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有一隧道，新世纪初开凿，由此进南源可省去数公里
车过长陔岭左手一拐，盘旋而下，至长陔，复东下五里，跨河隧道南进，便是南源。
如果说，作为街源源头的长陔村，以千米高峰长陔岭为屏，已是深山腹地之最，那么隐身在“腹地之腹”的南源，越发偏僻神秘。南源三峰环绕，一溪潺潺注入街源河，至街口入江。此地诸峰，多横跨皖浙两省，与歙、休、淳、开多县接壤，自古以来集权难以完全触及控制，是“三不管”之谓。
这些独有的“特性”，是一支队伍所需要的。那是一支红色的队伍，辗转活跃在狮石、南源一带。上世纪三十年代，下浙皖特委领导的工农红军，曾在南源村及周边地区开展革命斗争，南源作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南源中心区委所在地，在反抗剥削压迫、寻求和平光明的感召下，南源烽火炽烈，蔓延迅速，当地28名村民参加了红军队伍，百余村民为队伍效力，在这片外人罕至的土地上留下了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革命故事。
一
长陔名头自古便盛，至今不减。当人们还停留在当地极负盛名的“长陔山宝”、满足一时口腹之欲时，孰不知长陔真正的“山宝”，却是一块石碑，以及载入县志的碑文“新安大好山水”6字。
字是儒学集大成者朱老夫子朱熹(1130—1200)写的。至今已有800多年历史。
话是梁武帝萧衍(464-549)说的。梁武帝对同为文学家、候任新安郡太守徐摛（474－551）说：“新安大好山水，任昉等并经为之，卿为我卧治此郡。”至今已有1400多年历史。
梁武帝说过“新安大好山水”一话600多年后，朱熹自遂安“瀛山书院”走歙岭官道，去往歙县，寄宿南源古寺，思及当年梁武帝御赐的“新安大好山水”，于是即兴挥笔。寺僧如获至宝，将其镌刻于“燕石岩”上。
歙岭古道，名噪千年。跨浙皖两省，是原淳、遂两县走向古徽州的必经之路。
《歙县志》载，“南源古寺，为唐太和三年（829）建，祀梁武帝暨宝。志有古碑存寺，寺后五峰插天，前三瀑布飞泻而下汇为潭，名钵盂潭。有燕石岩，朱文公读书寺中，手书'新安大好山水’镌于岩壁。”
南源村鹰嘴岩，即史称刻有“新安大好山水”字样的燕石岩
燕石岩，当地村民称之为鹰嘴岩。
这是我们能够在字面上找到的历史记载。这些记载都指向一个地方——长陔南源。
在村人的引领下，我们找到了南源古寺旧址，找到了类似县志记载的三道瀑布，找到了状如鹰嘴的“鹰嘴岩”，却终究没有找到堪为经典的夫子手书字样。哪怕一点痕迹都没有留下。800年风雨侵蚀、日月穿梭，物非人非，给后来者留下了大多遗憾。
二
在这之前，我到过两次南源。都是工作上的采访任务。辛丑春天，在同样的土地上行走，却有着不同的心境。我们探访远古的过往，我们更注重百年间的烽火，让这一次的抵达染上了红色。
时光带走了很多东西，却依旧为我们留下了很多东西。我们见到了南源中心区委书记毕立本的小儿子、年逾古稀的毕道明。在他的娓娓讲述中，再次走进曾经的白色恐怖和炽烈的革命豪情之中。因叛徒告密，毕立本遭到迫害下狱数载，期间毕妻代替丈夫坚持为红军送粮……只是丢失了红军留下的借条……
在毕道明家采访
解放后毕道明二哥毕道彩曾任南源乡副乡长
我们见到了红军独立营机枪手程兴生的儿子程洪黄，发现了当年红军战士留下的《红星日记》。80多年前的记录，尽管语句不顺，亦多别字，却是那么地意气昂扬，弥足珍贵……
机枪手程兴生留下来的《红星日记》
记在红星日记里的《红军歌》
我们拜访了92岁高龄的烈军属程冬果。老人初始的谨小慎微和熟络之后的滔滔不绝，形成鲜明的反差。数十年来，老人难得见到山外人，自然保留着曾经的警惕；得知我们的意图后，才选择敞开了心扉……
程冬果老人（中）向我们讲述久远的红色故事
程冬果老人（前中）向歙县政协副主席曹健（左前一）等人讲述，他小的时候经常看到红军从村前高山山巅走过
程冬果老人说，红军战士公开审判敌特分子，树立起了苏区风清气正的红色革命形势；老人说，他的姑姑为了给红军送鞋送袜，被押至长陔区公所，遭受跪在地上颈部吊砖的非人折磨；老人说，共产党是人民的大救星，老百姓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了……
三
如果说“遗失的借条”，保存完好的“红星日记”是烽火南源革命历史的佐证，那么新世纪初期当地村民在劳作时从地里挖出来的枪支——一挺机枪、三支长枪——更为这段红色历史添加了注脚。
知情人介绍说，挖到枪支的村民着实吓了一大跳，遂报告村两委并由村两委把枪支交到了当地派出所。“时间长了，枪支逐级上交，现在见不到了。”我们没有纠结于枪支的最终下落，我们更在乎枪支掩埋的时间，当时发生了什么，埋枪者后来又去了哪儿？
没人能够准确回答这些问题。倒是为我们留下了广阔的想象空间：革命有高潮也有低谷，在一次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剿中，一支红军队伍被迫隐身于民众之中，他们把武器埋在了一片竹园里，扛起锄头化身农民，躬耕南山……又或者，战士们为了方便撤退，掩埋了自己仅有的4支枪支……这些假设，都有一些不尽合理的地方。若为第一种可能，那么敌军撤退后，他们为什么不再次取出枪支呢？若为第二种可能，丢下枪支转移并不是最好的选择——有了枪支，在撤离的过程中还能自卫，而没有了武器，再遇到阻击，又该如何应对呢？
80余年后的我们，或许再也难以精准再现当时斗争的复杂情况。红军队伍在南源活动，仅一山之隔的长陔乡政府驻地就是伪区公所所在地，进山围剿频繁。在并非势均力敌的情况下，为了保存革命火种，不得不做出让步和牺牲。南源山巅“三不管”的地理位置，让红军队伍的进退有了缓冲地段，埋下枪支的队伍亦会在行军中转战他处。我们所能想到的可能性，与那时的斗争的复杂性相比，毕竟太过小儿科了。
南源“出土”的枪支，再次为我们留下了一个有待考证的谜。
2021年4月，歙县作协采风老区南源
四
新安郡，包括后世的徽州与严州一部分。本郡位于钱塘江上游的新安江流域，属于古代的浙西地区，所辖地域为今安徽黄山市、绩溪县及江西婺源县、浙江建德市(古寿昌县区域:更楼、寿昌、航头、大同、李家)、淳安县(含原淳安县、遂安县)。隋文帝开皇九年(589年)改新安郡为歙州，寿昌、淳安、遂安等划归婺州(今浙江金华)，隋仁寿三年(603)，以新安故城置睦州，治新安县(今杭州淳安)。宋徽宗宣和三年(1121年)，改歙州为徽州，改睦州为严州。
再现于屯溪渐江南岸石壁上的“新安大好山水”
细读上述历史掌故，不由地说上一句“南源是幸运的”。
南源是幸运的。新安大好山水，所指地域之广，可以说涵盖了整条新安江流域。对于一个深山村落来说，其石岩上能够刻上梁武帝之御赐、大儒之手迹，用以承载一郡之誉，怕是绝无仅有的荣耀了。
新世纪一十年代中期，“新安大好山水”再现于屯溪渐江南岸，总算把这一荣耀腾挪到了更多人可以见到的地方去，也算实至名归了。至于此字是否为朱老夫子手迹，却是难以确定的。既然南源无考，渐江石壁上的石刻或为今人仿写。
在我看来，无考的鹰嘴岩也好，渐水的新石刻也罢，都是为了再现一段典雅的历史。有总比没有好。
在即将结束本文的时候，再次想及那段“公案”。夫子居徽州久矣，却为何夜宿南源古寺时，才突然想起梁武帝的御赐之言而泼墨挥毫呢？近日翻读旧史始知，梁武帝萧衍才思敏捷，博通文史，为“竟陵八友”之一,获后人“历观古帝王艺能博学，罕或有焉 ”之誉。在位期间，文治武功，去民之灾，后人多建寺以纪，南源古寺就是其中的一座。有了这一背景，朱夫子夜宿南源思及“新安大好河山”的说法，也就顺理成章了。
匆匆一日之游，远难厘清所有，仅记一日所得。
2021.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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