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烧了吗？》，是1965年出版的记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巴黎解放经过的著名纪实文学作品。
两位作者拉莱·科林斯和多米尼克·拉皮埃尔分别为美国《新闻周刊》和法国《巴黎竞赛》画报的记者。
《巴黎烧了吗？》一书的背景——1944年8月，希特勒在东普鲁士的最高司令部向大巴黎司令官发出了“绝密”、“特急”命令：巴黎桥头堡的保卫，不论从军事或政治观点来看，都极其重要。巴黎的丢失不可避免地必将导致整个法国的丢失。
因此，希特勒重申：不惜代价地保卫巴黎，务使该市防务固若金汤。一旦发现起事，必须立即采取极端措施予以粉碎。
“巴黎烧了吗？”既是本书的书名，也是希特勒的原话。这句话是纳粹德国头子阿道夫·希特勒于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五日巴黎解放的那天，在东普鲁士一个叫“狼穴”的地堡里，向他的总参谋长约德尔上将气急败坏地提出的责问。
就在发布这项绝密指令的两天前，他刚向新派去守卫巴黎的德军司令冯·肖尔铁茨发出了要坚守巴黎到最后一兵一卒与城共存亡的命令。
在此前不久，他还派了爆破专家到这个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去埋设地雷和炸药，打算在万一失守时实行焦土政策，把整个巴黎连同它的许多具有历史意义的辉煌建筑和艺术宝藏统统付之一炬，夷为平地。
与此同时，盟军六月六日在诺曼底登陆以后，向法国的德占区纵深地带长驱直入，先锋部队已兵临巴黎城下，巴黎解放指日可待。为了配合盟军进攻，巴黎市内的抵抗运动组织已经做好了起义的准备。
就在这紧锣密鼓的八月的一个夜色暗沉的夜晚，一架英国轰炸机在巴黎近郊悄悄地空投了一名法国谍报人员。他随身携带一份秘密情报，前去巴黎市内一所幽静的修女院，递交给藏匿在那里的英国谍报负责人，要他紧急通知抵抗运动的各个地下组织暂停发动起义。
因为盟军要节省为解放后的巴黎城中的200万居民运送生活必需品而耗费的汽油，把它用在更加急需的攻打德国本土的大军身上，以争取早日结束战争。他们决定要绕过巴黎，暂不解放它。为了避免巴黎人民过早起义造成巨大的无谓牺牲，盟军谍报部门才有这次空投秘密情报员之举。
但是，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却使巴黎抵抗运动内各派别的地下组织陷入了混乱。一方面，抵抗运动派别决心要举行起义，把巴黎从德国四年的占领下解放出来；另一方面，抵抗运动中的戴高乐派，尤其是戴高乐将军本人，决心要抢在抵抗运动派之前到达巴黎，建立他自己的地位。
为了防止法国共产党抢先发动起义，戴高乐一方面从临时驻地阿尔及尔秘密飞抵法国前线，向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力陈及早解放巴黎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密令他派驻在巴黎的地下高级助手保持对抵抗运动的控制。
这样，在盟军与德国之间，在德军与抵抗运动之间，在盟军与戴高乐之间，在抵抗运动中各派之间，就展开了一场紧张、激烈而又复杂的斗争。
以上所述的战争形势，就是于一九六五年出版的这部以希特勒原话为书名、记述巴黎解放经过的著名纪实文学的第一部分《威胁》的大概内容。
《巴黎烧了吗？》一书生动又详细地描绘了一九四四年八月解放巴黎的战斗全过程。来自美国《新闻周刊》的记者拉莱·科林斯和来自法国《巴黎竞赛》的记者米尼克·拉皮埃尔进行了精诚的合作和努力。
他们在作品的史实方面力求翔实，花了将近三年时间搜集材料：他们翻阅了美法德三方面的军事档案，采访了上至艾森豪威尔、戴高乐高级助手、肖尔铁茨，下至法、美、德军普通士兵和巴黎市民共达八百多人，采用了其中536人的亲身经历，因此能使这部作品做到事有所据，人又所处。
另一方面他们又发挥了新闻记者的特长，能把文章写得生动活泼，引人入胜，令人觉得仿佛在读一本扣人心弦的惊险小说，放不下手来。作为纪实小说，它可以称得上是一部典范的作品。
《巴黎烧了吗？》一书由威胁、斗争、得救三部分组成。作为一部纪实文学作品，《巴黎烧了吗？》有着严谨的逻辑和突出的细节描写。在《巴黎烧了吗？》第一部分“威胁”篇章中，维希政府的巴黎市长泰丁格劝说肖尔铁茨停止毁坏巴黎的一段颇为经典：
在里伏利路上，一个身穿花布衣裙的漂亮姑娘骑车经过，一手按着被风吹起的裙子。再过去，在杜伊勒花园的绿色草坪中间，未来的小水手们把他们的玩具帆船放到圆形的小池塘里。在河的对岸，在中午灿烂的阳光下，荣军院的金色圆顶闪闪发光，在它的背后，埃菲尔铁塔耸立在万里晴空之中。
清晰的逻辑框架，时间和空间顺序徐徐展开，随着事件发展的时间顺序展开的同时，场景也在一个个切换，从在他们身下的里伏利路上，到远一些杜伊勒花园，再到河对岸的荣军院以及其背后的埃菲尔铁塔，从近及远展现巴黎的景色：骑着自行车的漂亮姑娘，未来水手将玩具帆船放入小池塘，荣军院闪闪发光的圆顶，万里晴空下的埃菲尔铁塔。
另一个纪实的历史瞬间，也就是关于战争的画面，也出现在《巴黎烧了吗？》第一篇章“威胁”中：她的裙子轻轻地擦着他的破烂裤子，她的手紧紧地握着他的手，她抓紧时间尽情享受在他身边的两个小时。那天上午，哪怕只有这一半时间，她也愿意蹬着自行车进地狱。走在那段令人断肠的路时，他们低声交谈的话中，有一句将永远记在她心中。
听到这话，玛丽·海伦就知道秘密警察的严刑拷打没有打垮这个坚强的人的意志。他仍旧有他的幽默感。“我要答应你一件事情。”皮埃尔告诉她，“有了这次旅行经验，我以后永远不会同你争论卧铺车的价格了。”这是该书中最感人的爱情故事。
这个故事之所以感人，首先是因为有时间和空间的对比：丈夫踏上前往德国的不归之路，妻子玛丽·海伦在两天半的时间里，跟着火车骑着自行车跋涉了一百八十三英里，追赶上丈夫后，仅有 2 个小时的见面时间，两天半和 2 个小时的对比。一百八十三英里的距离，以及见面后“她的裙子轻轻地擦着他的破烂裤子”的距离。
其次是有直接引语的使用，如“世界上没有任何人，哪怕是党卫军”能够阻止她同她丈夫说话。这句话是夫妻俩争论卧铺价格时的原话，极能体现人物的个性。
《巴黎烧了吗》中有很多对战争场景的描述，以下场景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只见一个年轻姑娘爬过塞纳河的堤岸，奔向最近的一辆坦克，她的红色裙子像开花一样从身上飘了开来。她迅速敏捷地爬上坦克的侧面。他看到她举起胳膊，手中握着一只绿色香槟酒瓶在空中举了一举就掷进了坦克的炮塔，塔口喷出了一股烈焰。
那姑娘从坦克上跳了下来，奔回堤岸边。没跑几步她就中弹倒下了，她的红裙子盖在人行道上，“像一枝郁金香被一刀切断花茎一样”。
在这本书中，作者对戴高乐进入巴黎时的一段场景描写，也很值得读者细读。戴高尔站在凯旋门下，把一个红色花圈放在无名战士墓上，静默一分钟。然后，他转身检阅围着星形广场排列的第2装甲师。戴高乐独自先走一步，“把他的命运托付给巴黎人民”。
香榭丽舍大道从他的脚下一直伸延到协和广场的方尖碑。大街两旁都是欢呼的人群，人行道上、房顶上、窗户里、阳台上、在戴高乐身后，法国的新领导人不成队形地走在一起。
没有无限的欢乐，当戴高乐折到协和广场时，第一阵枪声响了起来，许多人趴在地上，但戴高乐仍昂首挺胸地走着。当车队开到巴黎圣母院时，圣母院上也响起了枪声，但戴高乐镇静地气宇轩昂地走进教堂大门。官兵们立即向塔顶射击，把大理石的滴水嘴打得碎片飞溅。
戴高乐参加感恩礼拜时，教堂内也响起枪声，回声轰鸣，高大的将军显然是个明显的目标。但戴高乐没有中弹，在零星的枪声中，他站在神甫面前。大声诵念了“我心尊主为大”的赞美诗的每一句。
戴高乐不怕死的勇气赢得了法国人的钦佩和敬仰。一个当时在场的美国记者说：“从此，戴高乐已把法国置于他的股掌之上。”谁都不知是谁开的枪，维希的民兵？德军士兵？答案无从知晓。
回到国防部后，戴高乐命令解除游击队的武装、把他们编入正规军，受军纪约束他要求艾森豪成尔把法军第2装甲师留在巴黎，直至秩序彻底恢复。夜晚、一批德国飞机空袭了巴黎、它们炸死了213人，伤914人，毁坏了597座建筑。看着黑夜中的火光和浓烟，戴高乐说道：“他们以为巴黎解放、战争就结束了。瞧，战争还在继续，最艰难的日子还在前面，我们的工作刚刚开始。”
为了保证这部作品史料的翔实性，他们花了三年左右的时间搜集资料；查阅有关交战国的军事档案，采访上至战役统帅，下至普通士兵、市民群众800人；并采用了其中536人的亲历资料作为写作素材。所以说，这本书中的故事具有翔实的新闻性，即书中的每个故事或者每个人物都是事实依据的。
同时，该书文体发挥了新闻报道的特长，叙述故事生动活泼，情节跌宕起伏，读来扣人心弦、可称得上是一部纪实文学的典范之作与人类新闻史上的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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