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金庸笔下的武侠世界里，有两位大侠堪称嗜酒之人。
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在京正店七十二户，此外不能遍数，其余皆谓之脚店。”还有酒楼，是官府开办的饮酒吃饭的地方。酒库是官府酒的批发场所，还有被称为“拍户”、“泊户”的零售店。
一位是华山派大师兄令狐冲，一位是丐帮帮主乔峰。不过，从酒量上看，两人似乎不在一个量级上，因为令狐冲喝醉的场景比较多，而乔峰却从未醉过，且越喝越勇。
脑补一下，如果这两位大侠坐在一起，喝一顿酒，谁胜谁负？
《天龙八部》里段誉被赶出了慕容复的燕子坞，满腹忧愁的他来到了松鹤楼，欲借酒浇愁。
刚进楼，看到了一个三十来岁、身材魁伟，身穿灰旧布袍的大汉坐那豪饮。
初次相见，段誉看乔峰的着装以为是慕容复的家臣，便想着解解气，于是开始赌酒，这一比拼，登时惊动了松鹤楼楼上楼下的酒客，“连灶下的厨子、火夫，也都上楼来围在他二人桌旁观看。”
这一喝，乔峰就喝了四十多碗。
酒后吐真言，什么压箱底的话都秃噜出来了。
当然，段誉也局促得把自己用六脉神剑作弊的事说了。
乔峰却不以为意，还要与段誉再干五十大碗……
下面这段是《笑傲江湖》林平之在长沙偷听华山派众人的话：
“我们昨儿跟大师哥在衡阳分手，他叫我们先来。这会儿多半他酒也醒了，就会赶来。”
那少女微微皱眉，道：“又喝醉了？”
那脚夫打扮的人道：“是。”
那手拿算盘的道：“这一会可喝得好痛快，从早晨喝到中午，又从中午喝到傍晚，少说也喝了二三十斤好酒！”
在他与田伯光喝酒过程中，令狐冲说：“田兄，我一生之中，麻烦天天都有，管他娘的，喝酒，喝酒。”
壶里的酒和手中的剑，就是令狐冲的一生。
看来，乔峰和令狐冲都很能喝，但是因为不是一个年代，喝的酒也有所不同，我们先看他们喝的什么酒？
乔帮主生活的是北宋年代，喝的酒最大的特点是度数低，有观点说他们喝的不是烧酒（蒸馏酒），而是果酒或者是黄酒。华山大弟子令狐冲喝的最多的则是汾酒，还是妥妥的高度陈年老酒。
在第十四回：有人送了令狐冲十六坛好酒，同样好酒之人的祖千秋来了一句：“你一闻酒气，便该知道这是藏了六十二年的三锅头汾酒，岂有不好之理？”
一般认为，中国的蒸馏酒始于元代，这一说法来自明人李时珍的记载：“烧酒非古法也，自元时始创。”这里的“烧酒”，即指蒸馏酒。
如果蒸馏酒最早产生于元代，那生活在北宋的乔峰与段誉，当然不可能喝到高度白酒。
不过，对于烧酒的起源，目前也有不同的看法，北宋有一本奇书,叫《物类相感志》,作者是苏东坡,但也有学者认为是高僧赞宁。总之这是一本古时流传下来的正统典籍，载有“酒中火焰，以青布拂之自灭。”——能够燃烧的酒，必是高度酒无疑。
六十年代，日本学者蓧田统在《宋元造酒史》中，也认为宋代已有烧酒的记载，引宋人吴自牧《梦梁录》卷十三中记有“水晶红白烧酒”为证据；宋人范成大《荔枝赋》写有“羞以烧春以浮醅”……
从现有的文献记录以及出土的文物来推断，我们能得出的比较靠谱的结论是：北宋已经出现了蒸馏酒，但是却没有转化为大流通商品，一方面是因为技术不成熟，无法达到规模化生产；另一方面，酿出的酒辛辣，远远没有当时盛行的酒好喝。
毕竟，那时黄酒的酿造技术，有了明显的提高和进步。特别是江浙一带，黄酒业兴旺发达，名酒很多。所以，乔帮主喝的应该是黄酒。
到了明朝，蒸馏技术开始日臻成熟，白酒文化开始盛行。不过，当时更明显的对阵不是烧酒和黄酒，而是南方生产的酒和北方生产的酒，这也是中国酒发展史上重要的“南酒北酒时代”。
也是这个时期，才有了人们常说的，“天下名酒，北为汾酒，南为绍酒。”
明代的烧酒工艺从元代承接后，做了很多的进步。明人姚可成的《食物本草》卷一五记载的烧酒，“用醴酒和糟入甑，蒸令气上，用器承取滴露。凡酸坏之酒，皆可蒸烧”。
明代《本草纲目》也有这样类似的烧酒制造工艺：“酸坏之酒，皆可蒸烧”，“以烧酒复烧二次……价值数倍也”。
到了清朝，烧酒的重镇主要集中于北方，北方烧酒又以山西最为兴盛，山西汾阳地区的高粱酿酒出现了烧坊数量和产量高峰。李汝珍在其小说《镜花缘》的第九十六回中借酒肆粉牌列出55种清代名酒，将汾酒排在第一。
再来看看北宋普通人的酒量如何，是不是都是“四十碗”的量。
苏东坡有个学生叫张耒，在河南做过官，据他自己说：“平生饮徒大抵止能饮五升，已上未有至斗者……晁无咎与余酒量正敌，每相遇，两人对饮，辙尽一斗，才微醺耳。”
《明道杂志》是宋代时期的一篇历史琐闻类笔记，作者就是这个张耒。晁无咎也是苏东坡的学生，张耒的意思是说，当时爱喝酒的人一般只能喝五升，喝一斗的人很罕见，他跟晁两个人的酒量差不多，每次见面喝酒，俩人加起来能喝完一斗，而且还不至于烂醉。
宋朝一斗将近6000毫升，至少能装10公斤酒，张耒跟晁无咎共同喝完一斗，说明每人至少能喝5公斤，也就是10斤。
聚贤庄的时候乔峰喝了50碗，和段誉赌酒也差不多40多碗，若按一碗半斤算的话，基本上是20斤左右的量。
所以，单从量上说，乔峰和令狐冲是不分上下的。
宋明两朝，应该是白酒历史上一个极为特殊的时期，伴随着白酒蒸馏技术的成熟推进，酒行业也进入了一个黄酒式微、白酒走强的一个阶段。
这一时期，几个变化特征也极为明显。
1
饮酒器具的变化
宋朝喝酒用的最多的器具是温酒壶。
普遍流行于北宋时期，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也有所记载曰：“大抵都人风俗奢侈，度量稍宽，凡酒店中不问何人，止两人对座饮酒，亦须用注碗一副，盘盏两副，果菜碟各五片，水果碗三五只，即银近百两矣。”
每套温酒壶由注子（酒壶）、注碗组合而成，温酒时将注子置于碗中，以碗中热水温之。这也从饮用方式上证明了，在北宋，人们喝的大多是黄酒。
而明清的茶、酒、器均洋溢着文人雅兴，对自然的情趣融入器物中，譬如酒器，明朝饮酒器多于盛酒器，材质多样，从最普通的瓦、瓷，至银、金、乌金、玳瑁、珐琅，乃至最为贵重的水犀角、新疆美玉等等。
清代珐琅温酒器
《笑傲江湖》中，祖千秋见令狐冲递过酒碗，却不便接，说道：“令狐兄虽有好酒，却无好器皿，可惜啊可惜。”说的也是这一社会潮流，有好酒一定要配上合适的酒器酒具。
只见他一只又一只，不断从怀中取出酒杯，果然是翡翠杯、犀角杯、古藤杯、青铜爵、夜光杯、琉璃杯、古瓷杯无不具备。
2
酒税的变化
在宋代，酒税是政府重要的财源。为了收到足够的酒税，宋朝时对酒的生产和销售管理还是很严格的。
《宋史·食货志》对宋代的酒政有过全面的总结：“诸州城内皆置务酿酒，县镇乡闾或许民自酿而定其岁课，若有遗利，所在多请官酤；三京官造曲，听民纳直以取。”解释出来，就是对不同的地方，分别实行三种不同的政策：
三京地区（东京汴州、西京洛阳、南京商丘）实行酒曲专卖；
州城内则实行酒的专卖；
县以下的地方或实行纳税，或实行酒的专卖。这种区别对待的政策，考虑到了地方的特点，有利于国家获取更大的酒利。
南宋的酒政是多样化的，酒的专卖仍然是城市中的主要形式，通过官库（官府控制管理下的酿酒和批发酒的市场）而体现。
明朝酒税没有了区域限制，但细分为酒曲税和销售税。明太祖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规定，百姓造酒自家饮用，不征税。如造酒贩卖，则必须纳税酒曲(用自家酒曲造酒也不例外)，同时所造之酒也必须纳税后才能出售，酒税税率各代不同。
可以看出，伴随着酿酒技术的成熟推广和市场范围的扩大，酒已经慢慢成了一个重要的税种。
不过，宋朝对酒的管控极为严厉，实行“专卖制”，其做法是酒坊归官府所有，生产资料、生产费用、生产原料由官府解决，酒户从官府租来酒坊组织生产，酿成的酒由官府包销。酒价自然由官府定。
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在京正店七十二户，此外不能遍数，其余皆谓之脚店。”还有酒楼，是官府开办的饮酒吃饭的地方。酒库是官府酒的批发场所，还有被称为“拍户”、“泊户”的零售店。
3
市场渠道的变化
说实话，在大宋朝，堪称酒业的“黄金朝代”，政府支持、民间风行，节假日里搞几场高大上的品酒会，那真是锣鼓熏天、鞭炮齐鸣、酒旗招展的。
店家们为了让客官们记住自家的酒，你要有好听的广告语，有直白的，“社南村酒白如饧”；有含蓄的，“邀我酌白酒，酒甜语和柔”；还有大气磅礴的，“绣旆相招，掩翳天日”。
宋代著名画作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具体地反映出宋代经济发达的状况，图中茶坊、酒肆、庙宇鳞次栉比，形形色色，热闹缤纷，还可看到其中有酒家设有高层“雅座”。
那时候，每年新酒上市的时候，也是店家们各显身手的时候，当时主管杭州城内外诸酒库的机构是临安府“点检所”，每当新酒上市之前，点检所都会择日开沽评酒。
这可以算是历史上最早的“糖酒会”了，其规模和影响力绝对不亚于现在的春季糖酒会。评酒会期间，各个酒库都会派出盛大的展示队伍前往教场送酒，除了带上新酿的样酒，还雇佣“社队鼓乐”“杂剧百戏诸艺”。当然，美女模特是少不了的，都是“秀丽有名者”，各自身着盛装，化着美妆，“带珠翠朵玉冠儿，销金衫儿裙儿”。
怎么样，感觉比起现在的糖酒会，是不是一点都不差。
相对来看，到了明朝，因为太祖朱元璋为人治政都很严苛，小时候吃过苦，你懂的，所以用重典治吏，严禁官员聚众宴饮，更不用讲“挟妓饮酒”。
所以，明朝初年，商家的广告宣传还是比较保守的，大型的评酒会也停办了。而到了明朝中期，酒风再次盛行。
明代的酒楼也更加讲究装潢，门面、酒旗、酒帘、字画等，应有尽有。该拆拆、该装装，大家一起嗨起来。
有趣的是，明代的酒肆不仅是饮宴享乐的最佳去处，而且还是人们社交生活的重要场所之一。人们习惯到这里来谈生意、商量事情，甚至约会谈恋爱也在这里进行。
一边喝着酒，一边谈情说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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