故事走，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读不懂全书的要义。我对所有写书的人非常崇拜，觉得他们是不可企及的天才。根本没想到后来我自己也会写文章、写书。
1954年，我进入湘乡一中念初中。有一天，读报课，班主任老师念《新湖南报》（就是现在的《湖南日报》）上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张江渡口》。老师念完文章后说：“这篇文章的作者是刘勇。你们知道刘勇是哪里人吗？他就是我们湘乡的，是个农民，他只读了三年书，现在已是全国著名的农民作家……”这让我惊讶不已。没想到我们湘乡也有作家。真是远在天边，近在眼前。而且这位作家是个农民，只读过三年书。那堂读报课后，我心里很不平静，便偷偷地给刘勇写了一封信。信上具体写了些什么，我不记得了。我想不外乎是对他表达敬仰之情，可能还有请他指导我写作文的话。因为初中阶段我的作文一直都不好，经常受语文老师的批评。我不知道刘勇的通讯地址，只好把信寄到《新湖南报》，请报社编辑同志转交。我想，要是今天，报社收到一个初中生这样的信，多半是不会理睬的。
我没有想到，报社居然把我的那封信转达到了刘勇手里。我更没想到，一天下午，刘勇到学校来找我了。
我记得那是一天下午，我正在上自习课。忽然听到有人喊：“杨振文，有人找你！”我走出教室，看到一个身材高大、背布袋、戴眼境、穿凉鞋的人站在走廊上。我不知他是谁，正在奇怪，这个人已把一只手搭在我肩上，说：“我是刘勇。”我又惊又喜，望着他傻笑，不知说什么好。
那天下午，是我整个中学阶段最兴奋的一个下午。刘勇那天对我说了些什么，我现在也不记得了。我只清楚地记得，我跟着他步行了十多里，到了涟水河边他的家里，他爱人用红薯片、南瓜子招待了我。
自那以后，刘勇便成了我的良师益友，也是莫逆之交。此后几十年，我们从没中断过联系。刘勇对我最大的影响，是让我认识到创作并不神秘，只要勤奋，只要刻苦，就会获得成果。刘勇不仅在创作上影响、帮助过我，对我的工作他也给过很多支持。文联办读书班、改稿会，只要我请他，他再忙也会来，或讲课，或看稿，都非常认真负责。
2014年12月，刘勇以89岁的高龄谢世。他的遗体在长沙火化后运回湘乡老家安葬。我与市作协的几位朋友赶去悼唁。在灵堂里，刘勇的儿子刘新胜（现为省作协组联处工作人员）见到我就说：“杨老师，我父亲多次对我说，你是他最好的朋友。”听了他这句话，我心里好酸。我强忍泪水，在刘勇的骨灰和遗像前跪地三拜。
从年龄上讲，我比刘勇差不多小十五岁；从资历上讲，我还在读初中，他已经是全国著名的作家了；从职务上讲，我还是地区文联的一般干部时，他就是省作协的副主席了。在刘勇面前，我是真正的后学。可刘勇从不把我看成晚辈，也从不把我看成是他的下级和学生。他总是与我平等相待，把我看作他的真诚的朋友。而我，则把他当成是一位仁厚的兄长，是第一位引导我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贵人。
下面我要说的贵人，是报刊、出版社的编辑了。几十年走过来，我庆幸自己遇到了许许多多的好编辑。他们是伯乐，是默默奉献的无名英雄。我特别感激上海《文汇报》、《上海文学》、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的编辑。没有他们，我根本不可能在文学创作这条路上走到今天。是《文汇报》的副刊编辑，在成千上万的来稿中，接连选发了当时我还是个高中生的两篇小小说，并且还发表了大加称赞的评论文章；是《上海文学》的编辑，我第一次向他们投稿，他们就看中了我三千多字的一个短篇，将它与茅盾、巴金、周而复、秦牧等等大作家的作品发表在同一期刊物上。巴金的作品就是中篇小说《团圆》，后来改编成了引起强烈反响的战争题材的经典电影《英雄儿女》。也许你们很难想象，这些对我的鼓励有多大！
我自然更是感激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的编辑。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国的出版业还不发达，要出版一本书很难，尤其是一个无名的作者，要想出版一本书，简直是异想天开。那时没有自费出版的搞法，就是有，我一个穷大学生，也是做梦。我凭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把《芬芬为什么愿意剃光头》投寄到了少儿出版社，没想到他们竟看中了这部书稿，很快就决定采用它。他们请名画家作了插图，赶在那年（64年）的儿童节前出版了，第一次就印刷了七万册。出版社给这本书定的稿酬标准是每千字8元，有人告诉我，这在当时（上世纪六十年代）已经是很高的了。这本书只有三万字，我想稿费应该是240元，但书出来后，出版社第一次就给我汇来了六百多元。原来千字8元只是基本稿酬，除了基本稿酬，还有印数稿酬。五十多年前的六百多元，对一个穷学生来讲，可是个大数目。
《芬芬为什么愿意剃光头》的出版，让我一下成了一个小有名气的作者；也就是这本书，让我成了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的代表，第一次走进人民大会堂，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也就是这本书，让我离开了教师队伍，做起了文化工作，成了一名公务员，到后来竟还当上了市文联的副主席、主席。
继《芬芬为什么愿意剃光头》之后，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还出版了我另外两部中篇，一部叫《大树、二雀和三条腿的机器人》、一部叫《探病遇奇》。
人老了，大概都爱回忆往事。我常想，我家历代都是农民，没有任何政治和社会背景，母亲是半文盲，父亲文化水平也不高，我有六个兄弟姐妹，除我上了大学外，其他兄妹都只读了小学。我能走到今天这一步，只能说我很幸运。因为我很幸运，机遇好，所以总有贵人相助，处理我的稿件的都是工作敬业、看稿认真、无私奉献的好编辑。如果我的投稿，每次都是石沉大海，或者一直得不到发表或出版，我早就干别的去了！
除了上面说到的，我心目中的贵人还有《人民文学》曾经的副主编王朝垠、湖南文学界的老前辈周立波、蒋牧良、康濯等等，我就不多说了。
我曾挑选了一些刊物和出版社编辑给我的信，拍成照片，贴在我的微信朋友圈里。从那些信中，就可看出那时的编辑是多么认真负责，对作者的关心指导有多具体！
✦ 杨振文先生向《小妃书屋》赠送了几十本他的作品并为热心的读者认真签名留言
下面，我谈一点体会。就是：放下包袱，脚踏实地，甘心当一名业余作者，轻松愉快地进行写作。
我在前面提到的那个山西作家韩石山说：写作，作为余兴，是愉快的；作为事业，是惨酷的。
我很欣赏很认同韩石山这句话，这也是我几十年创作经历的切身体会。所以一直以来，我总是这样对那些想搞创作的年青朋友说：你爱好，就写下去吧，做个业余作者，不要躭误学习，不要影响工作，即使发表出版了一些作品，也不要去当专业（职业）作家。
1965年，当时的湖南省文联主席周立波、作协主席蒋牧良推荐我出席了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会上，周扬作了“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做又会劳动又会创作的文艺战士”的主题报告。所谓又会劳动又会创作，就是提倡、鼓励做业余作者。这种提倡，我认为，在今天，对我们众多的文学爱好者，仍有指导意义。
现在的写作环境，与我开始学习写作的时候是大不一样了。那时是不能讲名讲利的。成名成家的思想要受到批判。我在湖南师院读书的时候，已经痴迷上了写作。我怕被班上党支部的人发现，在生活会上要作检讨，便偷偷地跑到教学楼或图书馆去写。稿子写完后又偷偷地跑到比较远的邮局去寄。发表和出版后还怕被同学看到，像做了贼一样心虚。现在呢，是鼓励创作，鼓励成名成家，并且给予物资和精神上的各种奖励。
但我认为，越是这样，我们越要客观冷静地评估自己。八十年代，我曾有去当省作协当专业作家的机会，商调函都寄到了市文联。去不去完全由我自己决定。但我没有去，我怕吃不了这碗饭。
我深知，文学创作是一项特殊的艰苦复杂的精神劳动。它不是打工，有体力就行；也不是干技术活，熟就能生巧。文学创作不能模仿别人，也不能重复自己。不论是人物，还是故事情节和细节，都不能重复。你一重复，读者就会用脚踢你，给你喝倒彩。即使是最具势力的作家，他的生活积累总有被写完用尽的时候；即使是最有才华的作家，他的文思也有枯竭的一天。任何作家都有写不出的时候，任何作家都不能做到他的作品一篇比一篇好。
我国现在的专业作家，是既拿工资又拿稿费的，等于是拿双薪，世界上似乎没有比这更美的事了。但一个专业作家，如果长时间写不出作品，写不出好作品，肯定会有人指着他的背，骂他是占着茅坑不拉屎。当个这样的作家，心里会舒坦吗？
长期以来，我国各个省的作家协会都养了一批专业作家。这些作家在“专业”之前，都创作了一些优秀的作品，可从业余作者变成专业作家之后，倒写不出好东西来了。最后组织上只好安排他们去做别的工作。我们湘潭市就先后有三位作者调去省里从事专业创作，但最后都作了别的安排，有的又回到了原单位。
我在心里这样评价自己：作为一个业余作者，或者说业余作家，我是合格的，我可以打八十分。我出了八本书，有六本是出版社主动出版的。其中《芬芬为什么愿意剃光头》从1964年初版到1997年的三十多年间，先后再版重印了七次，印数达三十万册，它曾经影响过我国的几代少年儿童。特别让我感到欣慰的是，上海作协副主席、著名儿童文学作家秦文君小时候也读过这本书，她几次写文章说，这本书是她最早的启蒙读物，“我把它读得滚瓜烂熟。”这是秦文君的原话。我国最具权威性的文学刊物《人民文学》两次发表了我的小说，其中一篇选入到了《＜人民文学＞创刊35周年短篇小说选》一书，并且选作了大学教材，还作为我国新时期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被翻译介绍到了国外，有两种英文选本都收录了它。而且，我还想要说明的是，我并没有因为创作而影响工作。我曾被评为全湘潭地区的劳动模范和直属机关的优秀共产党员，就是证明。所以，作为一个业余作者，我大胆地给自己打八十分。
如果八十年代我去省里当了专业作家，会是什么结果呢？到了那里，出于压力，为了不听别人说闲话，我肯定会拼命写，写不出也会硬着头皮写，最后会写出多大名堂不得而知，但很可能会积劳成疾，把身体搞垮，那样，说不定我早就不在这个世界上了。作家早逝不是个例。我们湘潭有两位有才华的作家，都是专业编剧，很多人都认识，一个颜梅魁，一个刘星宜，都是我的朋友，颜梅魁还是我曾经的同事。他们都是一手拿烟，一手拿笔，经常通宵达旦地写作。蛮好的身体很快就垮了，都得了癌症。去世的时候，一个刚退休，一个才五十多岁，英年早逝啊！
生命只有一次，健康最宝贵。我们有必要牺牲健康，都去当“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作家和诗人吗？
所以我一直认为，爱好写作，就当个业余作家或业余诗人最好。工作学习之余，诗兴来了我们就写诗，遇到了好题材我们就作文。能在报刊出版社公开发表出版自然好，不能公开发表出版，我们就做博客、发博文，利用微信发朋友圈。在文友间互相传阅，互相欣赏。这样做，我们会没有任何负担，没有任何压力。我们不担心没有饭吃，因为我们还有工作，还有主业。我们不要想着去得这个奖那个奖。作品能不能获奖，除作品本身好不好之外，还有别的包括机遇在内的诸多因素。我们也不要想着去当什么大师、大作家、大诗人。建国以来，全国涌现了数以万计的作家，可有一位作家的成就和影响超过巴金和茅盾的吗？依我看，没有！就我们湖南来讲，号称文学湘军，有几大将几小虎的，可其成就，其影响，有超过周立波的吗？也还没有啊！大作家，大诗人，不是想当就当得成的。
如果我们把自己定位于业余作家，业余诗人，或者干脆只把自己看成是一个文学爱好者，我们就不会太为难自己了，对自己也用不着有太高的期望值了。对自己期望值太高，反倒容易失望，经常失望，就会心灰意冷，就很难坚持下去了。我们不如尽量低调一些，把名利真正当作身外之物，就凭着兴趣和爱好，轻轻松松地读书，快快乐乐地写作。这样，说不定我们倒会惊喜不断，倒会有许多意想不到的收获呢！
好，今天我就说这么多。世界上没有两个人的经历是完全一样的。经历不同，感受自然就不同。感受不同，其想法自然也就不一样。所以今天我所说的，真的只能仅供参考而已。
最后，祝小妃书屋前程似锦，花香满园！
（本文作者杨振文：男，1939年11月出生。湖南湘乡人，毕业于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当过中学语文教师，专业剧团编剧。历任湘谭地区文联秘书长，湘潭市文联副主席、主席，湘潭市文化局党委副书记，湘潭市第六、七届政协常委，湖南省作协第三、四、五届理事。1960年开始发表小说。1980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主要著作有《芬芬为什么愿意剃光头》、《大树，二雀和三条腿的机器人》、《试婚》、《探病遇奇》、《迷人的笑声》、《文艺湘军百家文库·杨振文卷》等六部。短篇小说《福大接亲》获湖南省文学艺术奖，中短篇小说集《迷人的笑声》获湖南省首届儿童文学大奖。）
✦ 凌小妃主持本次活动并献花
✦ 希希和随梦诵读了杨振文老先生在小妃书屋的讲话稿《放下包袱、快乐写作》
✦ 小妃书屋朗读者欧阳湘平、梦非梦、清玉、黄华、牛妞、阿惠、群群分别朗诵了杨振文老先生的儿童文学和小说片段
✦ 顾建平、杨蕾、青竹、牛妞分别向杨老先生提问
✦ 温馨活跃的活动现场
因为文学 我们在一起
凌小妃
书屋创办人
湖南省作协会员
湘潭市女作协秘书长
全国书香之家家庭
“如果诗 可以让我们的灵魂相遇
我想，我会这样在诗中一直默默走下去...”
©凌小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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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凌小妃
制作：Fl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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