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古装剧中，常有这种令人喷饭的镜头：无论两汉三国，还是魏晋隋唐，往往就会有有个死太监突然杀将出来，极尽装那啥之能事，展开一张黄绫，尖声细气地宣读：“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逸庐考据上瘾，光这一句圣旨开场白，就可以唠唠叨叨和大家摆古纠错一整年。
第一：什么叫圣旨
圣旨作为中国古代皇帝布告臣民、委任官吏、册封宗室、表彰功德、告谕外邦的一种专用的文书形式。是一个专有名词。其实，“圣旨”二字只是个敬称，另有各色规范名称。
历史文学和各大神剧估计也是基于圣旨的这种特殊属性，才动不动“圣旨到”“皇帝诏曰”的，可是，皇家套路深，不是现代布衣们凭想象就可以理解的：
其实。名叫“圣旨”的这个东东，只是古代皇朝的皇帝封赠给属下有功文武官员或赐予爵位名号时颁发的诰命或敕命。除此以外，平时皇帝开进口、发文件、刷圈文，另有切口，都不叫“圣旨”这个名字的。各个朝代皇帝命令的名称和分类，都有些微调变化，如果要全部罗列出来，按二十五史一路查找也不是不可能，只是篇幅太长，阅之乏味。所以且以皇命较为严谨的清朝举例吧：
钦定大清汇典规定，“凡大典礼，宣示百寮，则有制辞。大政事，布告臣民，垂示蠡宪，则有诏有诰。覃恩封赠五品以上官及世爵承袭罔替者曰诰命。敕封外藩，覃恩封赠六品以下官及世爵有袭次者曰敕命。谕告外藩及外任官坐名敕，传敕曰敕谕”。
这意思就是说：清朝皇帝下达的文书，有制，诏，诰，敕，册，祭，祝，谕，旨，寄信，电旨等11种。不过有清一朝，恰恰并没有一个叫“圣旨”的东西。
首先，“凡朝廷德言下逮，宣示百官曰制”。不管什么性质的文件，中间载有天子之“德言”的都叫制辞。制辞其实就是类似后世“语录”的东西，标明天子微言大义。我朝太祖也编过语录“红宝书”。就是这个feel倍儿爽。
“制辞”也叫“致辞”或“致词”。后世无知小子，每临开会，动不动就要“下面有请领导致辞”，然后领导上台一高兴致辞半个小时算轻的，一不高兴致辞三四个小时也不是没有，这要放在“我大清”盛世，就冲你不知天高地厚敢“致辞”，用词擅越有不臣之心，发言的报幕的都得按谋逆罪满门抄斩。
凡诏，敕，谕等一类的诏令文书，凡国家大事须布告臣民的用诏书。诏书的格式，起首以“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开始，最后以“布告天下，咸使闻知”结束。文尾书下诏的年月日，加盖“皇帝之宝”。
诰是以上告下之意，凡覃恩封赠五品以上官及世爵承袭罔替者，发给诰命。
敕是告诫之意，也作敕书。敕书分为敕命和敕谕两个品种：凡覃恩封赠六品以下官及世爵有袭次者用敕命。其他称敕谕。
敕谕按用途以及针对的对象有不同的级别，还要分为不同的名称：一为敕任官员，如任督，抚，学政，盐政，织造，提督，总兵等，发给坐名敕书；任布政使，按察使，道员，运同等，发给传敕。二为敕谕臣民；三为敕封或谕告外藩。
“文”是皇帝的布告，大概是需要比较有文采的文体，所以直接取名“某文”。比如：皇帝册封王宫后妃等用册文。祭文和祝文是皇帝祷告天地山川、怀念先祖先烈和祭奠大臣的文书。各种“文”体都是格式化文件，通常是固定的行文范例，按具体情况填上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等新闻四要素，类似皇家新闻通稿。
“寄信”是皇帝授命军机大臣寄发的机要谕旨，“诰诫臣工，指挥方略，查核政事，责问刑罚之不当者，谓之寄信”。说白了“寄信”就是皇帝骂人的话。
“谕旨”才是皇上随时发布的命令，“谕”和“旨”有点语气微差，“特降为谕。因所奏请而降者为旨。其或因所奏请而即以宣示中外者，亦为谕”。也就是说：皇帝主动发话的是“谕”、皇帝被动地针对某件在议的事做个决策选择的表态叫“旨”。
谕旨中还有两种特别一点的，叫字寄和传谕。“字寄”是皇帝给级别比较高的外放高官的命令。“字寄”分为字寄和传谕两种。行经略大将军，钦差大臣，总督，巡抚，学政，行督办军务大员，各省提督，都写“军机大臣字寄”；行盐政，关差，藩，臬，都写“军机大臣传谕”。从语气上做个区分翻译一下的话：字寄就是吩咐、传谕就是教导。
清末有了邮政电报，有些谕旨用电报拍发，称“电寄”或“电旨”。
不管怎样。太监会大喊“谕旨到”、“诏书到”、“敕书到”或“吾皇传谕”，但是绝对不会喊“圣旨到”。更不可能皇帝自己说：“来人哪，传朕的圣旨……”这种抽风的傻话。大清太监不出都门，传旨之事一般由职能部门传达，一般传达到当事人的办公衙门，很少会派某个娘娘腔太监闯到别人家里宣旨，那种从大门外甚至从大马路上就一路狂喊“圣旨到”的桥段，都是犯二的编剧瞎胡扯的。
第二：圣旨哪来的？
圣旨萌芽于先秦、出现于秦朝、规制于秦汉，发展于隋唐，成型于宋元代，完善于明清。在某种意义上，“圣旨”这个称谓是在元代正式开始使用。
最初，三皇五帝时代的最高领导，无非是家族、部族的首脑，说话好使的部下不过是几百上千，撑死过万。所以这时候的帝王开口，还是直截了当就叫“命”、“令”、“政”；从甲骨文考据，有史可载最先把自己端起来的是商朝的盘庚，他开始用“大命”这个词，标榜自己说的话非同凡响，要比别人“大”。
商周之间，有了国家的概念，最高领导开始装神弄鬼称天子，《诗经》词句中出现了“王命”、“天命”、“告”等词，这是最初产生的圣旨名称。周武王伐纣时的“诰命”、“敕命”、“诏命”有了标准的帝王诏书的味道。
周灭商自代，裂土分封诸侯，王命达于中原，君臣都可以用诏字。先秦时期，诏书用于布告天下的一切文书，周天子称诏、诸侯国君称诏、侯伯子男也都称诏、甚至各个将军、大夫、城主也是随口出诏。命令格式百花齐放，一本糊涂账。
秦始皇统一六国，也统一了官方用语，天下之君称皇帝，自称曰朕。改命为制，令为诏，从此诏书便成为皇帝布告臣民的专用文书。
汉承秦制，其命令分为策书、制书、诏书、戒书。隋朝引用西周时的“诰命”与“敕命”专指帝王授官、封赠的命令。唐朝有册书、制书、慰劳制书、发日敕、敕旨、论事敕书、敕牒七种形式。册书或者策书。册在《说文解字》中的本义为“符命”，亦通“策”。汉有策书，唐有册书，主要用以封拜诸侯王、三公、立后建嫡、宠命尊贤，总的来说属于以皇帝名义下达的诏令文书范畴。宋代基本上承袭唐代制度，增加了“旨”这个词作为传达皇帝思想的文书名称。
在某种意义上，“圣旨“这个称谓开始使用于元朝。元代以蒙古语为国语，故以“国语训敕者曰圣旨，史臣代言者曰诏书”。这是“圣旨”一词首先出现的用语。
元朝诏书的行用范围基本上都属于重大事件，需要布告全国，“咸使闻知”者。也可以说，诏书是元朝诏敕类文书中最为重要的一种。元诏书在文体方面，使用典雅的汉文文言（只有个别例外），骈体为主，偶用散文。辞藻华丽，多用典故，以显王朝“文治”形象。这些方面基本继承前代“王言”的传统。有趣的事，在元代，诏书和圣旨是并列的两个概念：
元代诏书的概念：一是重大典礼，建国号、皇帝即位、改元、立后、建储、接受尊号、上皇太后尊号、追尊已故皇帝皇后庙谥、加封岳镇海渎等。二是重大赦宥，因平叛、天灾、典礼等原因举行全国普遍性的大赦，即颁发赦诏。因重大典礼颁布的赦诏，实际上就与典礼诏书合一。因吐蕃僧侣做佛事而采取的临时、局部性赦宥，似乎不在颁发赦诏之列。三是重大政治兴革，对社会有重要影响的政策、措施出台亦专门颁发诏书。四是重大征伐。五是重大人事任命，主要限于任命右、左丞相，其余官员如御史大夫官至从一品，地位仅稍逊于丞相，其任命亦只用“制”，不用诏。六是重大诛罚，在元朝似乎主要是一些“大罚”用诏书，“大赏”则不然。如封王可谓“大赏”，其封拜文书却不称诏而称为制。七是重要对外文书。
元朝圣旨的概念，较之诏书相对复杂一些，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以皇帝名义下达的命令，包括上边说的诏书和宣命（制书）在内，皆可称为圣旨。狭义“圣旨”概念，以蒙古语宣谕，用蒙古文记录颁发的皇帝命令，译为汉文。元朝“以国语训敕”的圣旨同诏书相比有一个基本特点，即据事直录，往往直接引用奏事原文和具体事例，并未刻意提炼、润饰，而是较多地保留了决策文书的原始形态。与诏书相比，圣旨内容涵盖的范围远为广泛，小大不拘。
元代还有另一个相关概念“玺书”。与圣旨相似，玺书的概念也有广义、狭义之别。广义上，凡是盖有皇帝玺印的下发文件都可称为玺书。其中，应当包括诏书、圣旨（狭义）、宣命（或制书）。广义的玺书大体上相当于广义的圣旨，但不包括未形成书面文件的口传圣旨。同样，狭义的玺书也与狭义的圣旨相近，尤其被多用以指称那些内容较为琐细的圣旨文书。玺书大体上涉及，田土、户口、金银铁冶、增余课程、进贡奇货、钱谷、选法、词讼、造作等。实际上都是近臣就某些具体的琐事乘隙奏请，得到皇帝首肯之后，书写盖玺下发的圣旨。在很多场合下，玺书就是圣旨的同义词。
从元以后，册文只有祝册、玉册、立册、谥册四种（谥册只包括为已故皇帝上谥号，不包括给臣下赐谥）。这四种册文虽以皇帝名义颁发，但都是纯粹的礼仪应用文字，似已不具备由上达下的特征。正因如此，在撰写册文的同时，还要另撰为此事布告全国的诏书。诏书、宣命（制书）有时被笼统称作圣旨、玺书，却不见有册文被称为圣旨、玺书。严格上讲，应将册文排除在诏敕类文书之外，因为这时候并不用于下达传播，只是礼仪性质的文书，也许还有备案凭证作用。宣敕或称制敕，是元朝的人事除授和封赠文书。自一品至五品为宣授，则以制命之，三品以下用金宝，二品以上用玉宝，有特旨者（左右丞相）则有诰词。六品至九品为敕授，则中书牒署之。宣、敕的分别，以五、六品之间为界。宣要加盖皇帝的玺印（玉宝或金宝），敕则只由中书省宰相签署。唐朝的七种，如按事大小区别，则可归为制、敕两类。唐朝用于人事除授方面，五品以上为册授及制授，六品以下为敕授及旨授。不过唐宋两朝制敕的内容所涉广泛，元朝以后制敕则只限于人事除授和封赠。“宣”作为一种诏敕文书类型，出现较晚。“宣”本来只是“宣付出外”的意思，并非文书专称。随着枢密院制度的发展，皇帝经由枢密院下发的旨令被称为宣，与经由中书下发的敕地位相当。到金，“宣”的含义已有变化，与枢密院无特别关系，而可泛指皇帝的圣旨。金朝皇帝最重要的印玺，就叫“宣命之宝”。金人说“宣则王言亲谕”，两者有地位高低之别，可以看作宣是皇帝对下级官吏的亲自过问的文体。到了元以后就基本混用了
明代用诏书宣布重大政令或训诫臣工。清承明制，诏书多以“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开头，中间为主文，结尾则以“布告天下，咸使闻知”、“布告中外，咸使闻知”为多。诏书以外，清代还有制辞（即制书）。其开头一般是“奉天承运皇帝制曰”等。
明清时并不是每一道圣旨都是那么穷讲究的。如果不讲究一点，皇帝也会随手写个纸条，通过内臣传递出去，当然，即便这么一张纸条，这也叫“上谕”
第三，何谓“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圣旨在措辞方面会因具体的内容而采用不同的措辞，比如有“诏曰、制曰、敕曰”等多种。圣旨因具体的内容而采用不同的措词，主要有“诏曰、制曰、敕曰”三种：
其中“诏曰”是诏告天下。凡重大政事须布告天下臣民的，使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如皇帝嗣位、太子继位等。其格式：起首以“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开始，接叙诏告事由，最后以“布告中外，咸使闻知”或“布告天下，咸使闻知”结束。文尾书明下诏的年月日并加盖“皇帝之宝”。
而“制曰”则是皇帝的德音下达，类似于嘉奖令之类的。是皇帝表达皇恩、宣示百官时使用的。“制曰”并不下达于普通百姓。凡是圣旨中表达皇恩浩荡时，都以“奉天承运，皇帝制曰”开头。
而“敕曰”是告诫的意思。皇帝在给官员加官晋爵的同时，告诫官员你不要恃宠而骄，还是要老老实实夹着尾巴做人。
那么，圣旨是不是都以“奉天承运”开始呢？
当然不是啦。采用“奉天承运”为圣旨开头词，是从明代开始的。之前，在唐代皇帝的诏书中，多采用“门下”两字，因为诏书一般由当时的门下省审核颁发。如《肃宗命皇太子监国制》的诏书，开头语便是：“门下，天下之本……”。也有用“朕绍膺骏命”等词作开头语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诏书开头语多用“应天顺时，受兹明命”八个字，以阐明天子的“正统”。蒙古族的最高天神是长生天，所以元朝时期的圣旨开头语一律是“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护助里，皇帝圣旨……”
最早使用“奉天承运”作为圣旨开头语的，则是明太祖朱元璋。朱元璋刚当皇帝时爱用“参酌唐宋”，十多年后才换用“奉天承运”，之后就固定了下来。
清朝圣旨中，有一道慈禧太后下发的懿旨特别有意思，毕竟西太后比后世历史剧编辑靠谱多了，知道自己尚没有称帝，不好张口乱说“奉天承运”。该懿旨的开头，很有创意地写着“一视同仁”……。
慈禧太后这道懿旨，颁发于光绪27年11月22日也就是公元1902年，当时清政府刚经历了《辛丑条约》；国内废科举、办学堂的新形势正在兴起，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正在觉醒。慈禧太后开始平稳推行了改革。这道内容是说满族和汉族的官或民从此开脱“禁令”，允许通婚。主张汉族妇女放足，并明确表示这是一种“积习”应予“渐除”。从这道“一视同仁”懿旨上来看，慈禧太后还真是有点开明的。
第四、圣旨格式繁芜，讲究多着呢。
“圣旨”由于是古代帝王权力的展示和象征，因此其轴柄质地按官员品级不同，有非常严格的区别：一品为玉轴，二品为黑犀牛角轴，三品为贴金轴，四品和五品为黑牛角轴。……如果一个七品县令直接收圣旨，可能就该是烧火棍的轴了。当然，圣旨只到六品，七品芝麻官是没资格收到圣旨的。那些戏曲或神剧中，老是让皇帝下旨到县衙，简直是对堂堂皇帝品位和身价的最大侮辱。当然历史小说、电视剧还特别爱编派皇帝私访、公主探监、老太后莅临县衙什么乱七八糟的，我也是醉了。
圣旨的材料十分考究，均为上好蚕丝制成的绫锦织品，图案多为祥云瑞鹤，富丽堂皇。有些考究些的“圣旨”，两端则有翻飞的银色巨龙作为防伪标志。
说到圣旨的卖相，有两个误区需要强调：
一是圣旨不一定是黄色，作为历代帝王下达的文书命令及封赠有功官员或赐给爵位名号颁发的诰命或敕命，圣旨颜色越丰富，说明接受封赠的官员官衔越高。根据明清的定制，给五品以上官员的圣旨颜色相对比较丰富，有三色、五色和七色的，五品以下的颜色一般就寒酸了，仅仅为单一的纯白绫。七品县令想看圣旨？唯有给你一个透明的！
二是从来没有听说过哪份圣旨的背面，会像历史剧中那样展开来写了大大的两个字：“圣旨”，通常这两个字还都是隶书，好像历朝历代皇帝都商量好了似的。你当皇帝是画动漫的吗？见到块空白的地方非要写字注解？这要多大的勇气才能俗成这副德性？事实上，自古圣旨，背面无字。原因很简单，圣旨从不可能裸奔出发，外面都会有包装的，压根儿不需要写这么两个丢脸的字。
第五、圣旨的艺术。
逸庐曾经有段时间十分病态，酷爱观赏圣旨，曾经走遍各地博物馆去访看圣旨，多少年来，眼里也很是看过了一些真东西。皆因圣旨艺术实在令人叹为观止。闻道台北故宫藏有诸多圣旨，惜乎未得佳缘。
每一份圣旨就是一座古典文化的须弥山。看圣旨的遣词造句、看圣旨的说理谈吐、看圣旨的书法功底、看圣旨的材料做工……迤逦圣旨之中藏着长长的历史面孔，欣赏着这一道道圣旨，如同在翻阅一页页鲜活人文历史。
自古以来，圣旨书法无愧是中国书法艺术之林中，最为优秀璀璨的一座丰碑。在书写上,有的是皇帝亲笔书写,有的是当时的大书法家、大学士为皇帝代写,而且文字严谨,几乎达到了无可增删的程度,其内容大多具有极为珍贵的史料价值。
清朝是圣旨艺术集大成的时代。清朝初期，特别是康乾盛世时期的圣旨，用料考究，色彩绚丽，就是在现在看来也依然是光彩夺目。而到了清朝末年，光绪皇帝颁发的圣旨，昔日华丽的锦缎已被粗糙得类似麻布的布料所代替。
明朝圣旨只用汉文文书来书写；清代圣旨文书则分为两种，用汉文和满文合璧书写，汉文行款从右至左，满文行款从左至右，然后合于中幅而书日期，并钤盖“制诰之宝”或“敕命之宝”。圣旨上的汉文书法大多是端庄的小楷，这些字体气度雍容，圆润飘逸，布局奇正相参，跌宕有致，字迹笔画突兀，犹如浮雕一般，历经沧桑却风采不减，令人惊叹。
明清两代圣旨，授予一至五品官员称诰命，六品以下称敕命。诰命和敕命都是由翰林院撰拟的，然后经内阁大学士奏定后，再按品级填发。值得一提的是，清代书写圣旨的人都是由皇帝从进士中亲自评点选拔出来的最优秀者“庶吉士”来承担。由于圣旨从拟稿到缮写均由顶尖文化高手来完成，所以行文精悍洗练，几乎达到了增一字则嫌其累赘，减一字则达意不确的程度。因此这些圣旨在颇富史料价值的同时，更具有极大的艺术欣赏价值。
到了伪满洲国皇帝溥仪时代，泱泱霸气的“圣旨”大名已经更名为不中不日的名词“指叙令”，古格俨然的“制诰之宝”玉玺则换成了“司法部印”这个笑翻天的鸟词。
当然，作为中国最后的圣旨时代，满洲国圣旨还是有点高科技含量的，据说如果透过光去看“指叙令”，可以发现“指叙令”里暗藏着“满洲帝国”4个篆字的水印防伪标记。可是，从中也可想而知，当皇帝发出的至高无上的圣旨都要鬼鬼祟祟地防伪了，这个帝国的权威和尊严，已经沦丧到何等的悲哀了。
六、奇奇怪怪的圣旨
这部分十分有趣。请听下回分解。子夜过后，明天发布。敬请期待。锁定关注《逸庐夜画》公众号，尽情收藏和转发、痛快点赞和赞赏，意想不到的阅读乐趣自将滚滚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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