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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听人说过：老年人的大脑很有意思，虽然对昨天吃得什么没有印象，但对几十年前发生的事情记忆犹新，甚至一些细节都清晰得如同发生在眼前一般。
假如让我回到童年，咀嚼一段童年时光，可谓易如反掌。
这或许是在提醒：我是否已经属于生物学意义上的衰老一族。
济南经七路第一小学与我家只有一墙之隔，不仅是我，家里姊妹七个小学都是在那里上的，按照现在标准，我家纯粹属于学区房。
在当时别的优势谈不上，上学从来没有迟到过，听到学校铃声响起，再一溜小跑到教室都不会迟到。
当然，那种情形很少，我们都是提前到校。
01
新书包
“你入学的新书包有人为你拿。”这是歌曲《母亲》中的第一句歌词。
而我的新书包是董娘娘给我买的。
我于1965年上小学一年级，对门胖胖的董娘娘，与母亲脾气相投，也很喜欢我。
她没有孩子，可偏偏又在幼儿园工作，大家都叫她董老师。
开学之前，她把我接到她家，为我做了一顿饭：红烧肉丝，大米干饭。
红红的、油亮亮的肉丝，配上那碗香喷喷的米饭，多少年来都深深地保留在我味觉记忆里，始终挥之不去。
第二天一大早，慈祥的董娘娘又给我送来一个新书包，嘱咐我好好学习！
她知道，我们家孩子多，要买个皮革材质的新书包可能性很小。
母亲见状，自然是对她千恩万谢！
当我背着新书包迈进学校大门的时候，内心充满了希望和自豪。
02
美术老师
我的美术课老师叫付秀英，是个干练的中年女人，短发齐耳，走路带风，戴一副黑框眼镜。
每次给我们上课时，都是提着一个之前画好图的小黑板，然后放在大黑板上，为我们讲如何画好向日葵、葡萄、太阳、月亮等。
她用彩色粉笔，按照小黑板上的内容，根据比例关系，再到大黑板上放大。
当时，我感到十分惊奇：她能把无论是向日葵还是葡萄，都画得如此精准又好看，且极富耐心。
受付老师影响，我很喜欢上她的课，她也多次对我的作业夸奖有加，得到甲或甲+的成绩，使我对美术课兴趣大增。
过了一年，也就是1966年，新学期开学后，感觉有一些小变化，教我们美术课的不再是付老师，而是一位男老师。
有一天，我在学校院子里看到一个正在用大扫帚扫地的人，走近一看是付老师。
她后面跟着一个人，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估计是监视她的。
就这样她边喊边走，围着校园绕了一大圈。
见此情景我愣住了！
后来知道，付老师不仅是美术老师，而且还是校长。
只是，那时候学校师资紧张，校长顶课也正常。
接下来就是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冲击校园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学校停课，我被迫在家玩了一两年。
03
名字登上小黑板
在到我教室的路上，必须经过学校财务室，财务室负责人叫戴大夫，平常走路慢吞吞，深沉得很。
对他记忆深刻，是因为每个学期开学后几天，他都要在财务室门口挂一块小黑板，上面写着欠交学杂费学生的名字，并注明交费截止日期。
记得，复课以后就上四年级，开学不久，我的名字赫然登上小黑板，第一次见自己的名字以这种方式示人，实在让人脸红心跳，也没敢告诉母亲。
一连几天，我都是侧着身子、低头小跑经过财务室门口。
在向母亲说了这事以后，她让我给戴老师解释一下再宽限几天。
第二天上学时我来到财务室，神情紧张地向戴老师说明情况，没想到经常沉着脸的戴老师微笑着说：“抓点紧就行。”
几天后，当我交给戴老师那一块钱学杂费时，心里感到很踏实，我再也不用小跑经过财务室了。
听母亲说，钱是董娘娘帮着拿上的。
我也就更加珍惜学习时光。
04
母亲用小推车送我治病
那是上小学五年级时，乍暖还寒的季节，我一度断断续续地发烧，发烧后就躺在床上迷迷糊糊，浑身无力，有一天，竟然尿了两次血，脸也肿的厉害。
母亲见状大惊失色，赶忙用家里平时用来买大白菜、地瓜的木制小推车，放一把小椅子让我坐好，再盖一床小被子，连头加身子把我蒙结实，推着我到省立医院检查身体。
经医生诊断为急性肾炎，如不及时治疗会转成慢性肾炎，要么住院，要么坚持每天打针，且持续十天，直到炎症消除。
母亲权衡了一下家中情况，迅速做出不住院但坚持十天打针的决定。
在医生问她是用国产药还是用进口药时，她斩钉截铁地回答：“用进口的！”
就这样，一连十天，都是母亲用小推车推着我到医院去打针。
当我坐上小推车，母亲用小被子盖住我，听着四个铁轮子与马路摩擦发出吱吱呀呀的声音时，泪水还是止不住流了下来。
在我得病的日子里，母亲尽最大可能地为我增加营养，平常不多见的鸡蛋糕、蜜食和炒糖等糕点，换着花样放在我床头边。
她嘱咐姐姐们，炒菜的时候先盛出我吃的然后再放盐。
母亲牢牢地记住了医生的话：我不能吃盐，要多吃甜。
经过母亲和全家人悉心治疗和调养，我终于痊愈又回到学校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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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是奠定一个人人格长成的重要时期。
董娘娘的新书包、付老师的向日葵、戴老师的微笑和母亲推车时轮子发出的吱呀声，构成了我对这个世界最初的认知。
虽然，一个人终究无法重新回到童年，但是，良知可以带领我们到达不能到达的地方。
童年遇到的美好与善良、感动与温馨，那些时光或短暂或悠长，都值得用一生来咀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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