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喧嚣的时代，愿您与思者同行
一会儿要与知识界几位友人碰面，商量如何保存历史遗址。那是关于80年代的美好记忆。我是在那个年代成长并成熟的。作为晚辈，我们会铭记前辈的丰功伟绩。彼时还年轻，但亲眼目睹了自己的祖国在老一辈革命家的领导下走向改开之路，那段记忆刻骨难忘。
不久后，那位伟人曾住过的故居其家人就要搬迁了，也就意味着故居原貌将不复存在，为了让一代人的记忆存留于世，也为了抢救历史，我们必须做点什么了，为后人留下一份珍贵的历史记忆。只要我们还在，历史便不会被湮没，我们是历史的见证者与守夜人。
归整了一天乱七八糟的文字，全是陆续写在朋友圈的，发现我其实真是个话唠，肯定挺让人讨厌的，一点事就开始了叽哩呱啦。也好，保持语感，保持对时代的警觉和凝视状态，书写便成了时代下迫不得已地一种反抗或嬉戏的姿态。至于看客烦不烦一概无视，我思故我在。
说真话本当是一人存然于世的常态，诚实地待己且待人，再达及社会乃至世界，但说真话在此世居然成了人之为人的稀缺品质，反而假话谎言大行其道。人与真实之在的距离越来越远，甚而变得虚伪了。
一个科研发现确证了真话之于人健康的重要性，它证明了：
做一个好人、做一个诚实的人，不但对整个社会有好处，而且自己首先是最大的受益者。
问题是，在一个全面沦落的时代，一个社会中人将如何持守真话？说时代的堕落，指的是于今真话比谎话要失去太多的利益，而非受益，甚至代价惨重，于是真话被放逐了。
曾几何时，五四似也成了一准犯忌的话题，渐渐地，也就几近无人再谈了。今年是一例外，五四不仅大谈特谈，而且炽烈。由是各种观点、歧见便纷纷端了出来。
好像自90年代始，反五四的人多了起来？渐渐地占了话语的上风，大谈特谈五四反传统是错的，振振有词，气壮如牛，且将五四后诸多的罪责通通归因于五四。这批人最终在本世纪以保守主义者自居，干的则是反动的勾当。好在另一种声音又高亢了起来，正本清源，从而五四被保守主义者辱没的形象又清亮了起来。
吃人的传统是要反的，祸害民族几千年，捧本《论语》你真以为你能走天下？孔子没想到他这个反吃人者最终也成了吃人的先师。历史常常就是这么吊诡。德赛先生于中国其实还很遥远，前路迢迢，仍然是传统在挡着道，传统若不反，何来未来？让腐儒们哭去吧，我们拥抱五四，砥砺前行。
代价从来不是一个虚词，一个仅停留于纸面上的无关痛痒的虚词。它是实在的，也即具体可感的实在且可感同身受之名词。代价时常并不指向别处，指向一个与己无关的“他者”。
不，它不是他者，而是一个具体到了我们每个人都身在其中的存在状态，比如，我们这代人曾亲历过的粮票、肉票、油票，等等。是的，代价不是别的，是我们，我们就是那个存在着的代价。
当干燥、麻木、冷漠、枯竭的沉沦之大地陷入长眠不醒时，长夜里骤然袭来的暴风雨将充当起唤醒的使命。
每个人都是一个故事。虽然有的平庸，有的无耻，有的传奇，有的则义薄云天、慷慨悲歌。这些故事在经历的那一刻时，当事人可能并没有多大的感觉，或仅有一种他以为唯有如此自己活着才像个人，而非相反（相反是什么？我就不必多加说明了），或仅仅是一本能的（也是人性的）反应。
历史以它不言声但又从不缺席的记忆，自动摄下了每个人以自己的言与行所刻下的故事。
但是，的确有一些人的故事被历史择选了出来，且推向了永恒的祭坛，让后人铭记，亦使后人从中获得启示。
它们发生在历史记忆的某个瞬间，但此一瞬间，又被历史所凝固，宛若一座沉默的看不见的雕像，从而告诉我们，当历史出现谬误与罪错时，人，应当如何选择自己的路。
在那一瞬间，人之选择，良知与罪错仅一纸之隔。
几天前，与友人聊天，一位我的同代人义正辞严地说：这个世界哪有什么道理？谁拳头硬谁就有理，其他的都是扯。
我能理解他的说法，在某种特殊氛围下成长的人，很容易产生这种思维逻辑，因为他所置身的社会氛围，靠的就是谁拳头硬谁就有理。
这是典型的前现代的部落思维，与现代性的文明思维相距甚远，甚而格格不入。人类社会在付出了巨大的惨痛代价之后，才一步步地走进了现代，走进了文明秩序和法治社会，这其中，最具典型意义的是：任何人都不能自外于法律，且踞法律之上，法律亦对每个人一视同仁，尊法即可行，违法则必究。
在律法之治下，人与人、商与商、国与国之交互模式中的“规则”也应运而生了，它缘自彼此交际、交往、交易的公平，源自于彼此的协商与搏弈，最终乃是互惠互利的。
所谓的文明秩序之现代性，便由此而获定义。也因为有了文明社会的规则，原始的、野蛮的、前部落式的“拳头逻辑”被历史所摒弃，国与国、人与人之间才有了一个可以度量和裁决的文明尺度，而此一“尺度”，亦可称之为公理。
说起来应当是昨晚了，又见言午兄，一同喝了咖啡，聊了许多我们感兴趣的话题，又一块看了场绝好的歌剧《采珠人》。言午兄亦对此剧给予高度评价，而且我俩都认为比比才的另一部歌剧《卡门》好。
《采珠人》是一场神奇的歌剧，无论是舞台造型，还是几位歌者的演唱及合唱队的合唱，它完全、彻底地颠覆了我以往对法国歌剧——包括对作曲家比才本人之代表作《卡门》不以为然的看法。
这也是怪了，为什么一说比才就是《卡门》？明摆着《采珠人》把《卡门》毙得死死的——比才就有这本事，把一大俗的故事渲染得让人既热血沸腾又心中有泪。人言，男儿有泪不轻弹，可愣是扛不住啊，那泪！但我还是忍住了。可造成的结果是回家后一直亢奋，睡不着了。于是写了点观剧感想，想以此催眠。但失败了。
耳石症在恢复中，但大脑依然有点“晃”。按说晃晃，晃晃，不就晃成一摇篮曲可以安然入眠了吗？扯，我仍然“晃”着，并亢奋着，尼玛，还神游天外。
看了一个短视频，思绪不由自主地飞回到了那一年，我的血又一次在燃烧，由此我知道了：我心未死！
我们这一代人的记忆，虽然阴晦，但依然鲜亮，尽管岁月无情，把我们带到了今天，但我们仍然可以自豪地说：我们经历过血与火的考验。我们的心，永远向往着远方，永不泯灭。
在我的那个群，群主下午突然@我，说：王老师，你的视频又在各个群热传。
这让我不解。我问：时过境迁，为什么还在传？群主说因为你说了真话。
真话？！为什么在我们这个时代，说真话竟成稀缺的品质？倘若真话真的在走向死亡，那又将意味着什么呢？
这个我即兴说电影的视频在网上已有好几轮的热传了。说真的，并非我说的好，而是我说了真话。这便让许许多多网友听了激动不已，甚至有人告我，点击率可用上亿记了。
晚上，又有好心的朋友警告我，热传也意味着被“关注”，王老师，你当说话谨慎了。
好吧，我记住了！
与传兴文是在一个群里认识的，后来约着见了一面，没聊几句，我便发现兴文是个真诚热爱文学，也是一真正的读书人。我欣赏他。我说，有许多朋友劝我将音乐随笔辑成一书，说，若不出太可惜了，因为爱乐者都会喜欢看。这便促使我将陆续写下的各种不同类别的手记整理了出来，交给我信任的人。
兴文显然是我可以托付的。刚才，我看到他写的朋友圈。谢谢兴文了，我将他的文字转发，希望最终我们能找到一个好的出版社：
最近在编辑王斌老师的文化随笔精选集（文学、影视戏剧、音乐三卷），真是一种享受，因为那不是单纯的文学随笔，而是在生花妙笔之下，蕴含着对文学艺术鉴赏、创作乃至人生及世界的深度思考，电光火石之间，随处可见思想的火花。
近几天编辑音乐卷时，被王老师的精彩解读强烈吸引，不由自主地上网搜索那些音乐大师触及灵魂的殿堂级作品，一边聆听肖斯塔科维奇、马勒、坎切利、古拜杜丽娜、瓦格纳、勃拉姆斯、等等，一边编辑稿件，感受到文字与音乐的双重冲击与洗礼。
在一群里，见有两位素不相识的网友谈及我的小说。我是个不善推销自己的人，名利于我，亦不再具诱惑，我深信每本书自有它的命数。我相信时间，相信历史，终究会对我的小说予以公正的定位。但我依然会感动于真正的知音读者，不是来自廉价的奉承或恭维，而是缘自内心的赞赏。
从以下两位读者简短的感受中，我知道这样的文字只能来自他们内心的由衷感受：
昨晚夜读《六六年》最后部分，看得我泪眼婆娑，不能自已，细腻笔触的魅力给人亲临其境的感觉，感谢王老师的文字让没有经历过那个特殊年代的我们对其有较深刻的了解。
看了几遍《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总是觉得意犹未尽。小说主题讲的是电影，可是感觉深刻反应了当今中国社会的现状。小说中可以看到作者对乱象丛生的现实社会有敏锐的观察能力、强烈的责任感和独到的见解，使得作品展现出了直指人心的震撼力。
见小兄弟铭原写下的文章，还配有一些照片。我一直劝告铭原要勇敢的拿起笔，记录下自己曾经走过的路——他曾背上他的背包，拿起专业摄影机，开始属于他的世界“远征”，拍他感兴趣的世界景象及社会与人物。
我以为，一旦铭原拿起了笔，开始以文字和照片的“双重唱”形式记述他的摄影旅程，不仅为自己，也为时代留存一个珍贵的记录。
是的，铭原，我赴日本日记中反复提及的那位86后的小兄弟铭原。记得在日本时，有一次闲聊，他激动地说起了自己经历过的“故事”：
一日，他就读的大学终于迎来了一位享誉世界摄影界的日本摄影大师，他感到兴奋。可让他没想到的是，在接下来近两个小时中，大师只在课堂上放自己的照片投影，沉默不语。他感到了纳闷和不解。
直到快下课时，大师才缓缓开口，说：你们要记住，当你按下快门的那一瞬间，决定照片质量与优劣的不是技术，是你用一生的时间去经历和感悟到的那个东西，它最终决定了你要选择一个怎样的被摄物，你的一生都凝聚在了按下快门的那一剎那。
铭原说，那一刻他被彻底震撼了，从而大彻大悟，由此，他背上了他的摄影包，开始了他的世界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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