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知道司马迁写了不朽的著作《史记》，《史记》不仅是优秀的史书，并且它的文学价值也远远在其他史书之上，鲁迅先生就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司马迁为什么要写《史记》呢？
第一个原因是他家族的血液。司马迁诞生于太史家族，他的祖先就曾长时间是周朝的太史。他的父亲司马谈，是一个有抱负的太史令，可以说是司马迁重要的精神偶像，《史记》里面经常提到的“太史公曰”有很多就是直接引用他老爸司马谈说过的话。司马谈博学多才，曾向唐都学习天文学，向杨何处学《周易》，向黄子处学道论。司马谈曾对司马迁说：“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对司马迁提出了很大的期许。司马谈去世前，也曾把记载历史的重任交给司马迁，并明确讲过，这是家族的传统，让他不可断绝。所以司马迁一直不敢辜负父亲的教导与希望。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其实是父子二人共同的理想。
第二个原因是春秋笔法，批评当世。这个原因不是司马迁说的，是我分析出来的。在《太史公自序》这篇文章里，司马迁极力否认这一点。上大夫壶遂曾对司马迁说，春秋时候，礼乐不彰，所以孔子才编《春秋》对当时的情形进行褒贬，来判明什么是礼义，以代替周王朝的法典。而现在这个时期圣天子在位，四海升平，您现在写《史记》，是想表达什么呢？宣扬什么呢？司马迁说：“当今的英明天子，捕获白麟，上泰山祭祀天地之神，改正历法，更换车马、祭牲的颜色。受命于上天，德泽流布远方，四海之外与汉族风俗不同的地区，也纷纷通过几重翻译叩开关门，请求前来进献物品和拜见天子，这些事说也说不完。大臣百官尽力歌颂天子的圣明功德，但还是不能把其中的意义阐述透彻。况且，贤士不被任用，这是国君的耻辱；皇上英明神圣而他的美德没能流传久远，这是史官的过错。况且，我曾经做过太史令，如果废弃皇上英明神圣的盛大美德不去记载，埋没功臣、贵族、贤大夫的事迹不去记述，丢弃先父生前的殷勤嘱托，没有什么罪过比这更大了。我所说的记述过去的事情，整理那些社会传说，谈不上创作，而你却把它同孔子作《春秋》相提并论，这就错了。”司马迁说他写《史记》的目的是宣扬圣天子的人格，表彰贤士大夫功绩。并非是像春秋那样，阐明正义。
事实上司马迁越是否认，我反而越是认定他是这个目的。因为他的偶像老爸司马谈指的就是孔子的例子。周公死后五百年，孔子写《春秋》，现在孔子死后五百年年，那么能够写出像《春秋》这样批判性著作的责任，就落在了司马迁身上。
司马迁从小接受的就是史官的教育。他在龙门老家十岁时已能阅读诵习古文《尚书》、《左传》、《国语》、《系本》等书；二十岁时开始游历天下，将古战场、遗址走访了一个遍，收集了很多老人口口相传的故事。更重要的是司马迁受董仲舒，孔安国的影响很深，时时以孔子为榜样，自言“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知道文人或者史官要改变世界，评价世界的方法。
事实上司马迁并不像他所说的认为汉武帝是“至明天子”，他所遭受的最大的耻辱就来自于汉武帝。汉武帝天汉二年（前99年），汉武帝想让李陵为自己宠爱的妃子李夫人的哥哥贰师将军李广利护送辎重。李陵没有答应，反而自请步兵五千涉单于庭以寡击众(注意，李陵是用步兵去打骑兵，在兵种上是天然劣势，人数也很少) ，汉武帝赞赏李陵的勇气并答应了他。但是因为匈奴人数多于李陵所带领的军队，在加上李陵多日作战，虽斩杀了一万匈奴（用五千步兵斩杀一万骑兵，已经很厉害了。但只能说李陵勇敢，孤军涉险不是名将所为），但是由于老将路博德不想给李陵支援，既无粮草，又无箭矢，还无援兵的情况下，李陵带着残兵且战且退，最后终于兵败，成为匈奴的俘虏。李陵胜利的时候，别人都称赞他，现在兵败了，大臣们就将之前夸赞李陵的话改成虚伪小人。汉武帝就问司马迁，听听他的意见。司马迁曾经在做郎官的时候和李陵相识，了解李陵的为人，他说“李陵侍奉亲人孝敬，与士人有信，一向怀着报国之心。他只领了五千步兵，吸引了匈奴全部的力量，杀敌一万多，虽然战败降敌，其功可以抵过，我看李陵并非真心降敌，他是活下来想找机会回报汉朝的。”
但是汉武帝听了，心里却很不是滋味，越是为李陵讲好话，就越像是批评李广利。李广利虽然和卫青一样属于外戚，但比起卫青差多了。他在与匈奴交战取得一些胜利后，就遭遇大败，损失了六七成的军队。和李陵相比，李广利率领的是主力，李陵是偏师。结果二人表现却是截然相反的。
到这个时候已经不是李广利和李陵孰优孰劣的问题了，而是汉武帝这个主帅领导能力，用人识人的问题了。不久，汉武帝听信谣言，认为李陵在训练匈奴的军队，是真正投降了，于是杀了李陵全家，而为李陵说话的司马迁也判处死刑。在那个时候，判了死刑，未必就一定真会死。有钱就可以免死。但是司马迁没有钱，而且没有人像司马迁为李陵说话一样帮助司马迁，司马迁只得选择了宫刑，含辱偷生。
从这件事上，司马迁看到了汉武帝残暴无情的一面，看到了同僚冷酷薄情的一面。
所以，当司马迁明确表示写《史记》是宣扬圣天子与贤臣的时候，我就知道他是在摆迷魂阵，虚与委蛇而已。事实上，司马迁在《封禅书》里记载了汉武帝迷信神仙的一些荒唐活动;在《平准书》里对汉武帝黩武给人民带来的苦痛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在《匈奴列传》《大宛列传》、《佞幸列传》里,揭露了汉武帝所宠幸的权贵们的骄奢跋扈和贪纵无耻。
而且，司马迁也没有认为汉武帝和大臣们这么容易被忽悠，直接说自己的书写成以后要“藏之名山”。都是歌功颂德的话，就没有必要藏了吧？据说司马迁的两个儿子都藏匿民间，改名换姓，这恐怕也是司马迁的意思吧？要是《史记》写成之后没有危险，为什么要跑呢？
第三个原因是表达自己的思想。司马迁自己说：“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
司马迁肯定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他对历史上出现的革命和政治改革,总是采取赞美的态度。他对法家如吴起、商鞅、秦始皇等,尽管从感情上并不喜欢他们,但对其变法取得的成功还是加以肯定。司马迁认为历史的盛衰不是偶然的,史家则应“原始察终,见始观衰”。而历史往往是在“盛”中已包含了“衰”的因素,“物盛而衰,固其变也”。
司马迁还注意到了社会和经济,自觉地有意识地总结、研究经济问题。在记录整个人类的活动中,司马迁重视人民群众和下层社会的力量,在历史中抬高了平民的地位,如在世家中加入了陈涉,列传中的游侠、刺客、滑稽等大都是平民。他还重视维护华夏的统一,主张各民族的平等友好,反对掠夺侵暴。司马迁歌颂了具有优良品德和反抗精神的下层人民和许多不为当时官方舆论所容的人物。
其实，司马迁写《史记》就是想写出司马谈口中说的，自己在《太史公自序》里极力否认的《春秋》，他把自己的理想寄托在书里，寄托在叙述历史故事的字里行间。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最后说“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在猎获白麟的元狩元年结束，这都有着深刻的原因。《春秋·哀公十四年》：“西狩获麟，孔子曰'吾道穷矣’。”传说孔子修订《春秋》，至此搁笔不复述作。孔子认为麒麟出非其时而被猎获，于是不再写《春秋》了。司马迁最后搁笔都要参照孔子写《春秋》的典故，他的志向就可知了。
有人看到的是《史记》的彪炳辉煌，我却看到了一个痛苦慈悲的灵魂。他用蘸着血的笔，流泪的眼、残破的身体写出了民族的气节、人格的伟大、无上的尊严。
在面对生活的暴击以及人生最大的屈辱的时候，司马迁用自己的方式给出了回应。我在想，为什么后世的史学家没有能超过他的，也许是没有他的经历与学识，更重要的是缺少生活的磨难，缺少直面苦难的勇气。
功不唐捐，玉汝于成。向司马迁致敬，与中国人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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