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续宾与蒋益澧的恩怨
作者:莫美
李续宾(1818—1858),字如九,又字克惠,号迪庵,湖南湘乡(今涟源市荷塘镇)人。湘军统领,战区主帅。实授安庆知府、浙江布政使等职。从军七年,大小六百余战,克城四十余座,咸丰八年(1858)十月战殁安徽三河,谥忠武,后追封三等男爵。
李续宾不仅战功显赫,而且品德高尚。湘军统帅曾国藩在《李续宾死事甚烈功绩最多》的奏折中,历数李续宾的战绩之后,称赞李续宾:“至于临阵,专以救败为务。遇贼则让人御其弱者,自当其悍者。分兵则以强者予人,而携弱者自随……军中每言肯携带弱兵,肯临阵救人者,前惟塔齐布,后惟续宾。”[1]这一评价,不是曾国藩个人的溢美之词,而是“军中每言”,是湘军将士的共同心声。咸丰皇帝则称李续宾“实有古名将之风” [2]。在众多湘军将帅中,获此称誉的,仅此一人。
然而,王闿运却在《湘军志·湖北篇第三》中说:
益澧与续宾皆泽南弟子,续宾名望日重,尝论事泽南前,字益澧曰:“香泉欲何从?”益澧愠,亦字续宾曰:“迪安乃欲相统耶?”及续宾代将,益澧屯鲁港,寇大攻之,请援中军,续宾报曰:“力不能相救,守、走唯公意。”益澧大沮,即升尞楼,撤其梯,唯置旗鼓,下令军中曰:“贼势盛,吾死此矣,诸军欲走者自去。”众惊愕相顾,凭垒死守。寇攻一日引去,益澧于是告归,不待报而行。[3]
短短一百余字,除了生动形象地说明李续宾不救蒋益澧之外,还附带说出李续宾与罗泽南有矛盾,争夺势力,想取而代之。这样,王闿运笔下李续宾的人品,与曾国藩及朝廷的评价就有天壤之别了。本文主要就李续宾与蒋益澧的关系做一些初步梳理。
李续宾器重蒋益澧
蒋益澧,字芗(香)泉,湖南湘乡人,生于道光十三年(1833),比李续宾小15岁。《清史稿》载,蒋益澧“少不羁,不谐于乡里,客游四方。湖南军事起,从王珍攻岳州,以功叙从九品。复隶罗泽南部下,勇敢常先人,泽南异之,许列弟子籍[4]”,后来官至广东巡抚。
王闿运称“益澧与续宾皆泽南弟子”没有错,但两人并非同学。李续宾很想去罗泽南那里读书,但没去成,只是在看望弟弟李续宜时,当过旁听生,请教过学问,后来便一直“执弟子礼”。蒋益澧则是成为罗泽南部下后,罗泽南“许列弟子籍”。一个“执弟子礼”,一个“列弟子籍”,两人并未同过一天学。他俩的认识、交往是从蒋益澧进入罗泽南部湘军开始的。
蒋益澧“从王珍攻岳州”,时为咸丰四年(1854)三月(王錱兵败撤职,蒋益澧以功叙从九品,待考),复隶罗泽南部下,应是四月以后了。复隶罗部,更具体一点说,是进入湘军右营,成为李续宾的部下。不过,从《李续宾年谱》来看,还是咸丰二年四月,李续宾将团练队伍拉到湘乡县城时,蒋益澧就成为其部下。李续宾妹夫萧积仰记载,最初跟随李续宾的二百名团丁,“初相从最有名者:胡中和、周宽世、蒋益澧、萧庆衍、李登辟、李续焘诸君”[5]。咸丰四年九月,李续宾将中营正勇八百人分成十一哨(余勇八百配给各哨),蒋益澧和萧启江、刘连捷、李存汉、李杏春、萧孚泗、周宽世、周达武等担任哨官。蒋益澧具体担任后哨哨长。
很长一段时间,李续宾对蒋益澧,是非常信任并且器重的。
罗泽南部湘军从咸丰三年组建,到攻取岳阳、攻克武汉、血战半壁山,攻进江西,一直是中右两营(王錱的左营不相统属)。咸丰五年八月,第一次扩编,增设两营,李杏春领副中营,刘蓉领副右营。九月中旬又增立左营,即由蒋益澧负责。其实,由谁担任左营营官,李续宾与罗泽南是有分歧的。罗泽南物色了一个人选,李续宾以“罗公所委管带非材,斥去之,而举蒋益澧将”[5]。罗泽南认为蒋益澧不行,李续宾反复坚持,罗泽南才退步,但还是当着刘蓉的面警告李续宾,“如此儿偾事,惟尔是问”[6]。由此可见,李续宾对蒋益澧是极为信任的,对启用蒋益澧还是很有担当的。
蒋益澧担任营官后,作战勇敢,在攻打蒲圻、铁山、小龟山、紫金山等战斗中表现非常出色。许多战斗,都是李续宾率领蒋益澧进行的,如攻沙湖,李续宾“率蒋益澧、何绍彩败贼于沙湖,戮贼八百” [7],再如攻紫金山,李续宾“率蒋益澧援之,月下搏击,贼乃遁”[ 8],因此对蒋益澧比较了解。咸丰六年三月,在攻打武昌的战斗中,罗泽南中炮身亡,李续宾独统湘军。五月,李续宾就“以蒋益澧能战,命领二千五百人为统领” [9]。
无独有偶。李续宾提拔蒋益澧担任统领,胡林翼是不那么赞许的。胡时为湖北巡抚,他对李续宾不仅非常信任,而且非常尊敬,总是称李续宾为“圣人”;但他对蒋益澧却不看好。蒋被提拔之前,胡林翼写信给李续宾,多次表示不满。如咸丰六年二月初三,“芗泉随进亦随退,殊欠斟酌”[10],五月十一日三更,“不料芗泉四年于外,其粗心若此”[11],五月十三,“弟知芗泉已怯,力必不胜”[12]。提拔以后的八月十八日,胡林翼再次写信提到蒋益澧“弟意仍是将先怯耳。蒋与朱在黄州已失手,遂不如前此之勇”,还很是幽默地说“退兵如堕胎然,一次、二次,则惯矣”[13]。胡李二人私交特好,胡此时又是湘军的实际总指挥,李续宾能不顾胡的不满,安排蒋益澧担任统领,足见其对蒋益澧的信任与器重。
李蒋矛盾的主要原因
李续宾任命蒋益澧担任统领,对于两人的关系,本可成为一个更加紧密的起点,没想到却成了一个急转直下的拐点。
因为蒋益澧连续打了两个败仗,李续宾处分了蒋益澧。
蒋益澧五月二十九日出任统领,即率朱品隆、丁锐义、刘祥胜、孙守信等三千人马,开往葛店。葛店是一战略要地,西距武汉市28公里,东距鄂州市38公里。蒋益澧六月初二到达葛店,“贼壕垒已成,刘样胜首先破其二垒,益澧破其四垒,斩贼数百” [14]。初四,与水师统领杨岳斌攻下武昌县(即今鄂州市)。初六,进屯黄州。可谓出师顺利,初战告捷。
可是,黄州却久攻不下。蒋益澧很是心焦,他想效法李续宾岳州故事攻下黄州。原来,咸丰四年七月,湘军攻打岳阳时,明显敌强我弱,硬拼肯定不行。七月二十日,李续宾想了一个计谋。他安排士卒准备千多个灯笼火把,然后赶到塔齐布营中商量。塔齐布即派人四处张贴省城长沙援兵马上就到的告示,百姓也纷纷传布消息,并有民众自动打前站,准备柴草,迎接援军。晚上二更后,李续宾安排300士卒,背负火具,悄悄进入塔齐布营前,塔齐布安排500士卒加入,点燃火把,浩浩荡荡开到李续宾营前,熄火复上,再燃火复下。四更,李续宾命令士卒迅速筑建新垒,架好帐棚。二十一日,天蒙蒙亮,太平军看见湘军新垒已成,大为吃惊,以为援兵大至,丢失辎重,逃之夭夭。蒋益澧是岳州故事的参与者,虽时过境迁,但仍历历在目。尽管朱品隆提出反对意见,蒋益澧还是于七月初十开始实施。可是,此一时彼一时也,虽然同是七月,但岳州故事不再,太平军对那些火把视而不见,蒋益澧军“自扰竟夕,而贼寂然。及旦,贼奋出,而士已疲,遂溃,死者百八十四人”[15] 。
蒋益澧请求增兵,李续宾命何绍彩率七百人援助。蒋益澧本应厉兵秣马,积极备战,以利再战,不料自己骗人不成反被人骗,再次惨败。太平军扮作艺人演唱花鼓戏,天黑开始,四五更才休。士兵纷纷前往观看。蒋益澧不仅不禁止,而且自己也去看戏,朱品隆、孙守信规劝也无效果。七月十八日深夜,兴国、大冶开来五千太平军,与黄州的太平军会合,一同攻打湘军。蒋部军士多夜失眠,根本不经打,“死者四百人,垒破,军实尽丧。守信、品隆躬拒战,品隆被三创,始得收军。”[16]不仅黄州未能得手,武昌县也得而复失。
这就闯了大祸。蒋益澧马上书面检讨,请求治罪。李续宾自然大为不满,但在如何处置上却慎之又慎,煞费苦心。他在给刘蓉的信中,把这事写得比较详细。他认为,如果不作处理,肯定不能服众;处理过重,又影响士气,“再三思维,勇虽不尽齐整,此人尚属振作,到鄂以来,艰苦备尝,战功尚著,此次摘去翎顶,克城仅能开复,殊不足以酬其劳”[17],因此,便退还蒋益澧请求治罪的文牍,只撤销他的统领职务,还是担任营官,留五百精锐,其余淘汰出队;待他吸取教训,立了战功,再适当增大队伍,恢复统领。
这一情况,李续宾写信告诉了曾国藩和刘蓉等人。
此后不久,也就是八月初三,蒋益澧因母亲亡故而请假回家办理丧事,李续宾便安排蒋益澧的同乡蒋凝学“代将左营”。
对蒋益澧的处分,李续宾认为是慎之又慎,多方兼顾,充分考虑了蒋益澧的能力、战功和前途,用他向刘蓉写信的话说是“实已煞费苦心”。蒋益澧肯定还是很有想法。此时李续宾身边人手紧缺,“日盼芗泉来营,籍资臂助”,如果蒋益澧葬母之后归队,也许时间会消除两人的隔阂,但另一事件的发生,使这种可能不再存在。
九月十九日,正在湖南募兵准备前往江西的曾国荃,向李续宾写信,请求派蒋益澧率部援助江西。咸丰五年以来,曾国藩在江西处境特别艰难。咸丰六年四月,李续宾已派刘腾鸿等率领四千人援江,正在攻打瑞州,刘连捷、刘腾鹤等健将也已随赴江西,增派力量援助江西确有必要,但目前人手实在有限,如果武汉攻克不下,全局形势将会更为严峻。李续宾十月十三日收到信件,十四日便回信拒绝,答应攻下武汉后迅速援江。
这时,蒋益澧派人送信给李续宾,说拟于月底归队。几乎同时,闲居在家的刘蓉来信,说蒋益澧已答应去江西,如果归还旧部,再募一营,也就是说恢复统领,也乐意来湖北。蒋益澧明显在要挟,李续宾自然很不高兴,回信刘蓉,认为蒋益澧心不诚,一人一事,可以苟就,尤而效者,必大误天下,因此没有答应立即恢复统领职务,“此人之去就,凭其自便可也”。关于蒋李矛盾,李续宾拜托刘蓉,“书不能述及什一,请老兄细询此人,彼必不至欺而掩之”[18]。李续宾回复蒋益澧,就只讲了几句客套话,没有涉及具体问题。蒋益澧家居今湘乡壶天,刘蓉家居今娄星区茶园,两家相距不远,刘蓉自然很快就会把李续宾的态度告诉蒋益澧。曾国荃那里没有去成,李续宾那里不好再去,蒋益澧便只好暂居老家。次年春夏,才自动请缨,出兵广西。
我认为,蒋益澧打了不该败的败仗,李续宾撤销了蒋益澧的统领职务,是李蒋矛盾的主要原因。
此外,两人所受教育的不同、性格修养的差异,也可能产生矛盾。但两人的关系,远未到王闿运所描述的那个地步。同治八年(1869)三月十五日,曾国藩向李光久写信,称“昔年令尊忠武公虽有不悦之人,从不形诸词色,如昆弟皆不以芗泉中丞为然,勇毅公曾经说及,忠武公未尝说也” [19],可见李续宾对蒋益澧的意见并未表露出来。两人的关系可能是有矛盾、不知心、过得去。如果实在过不下去,蒋益澧也不会告知拟何时归队。
《湘军志》关于蒋李矛盾的叙述探疑
《湘军志》的编纂,光绪元年(1875年)开始筹划,光绪四年十一月完成初稿,光绪七年(1881)闰七月定稿,十月印刷成书。书一出炉,即引起轩然大波。王闿运称自己作《湘军志》,是要步司马迁、陈寿、范晔之后,使《湘军志》与《史记》《三国志》《后汉书》等相媲美。很多人赞许,曾门四子之一的黎庶昌就称赞《湘军志》“文质事核,不虚美,不曲讳,其是非颇存咸同朝之真,深合子长叙事意理,近世良史也”[20]。也有很多人不满,曾国荃就曾命人另起炉灶,重作一部《湘军记》;郭嵩焘也毫不客气,说“壬秋文笔高朗,而专喜讥贬,于李勇毅、杨厚庵则竟诋斥之” [21],还对《湘军志》的疏漏错谬之处进行驳斥。著《湘军志平议》的郭振墉在跋中则说“王氏挟区区乡曲之私怨而颠倒之” [22]。三四十年后,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述及近人创作的史著时还是说:“壬秋文人,缺乏史德,往往以爱憎颠倒事实……此书文采可观,其内容则反不如王定安《湘军记》之翔实也。”[23]时过境迁,大浪淘沙,现今看来,《湘军志》虽是一部颇具个性色彩的史学作品,但瑕不掩瑜,应属良史。
但是,王闿运《湘军志》关于李续宾兄弟的记述不够客观,则是比较一致的看法。杨昌濬还道出缘由是李续宾兄弟得罪了王闿运。原来,咸丰八年秋天,王闿运来到武汉,挨个上门拜访湘军将领。因他才华横溢,名气颇大,湘军将领包括曾国藩、胡林翼等大佬都很客气,无不热情接待,离开时还要送一点什么礼品。可他去拜访李续宾时,李却给他吃了闭门羹。王闿运自然很不高兴。几年之后,王闿运给李续宜写信,李连信都不回。王闿运意见就更大了,编写《湘军志》时,遂肆意妄诋。杨昌濬担任过浙江巡抚、陕甘总督、闽浙总督、兵部尚书等职,官至太子太保,权高位重,他的说法,应有所依。
王闿运《湘军志》关于蒋李矛盾的记述,核心内容是李续宾不救蒋益澧,前提是蒋李事前不和,结局是“益澧于是告归,不待报而行”。
我认为,核心内容不会完全空穴来风,虽然没有史料依据,也应来自湘军将领口述。要害是王闿运把并不存在或并非完全如此的前因后果捆绑起来,明显存在问题。
一、前提并不存在。如果事前两人不和,李续宾手下人才济济,根本不会提拔重任蒋益澧。同时,李续宾一直非常尊敬罗泽南,不存在争夺势力的问题;蒋益澧本是李续宾的部下,更不存在争夺蒋益澧的问题。
二、时间不符。王闿运叙述事件发生的时间是六月。引文前有言“六月,寇自樊口增召战船,复犯葛店。以蒋益澧总六营往逆战,破之”,引文后一句话是“七月,官文遣都兴阿、舒保等将马队四百人渡江”。王闿运说李续宾不救蒋益澧的地点是鲁港,而此时蒋益澧却在葛店和黄州,显然时间不符。
三、离队原因不准确。王闿运说是李续宾不救蒋益澧,蒋益澧凭垒死守,太平军走后,“益澧于是告归,不待报而行”。在给曾国藩的信中,李续宾讲得非常具体:“芗泉因三月母死未葬,乞假四十天,本月初四已起程归去矣。”[24]实际上蒋益澧是母故告归,也并不是“不待报而行”,因为蒋益澧请假,只需李续宾批准就行,李续宾显然批了假。不然,李续宾不会安排人“代将左营”,而是“将左营”;蒋益澧也不会报告归队的大体时间。
如果李续宾不救蒋益澧确有其事,发生的时间应在咸丰六年七月十八日黄州之战后,八月三日蒋益澧请假离队前。这时,翼王石达开、太平军检点古隆贤率领的五万援军接近武昌,七月十九日,前锋在油坊、鲁家巷筑垒。七月二十六日,李续宾自将五百人,与舒保马军三百至鲁家巷,推毁一垒。二十八日,增援的太平军全部赶到,李续宾命令将帅闭垒饱食,严以待命,“不俟贼薄营而敢先出者,虽有功亦斩”。太平军无法突破后壕,嗷号大噪,狂若疯狗。城里的太平军二万开门而出,倚城列阵。李续宾登至洪山绝顶观察,发现增援的太平军已经疲惫,出城的太平军比较散漫,而杨岳斌的水军也已夹江而阵,才下令全线反击,打了一个胜仗,刚是投降的太平军就达九千多人。此次战役,因八月初三古隆贤受伤、八月初六石达开赶往天京而结束。蒋益澧部分参与了此次战役,李续宾不救蒋益澧也许发生在这段时间。
李续宾作为湘军总指挥,统筹全局,战守机宜,了然于胸,湘军兵力不足,以一对十,总体吃紧,某处危急,无法派兵援助,进退战守,只能由前线将帅自行决定,这是正常之事。王闿运把一个常规的战事处理,加上并不存在或并非完全如此的前因及后果,演变成一个带有个人恩怨而不顾大局不讲情义的人品问题,确有不妥之处。有人干脆认为,王闿运是用春秋笔法以泄私愤。事实上,李续宾的战绩不需要靠《湘军志》这部书才能流传下来,他的治军有方,他的战功烜赫,在当时曾、胡、左这些人的书信和奏稿里面都有,在其他一些人的书信和著述里面也有。李续宾的功绩,其重要价值,在他战殁时尚未看得十分清楚,随着时间的推移,则越来越彰显出来。咸丰八年(1858)战殁后,咸丰皇帝虽然评价特高,认为“诸将之中,无与伦比”,“详览奏牍,不觉陨涕”,但只追赠总督,湖北、江西、安徽及湖南各建专祠,予一品祭葬世职。四年后的同治三年(1864)六月,湘军攻下南京,同治皇帝认为朝廷对李续宾勋绩肯定不够,便加赏二等轻车都尉;同治八年(1869),同治帝认为还是不够,再次加封李续宾为三等男爵,这是一个可以世袭的荣誉。同治帝对李续宾本已够意思了,但光绪帝认为还是不够,《湘军志》出版5年后,光绪十二年(1886),便下诏为李续宾画像,藏于紫光阁;光绪三十四年,李续宾战殁已经36年,《湘军志》出版也已13年,光绪帝再次御笔开列李续宾为功勋最著者,录用后裔。由此可见,王闿运使用的春秋笔法,对李续宾的战功和声誉没有丝毫影响,倒是为自己引来一些诟病。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为文者应该慎之又慎。
话题回到李续宾与蒋益澧的关系上来。我未能找到蒋益澧关于此事的只言片语,否则把握会更全面更客观一些。蒋益澧的离开或未能归队,对于李续宾来说,绝对是一大损失。李续宾没有意识到,胡林翼也没有意识的,但总有人意识到了。时为胡林翼筹饷、称李续宾为“伟人”的兵部郎中王家璧,就向胡林翼写信,说“芗泉之去,惜无酇侯追之” [25]。胡林翼并不看重蒋益澧,当然无酇侯追之了。
李续宾觉得不便再用蒋益澧,但对蒋益澧的能力还是认可的。咸丰七年初,“会广西匪炽,乞援于湖南,湖南宿将尽出征,骆秉章顾左右无可属者”[26],时为骆秉章幕僚的左宗棠,便写信给李续宾,请求推荐将才,李续宾回信,推荐“蒋益澧堪统领”。骆秉章对左宗棠非常信任,事无巨细,皆听之,恰好蒋益澧又自动请缨,“乃令率千六百人赴之”。光绪壬午年(1882),左宗棠对幕僚周崇傅说:“余之知刘寿卿,起于王贞介。余之用蒋芗泉,起于得李忠武复书。”[27]
李续宾推荐蒋益澧,对于两人的关系,至少从李续宾的角度来说,也算一个相对圆满的句号吧。
注释:
[1] [2] [19]《曾国藩全集》修订版 岳麓书社 2012年12月第二版 第二卷《奏稿之二》第285、288页,第三十卷《书信之九》第511页。
[3] 《湘军史料四种》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 、岳麓书社 2008年4月第一版第35页。
[4] [26] 《清史稿》 赵尔巽 中华书局1977年7月第一版第11966页。
[5][7][8][9] [14] [15] [16] [27]《李忠武公年谱》 傅耀琳编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湖南人民出版社《湖南人物年谱》第三卷 2013年5月第一版第768、773、774、780、780、781、781、783页。
[6] [17] [18] [24]《李忠武公遗书》 光绪十七年夏刊于欧江巡署刻本第222、220、221页、。
[10] [11] [12] [13]《三河之战》 岳麓书社 1988年2月第一版 第26、28-29、29、31页。
[20] [21] [22] [23]徐一士《王闿运与<湘军志>》 见《湘军史料四种》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岳麓书社 2008年4月第一版,第181、176、178、188页。
[25]《出自敌对营垒的太平天国资料》曾国藩幕僚鄂城王家璧文稿辑录皮明庥等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2月第一版,第171页。
联系客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