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启示录419：守好本分别过头

导读

为什么孔子能从服色不正看出执政者们上梁不正？为什么拿二人转和京剧对比，就能理解孔子为什么特别不喜欢郑国的民间音乐？为什么音乐抒情而不滥情，通俗而不庸俗很可贵？为什么说口才是一把锋利的刀，有口才、没道德的人是坏蛋中的大坏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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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的阳货篇里有一章，孔子告诉我们，他特别讨厌三件事。

子曰：“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

孔子说：我特别厌恶紫色取代了朱红颜色的正位，我厌恶郑国的音乐扰乱了周代的正统的雅乐，我厌恶那些伶牙俐齿，颠倒黑白，呈口舌之利，最后颠覆国家和世族采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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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把这章《论语》读完了，先要问自己第一个问题，孔子他老人家那么有学问，怎么会跟衣服的颜色较劲呢？

首先，孔子是坚决捍卫周礼的，他一生努力的核心就是想恢复周礼。

按照周礼的规定，诸侯国国君的服装，颜色应该是朱红，也就是大红色，正红色，因为这个颜色比较纯正。而紫色属于杂色，是红色和蓝色合在一起之后产生的颜色，它不如朱红色纯正。

那么，诸侯国的国君，既然原来都是穿红色衣服的，什么时候改穿紫色的呢？带头的人按照历史的记载，应该是齐桓公。

也许齐桓公觉得自己是霸主，和其他诸侯国的国君地位不一样，他要显示自己的区别，所以他要穿一个跟其他诸侯都不一样颜色的衣服。

那比红还要红的就是紫了，要不然今天中国人也不会常说红的发紫。

齐桓公带了这个头之后，然后其他诸侯国的国君，慢慢慢慢地都像今天追星族一样，把自己的衣服从红色改成了紫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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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转》的哀公27年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卫国有一位大夫叫浑良夫，他驱逐了当时的国君卫出公，帮助卫庄公上台。也就是他把原来的国君给废掉了，赶走了，重新立了一个新的国君。

按理说，他应该是新国君卫庄公的大功臣，但是卫庄公最后却把他给杀了，杀他的原因就是因为浑良夫穿了紫衣狐裘。

这件事说明什么？一是孔子所在的时代，诸侯们穿紫衣应该已经是常态。也就是说，各诸侯国君服色都已经不正了，都已经不符合周礼了。

我们在此基础上，如果发挥一下，引申一下，那就是各国的上梁们都已经开始不正了。他们自己带头先破坏规矩的，破坏周礼。

另外一方面说明，虽然国君自己不正，但是他们对礼制还有基本的坚持。

对于他们的下级人服不称，也就是衣服和人的职位不相称，这种僭越、犯上的行为还是零容忍的。你穿紫色的衣服，说明你有野心，说明你想犯上。

尤其是这个浑良夫，他是有前科的。

同样是《左传》襄公27年中有一句话：服美不称，必以恶终。也就是说在春秋时代，如果一个人穿的衣服跟他的社会地位不匹配，是性质比较严重的，甚至可能会有杀身之祸。

孔子应该是从国君们服装的颜色看到，他们的心已经不正了，所以他才会很痛心。

他表面上说的是诸侯国国君的服装颜色，本质上讲的是这些诸侯们的内心已经不够中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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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我们还是再继续追问孔子，为什么那么讨厌河南民歌呢？

我们可以近似地把当时的郑声理解为今天的河南，郑声就是中国的民间小调，流行的歌曲，相当于今天的那些抒情歌曲。

《诗经》的郑风中的歌词多为情歌，表达的都是男欢女爱，这种音乐是最容易流行和传唱的，我们今天仍然是这个道理。

我们要知道一个问题，音乐的最基本的功能和它的价值就在于抒情。民间的音乐在情感的抒发方面，可能会不那么节制，有些过分。

我记得自己曾经在河南听过豫剧，一位女艺术家唱一段悲腔儿，唱的我们现场每个人都感伤，都落泪，而且她本人也真实地流下了眼泪，说明她在情感的抒发方面是淋漓尽致的。

而我们再去看京剧的时候就发现，即使是表现人物悲伤，他也不会像其他地方剧种那么淋漓，是有节制的。

我们可以近似的把当时周代的雅乐，理解为京剧，郑声理解为民间的戏曲。

普通老百姓情感的抒发是一定要痛快的，这很好理解，这是因为他们情感的抒发追求痛快淋漓，所以在民间特别容易得到共鸣，也特别容易被传唱。

我从小在东北长大，东北的二人转早期有一些剧目非常好听，跟河南的豫剧是一样的，因为都产生于民间，所以他们在情感的抒发上面都是非常的痛快淋漓。

他们追求的是极致，而不是节制。这些演员的唱腔，很容易把我们情绪带到它的情节当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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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另外一个因素，民间的音乐诞生于民间，很有可能会为了通俗而产生庸俗的情况。

今天东北的二人转，就是因为在通俗和庸俗这个分寸的把握上做得不够好，才广为被诟病，就是一个原理。

我们理解了今天的二人转，就能理解孔子为什么不喜欢郑国的民间音乐。所以我们可以推论，孔子不反对音乐，不反对抒情，但是他反对滥情，反对抒情过度而没有节制。

尤其是他认为音乐对百姓是有教化作用的。就跟我们一唱《我和我的祖国》，对国家的那种敬畏感，亲切感自然而然会从内心升起。

但是，民间流行的小调，因为抒情过度，甚至过于庸俗，不仅仅起不到教化的作用，还有可能教坏更多的百姓，起反作用。

表面上，孔子是在维护官方的正统音乐，实际上他还是怕官方到民间，在情感的抒发上，在艺术上，做的太过分，没有遵守中正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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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了这章《论语》，我们还要再问第三个问题，孔子他老人家教弟子的课程是有口才学的，子贡就是口才最优秀的弟子，那他为什么又说讨厌伶牙俐齿的人？

其实很好理解，口才这个东西就像一把锋利的菜刀，落在一个好厨师手中，这把菜刀能做出美味佳肴。

可是这把锋利的菜刀要是落到了一个坏人手上，就有可能被拿来去做恶，甚至是去杀人。

口才是中性的，一个有口才、又有道德、有底线的人，会运用他的口才去阐明道理，教化他人，化解矛盾，保国护民。

而一个有口才，但是没有道德，没有底线的人，则会为了他不可告人的一己私利，颠倒黑白，没理他也要辩三分，甚至是以是为非，以非为是，祸国殃民。

这些人就会成为大坏蛋中的大坏蛋，超级坏蛋。

所以，孔子讲他厌恶逞口舌之利的人，本质上还是厌恶的内心不正，外在言行过度。

他厌恶的不是口才本身，而是表里不一，而是是非不明，而是心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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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们反复讲，把《论语》真的读进去了，读透了，读懂了，就会发现讲来讲去就是“分寸”二字。

我们任何一个人都会因为时空条件、自身角色的限制，来决定我们待人接物的言行。

我们的言行要跟自己的内在外在条件相匹配，这样才能不越位，不过分。

用孔子的话讲，名正了,言也就顺了。名正言顺，国家就容易治理了，老百姓也就容易安心了。

说来说去，咱们就要记住，千万千万别过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