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昌源河畔的杞梓里村
锦川水出口汇入昌源河，便是千年古村落杞梓里。杞梓里村以王氏为主干。杞梓里王氏为“太原王”。历史上，王氏有“太原王”、“瑯琊王”之分，实为一脉，均为战国时期秦国名将王翦、王贲父子后人。魏晋南北朝以降，门阀政治走向兴盛，太原王氏既是这一政治的受益者，也是受害者。他们曾出将入相，也曾屡遭磨难，备历坎坷。走进杞梓里，如同推开一扇尘封的大门，我们可近距离地感受到三槐并茂的王氏家风传承，感受到马克思《资本论》中唯一提到的中国人王茂荫的生活成长经历。
杞梓里西头 植三亭
王氏一族，凡一地落根，必植三株槐树，时间一久，也就成了传统。或者说，只要看到三槐之地，当为王氏居地。我们在溪头镇晔岔村——一个以王氏为主干的村落中，就在一个亭子上发现了“三槐里”字样。杞梓里村西亦有一亭，名植三亭，亭前便植有三株槐树。《歙县志》载：杞梓里王氏有两次迁徙过程，一支为元代迁入；另一支为明洪武年间迁入，至今已有650余年历史。现当地王氏大多为第二支迁入的王氏后人。
有关王氏植槐一事，史料多有记载。相传周代宫廷外植有三棵槐树，三公朝天子时，面向三槐而立。后人以“三槐”喻“三公”。
北宋大臣王祐（923—986），尝手植三槐于庭，曰：“吾子孙必有为三公者。”后来他的儿子王旦果然当了宰相，天下谓之为“三槐王氏”，王祐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了“三槐王氏”始祖。一路演变下来，“三槐”也就成了王氏的代称了。既然如此，王氏居地当植三槐，一来可以纪念先人，二来可以勉励后人，三来还可以当作家族标识。真可谓一举三得。
杞梓里进士王国相手书“杞梓里”，为植三亭正面。
在杞梓里，当地村人之所以植槐，纯粹是为了各奔东西的王氏族人，可以依凭村前的三株槐树兄弟相认。村民王勇介绍，因王莽篡权，其族人后受东汉皇族刘氏追杀，而不得不隐姓埋名，四处逃难。逃难之初，族中耆老商议，王氏族人无论在何地落脚安身，都要在庭前植槐三株，为后人相认之标志。已届耄耋的村人王孝义相告，王氏先后两支入驻杞梓里，是故一个村子共植有6株槐树。
植三亭前的三株槐树，按时间论，当有650年以上的树龄，却是粗细有别，高矮不一，如同不是一个年份栽种一般。村人说，三槐栽种之后，多次受到自然人为破坏，但其生命力顽强，后又重新抽芽生产，才会变成如今模样。
王莽（公元前45—公元23）所处年代为西汉时期，后所建新朝历16年而亡，刘秀夺权建立东汉，王氏族人自然会受牵连。但与“三槐王氏”始祖王祐植槐于庭相较，相去900多年，这种植槐作为王氏标志的说法，或许还要推后一千年。
史载，杞梓里原称溪子里。什么朝代改称杞梓里，大抵无考。或是当地读书人，从“溪子里”的发音中雅化而来。其实，杞梓里的别称很多，譬如这里曾有铜山书院，故称铜山；又因三棵槐树之故，又称植三，等等。演变成杞梓里，盖因杞树、梓树均为名木，有期冀子孙成为国家栋梁之意。
植三亭西面，题有“杞梓里”三字，落款为“里人王国相”。王国相（1607—1699）生于明万历三十五年，清顺治十六年（1659）中进士，后任兵部观政等职。王国相一脸麻子，却是满腹经纶。参加顺治帝殿试之时，跪地疾书，就地十八篇，策论有理有据，洋洋洒洒，文采斐然。顺治帝一见甚喜，便叫他抬起头来，一见之后道一句：好一副国相！便就没了下文。
顺治帝“好一副国相”的说辞，是嘲讽他的麻脸长相，还是赞美他的策论才华，今天的我们难以去真正厘清。从杞梓镇文化站岗位上退下来的村民王立群说，王国相为人太过老实，不够圆滑，也少了胆气。毕竟皇帝开了金口，封了“国相”，当时他就应该来一个“谢主龙恩”，不就出将入相，光宗耀祖了。
当然这只是传说，当不得真。王国相相貌一般，却是实足实的大才子，一生著述颇丰，有《亦禅子文集》《遥涕吟》等书稿。其诗作《黄山对雪》曰：
“黄山峰六六，面面青芙蓉。
一夜经天绘，风姿别样工。
或为隋宫女，粉黛三千从；
或为商山皓，须发皤然翁；
苍松不可辨，夭娇成玉龙。
洞口杳无迹，一片白云封……”
一首五言古风，极尽想象之能事，把个雪中黄山刻画得十分梦幻、绮丽。
植三亭又称关公庙，原供关公、关平、周仓雕像。关羽坐中，手捧《春秋》，关平站右，手捧汉寿亭侯印，同仓居左，手持青龙偃月刀，甚是威武、后毁。现“麒麟玉书”壁画犹存。所绘麒麟，毛发根根竖立，生动传神，实为壁画精品。
杞梓里村东头乐哉亭，又称五猖庙
杞梓里村东头亦有一亭，名乐哉亭，又称五猖庙。传统说法中的五猖本为邪恶之物，后改邪归正，做了许多好事，被人们供奉祭祀。杞梓里修建五猖庙，还有一个动人的故事。相传浙江昌化有一大户人家，主人患了重症，奄奄一息之际，家里来了5个人，把他的病治好了。主人便问5人来历，得知恩人栖居杞梓里村东头。待到寻来报恩之时，却总也找不到他们的踪迹，只发现了5个棕榈树树头。至此方知，5恩人为棕头所化，遂在村东建庙，供五猖像祭祀还恩。
杞梓里唯一的明代建筑
杞梓里村中古官道，总长800米
杞梓里最先入驻的原居民为方氏，后有十余姓氏迁入。王氏入驻后，他姓式微，大抵外迁发展。杞梓里村街巷纵横，还存有唯一一幢明代老宅，现成危楼；清民古建随处可见，古朴典雅。一条800米长的古官道穿村而过，官道亦称徽杭古道，全为石板铺设，古色古香。历史上，古道两边民宅均为店铺，商业十分发达。在一个徽商鼎盛时期，商旅骡马络绎不绝。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这里还曾是“中共歙南县委驻地”，领导指挥过金竹及周边的红色武装暴动，越年余遭破坏后撤离。
杞梓里村原分为梓一、梓二两个行政村，两村以过街亭东十余米处为界。2008年后行政区域调整，舒川、茶川两村相继并入。过街亭如同设于街道之上的美人靠，是当地村民茶余饭后，抑或农闲时节的休憩场所。原亭多处木枓腐烂，现修葺一新。过街亭东右手下坡，便是清货币理论家、财政学家王茂荫祖宅。
王茂荫（1798—1865）为道光十二年（1832）年进士，历道光、咸丰、同治三朝。咸丰元年（1851年），补授陕西道监察御史，升任御史，为解决财政危机向皇帝上奏《条议钞法折》，但被驳回。咸丰四年（1853年）任户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又连上三折，反对“铸大钱”。王茂荫为整顿币制，直言敢谏，鞠躬尽瘁，为世人所敬仰。他也是马克思《资本论》中唯一提及的中国人。
王茂荫母亲早逝，由祖母方太夫人悉心教导，抚养长大。早慧的王茂荫仕途之路却并不平坦，中举后方太夫人更是要求他清白做人，清廉为官。
王茂荫祖居地，沿街两个圆门
王家本为当地有名的茶商，当为殷实之家。却也经不起家庭的几度变故。这些变故中，就有王茂荫的母亲早故，王茂荫的前两房妻子相继过世……待至他高中进士之时，家中竟连打赏报喜者的碎银两都拿不出来。如此一来，报喜之人就赖着不走了。尴尬之际，一位在徽州府当骑尉的王氏族人掏了银两，打发了报喜人。
王茂荫在京为官三十年，一直栖身歙县会馆，为官至清；不计自己的官运前途，直言敢谏，为臣至忠；在一个战乱年月，历经多层磨难扶继母灵柩返乡，为子至孝。或许我们要问，返乡后的王茂荫为什么把家安在雄村义成了呢？
当地较为流行的说法是，王茂荫一支发得快，因此他的辈份很低，碰到小孩子都要叫公公，导致回故里时都不敢走正道，致仕后为了避免这一尴尬，遂在义成买房定居。
事实果真如此吗？
我们只须细细究之，便会察觉出其中的不妥来。王茂荫官至显位，知书达礼，自然遵奉长幼有序之理，更不会因此等小事而贸然离开故土。
雄村镇义成村王茂荫故居 天官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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