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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生活周刊-7.29
手机报-三联生活周刊 2022.07.29
【点睛】
历经350年，荣宝斋从一间南纸店，拓展为囊括书画经营、木版水印、装裱修复、文房用品、拍卖、出版、文创的庞大体系。贯穿始终的内核，是历史沉浮中荣宝斋围绕翰墨的代代创新。详情请见今日[文化]。（封面图：荣宝斋南纸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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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生活周刊手机报
2022年7月29日
星期五
农历七月初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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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导读】
文化：
[荣宝斋350年：从文人到艺术]
>>文人墨客的需求
>>“挂笔单”
>>“民间故宫”
>>荣宝斋在今天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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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荣宝斋350年：从文人到艺术]
◎刘畅
>>文人墨客的需求
把时间往回拨350年，还能在那时的琉璃厂找到的店铺，唯有荣宝斋的前身“松竹斋”。只不过如今荣宝斋占据琉璃厂西街半条街，业务从文房四宝到书画作品拍卖，乃至文创产品。那时荣宝斋不过是街面上许多南纸店中的一间，坐落在琉璃厂西街19号。
所谓“南纸”，就是笔墨纸砚，因宣纸、徽墨、湖笔、端砚、歙砚都产在南方而得名。实际南纸店的经营业务也包括经销书法字画、金石篆刻、古董文玩。松竹斋的创始人是一名清朝官员张氏，明清更迭之际，张氏不愿为官，康熙年间用祖上在朝中做官时积攒下的俸银开了这间店面。
虽然张氏不再为官，但松竹斋的业务却始终与官场息息相关，除了每个读书人都会用到的文房四宝，他们还承办高级官员子弟应乡试时的试卷和奏折。资料记载，因当时朝中官员无所事事，阅览外省官吏呈递的奏折时，总在款式、字体上面挑错，将锱铢必较的小节当作莫大的国事，若封疆大吏在奏折上稍有疏漏，被阅折大臣指出，轻则罚俸，重则降级，于是选用奏折成为天大的事，“必须纯洁无瑕者为上上品”，于是“每一白折必经十数人之手拣选而得，稍有微细之黑迹即打入残货堆内”。而松竹斋的奏折完美无瑕，价格昂贵，是当时的热销品，成为松竹斋稳定的大宗收入，闻名京城内外。那时它的匾额由雍正进士、乾隆间“东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梁诗正题写。
到了清末，松竹斋的经营出现债务问题，濒临破产，急需寻觅新业务。1894年，松竹斋变更股权，聘请当时琉璃厂的能人庄虎臣做经理，在店面旁边开了一个荣宝斋，寓意“以文会友，荣名为宝”。起初二者连号，荣宝斋负责新业务，之后松竹斋完全并入荣宝斋，南纸生意也并入其中。
这一次，他们仍瞄准官家的生意。因清初北京实行“满汉分城居住”法令，和平门外的琉璃厂周边是大多数汉族官员的住所，各地会馆也多在附近。文人墨客云集、书肆林立是表层的一面，更深的一面是，这些文人多是文官或赶考的举子，爱书是一重，心心念念中举、入仕为官是另一重。于是荣宝斋做起相关的出版生意。
他们把目光盯在官员名录上，出版《缙绅录》，详载内外官吏姓名、籍贯、出身等信息。那是庄虎臣在前东家的本行，聘至荣宝斋后，庄虎臣花了些银两，买了个“候选从九品”官，并买通了宫廷里的关节。当朝廷官员每天穿着朝服去上朝时，他则穿了那胸前有“补文”的官服到乾清宫门外去抄录朝廷公布的官员任免名单。因为他是直接从内宫抄来的第一手资料，准确、及时，加之精心制作，荣宝斋的《缙绅录》很快成为京城大小官员的抢手货。由于朝廷命官经常变化，荣宝斋的《缙绅录》也随之不断补充、更改，重新出版。官员们为了掌握不断变化的情况，学子们为了认同籍的老师，每册必买。
出版《缙绅录》之外，庄虎臣创办“荣宝斋帖套作”，制作各种纸制文房用品，如大八行、小八行信纸，各种封套，印有精美图饰的诗笺、信笺，及宣册、素白印谱等，并根据用户的要求自行选料，自行安排品种，尤其是一种供来京应试的举子考试前练习用的白试卷，更受到举子们的青睐。荣宝斋由此复兴，甚至因自设“帖套作”，延聘雕版、印刷高手，收徒传艺，从此荣宝斋成为继承发展雕版印刷艺术的基地，促进了木版水印的壮大。
>>“挂笔单”
“新春渲染赛窗帘，北溥南张写素缣。荣宝斋前权驻足，立游真较卧游甜。”这首诗描写的是当年荣宝斋店面外的胜景。像清末艺术大家溥心畬、张大千之辈的作品挂在荣宝斋的窗户档上，仿佛挂着窗帘。站在荣宝斋门外欣赏这些作品，比回家躺着睡一觉要过瘾得多。
这是当时琉璃厂的南纸店普遍开展的业务“挂笔单”。“笔单”是文人撰写文章、鬻字卖画的价目表，收费标准多由本人或友好拟定，订出各种不同规格的书画、文章的润例，放在南纸店，代表性的作品也挂在南纸店展示。顾客选择订货，书画家按时交件，由店家做中介交接，店家按例收取一至两成费用，而书画家不自备笔墨，买画人需自己买文房四宝，南纸店借机售卖纸绢、笔墨、绘彩、印色，挂笔单与南纸店共存共荣。

松竹斋变为荣宝斋后，庄虎臣开始为书画家公开挂笔单，又由其弟子、第二任经理王仁山发展。清末民初时，挂笔单的人里有如溥心畬之类的清朝遗老，也有像做过民国大总统的徐世昌等卸任高官。这些人书法好，绘画艺术高超，以书画古玩消遣，为沽名钓誉而挂笔单，还有生活困窘的遗老生活陷入困境，为谋生而挂笔单。而当时的金主，也多是军阀、高官、富商之流。
与这些高官巨富、社会名流打交道，荣宝斋有严格的规矩。资料记载，那时王仁山和大伙儿一样穿大褂、布鞋，经常在店里同大伙儿一起吃饭。当时荣宝斋的所有店员，从刚进店的小学徒到大伙计，一律住在店里。这里白天是做生意的店堂，晚上打烊搭起铺就成了宿舍；大伙儿一律在店里吃饭，晚上在店里学习业务知识，不许外出闲逛，连理发也定期请人到店里来理。店员从睡觉、穿戴、发式、站立姿势、举手投足，都有明确规定。自那时起，从荣宝斋出师的人，书法、绘画、篆刻，或品鉴真伪，总能擅长一样。
那时荣宝斋的书倌对每个收藏家的喜好了如指掌，会隔三差五夹个包袱拜访收藏家，从包袱里拿出两三幅画，供收藏家挂着赏玩，若喜欢才让家里人到荣宝斋结账，看不上的再退回去也无妨。荣宝斋通过挂笔单，与当时的书画家、收藏家交往，展销书画家的作品，为宦海归来者脸上贴金，还为卸任的大官僚挡了求字求画者的驾，免去笔墨应酬之烦，而荣宝斋也出了名、赚了钱。达官显贵以自己的字画被挂在荣宝斋里为荣。
与书画家的深入交往，成为荣宝斋在科举体系消亡、与之配套的印制业务也随之消失后生生不息的关键。荣宝斋不仅为名家挂笔单，也发掘有潜力的书画家。最有名的便是荣宝斋对齐白石的知遇之恩。齐白石27岁由木匠改而学画，57岁到北京，因为来自湖南乡下，画风又不拘古法，起初并不受北京的书画家待见。王仁山顶住冷嘲热讽，接受齐白石挂笔单，还把他的画挂在店面显眼的地方，向主顾推介。1922年齐白石得到陈师曾帮助，将他的画带到日本展出，被国外收藏家一抢而空，终于在北京有了立足之地。齐白石一生感谢荣宝斋，即便他出名之后，只要是荣宝斋索画无不应允。
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达官显贵相继离开北京，荣宝斋并未因此衰落，反而顺势在南京开分店，之后又在上海、洛阳、汉口、天津开设分店，甚至南京、上海分店的营收比北京总店还高，当时的规模达到了顶峰。
>>“民间故宫”
当年挂笔单的画家给荣宝斋的画、落魄王孙变卖给荣宝斋的私藏，荣宝斋并不会全都出售，精品被留在资料库里，这是荣宝斋收藏的起点。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贵族文化消亡，南纸业务之外，收购、收藏却成为荣宝斋在历史沉浮中的安身之本。
1950年公私合营，荣宝斋在1952年成为国营单位，郭沫若为荣宝斋新记题写匾额。1956年“三大改造”后，当时北京只有8家有文物收购资质的单位，荣宝斋是其中一家。荣宝斋也就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书画经销店，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荣宝斋的书画销量占全国的一半以上。从那时起，荣宝斋充当起民间博物馆，收藏名人字画和文房四宝精品。大部分藏品主要从各地门市收购的古字画中挑选而来，1959年到1963年间，荣宝斋曾派画家和业务员跑遍南京、上海、合肥、杭州、苏州、无锡、镇江等大中城市。国家对于荣宝斋的这项业务也格外重视，1963年的银行规定，一次取现金不得超过2000元，但荣宝斋由于收购古书画的需要，特许一次提取现金数万元现款。
那时历经多年战乱，民间流散的珍品文物字画很多，书画的拥有者或迫于生计或出于责任感，将书画卖给荣宝斋。其中最著名的便是原本在故宫中由皇家收藏的米芾《苕溪诗帖》。
《苕溪诗帖》是溥仪做伪满洲皇帝时，从北京带到东北的。资料显示，伪满政权垮台后，大量珍宝被哄抢、遗弃，流落长春街头，被贱卖。《苕溪诗帖》等十余件珍宝便在其中，1945年它们被曾做过张学良秘书的人买下，买主不久即被同行人见财眼开而杀害，凶手被正法后，文物归还到买主的妻子手中。他的妻子知道这些书画是珍宝，始终小心翼翼保存，直到1963年，她的儿子来到荣宝斋，将其卖给国家。那时《苕溪诗帖》列在故宫遗失文物名录中，荣宝斋将它无偿捐给故宫。
荣宝斋留下数千件藏品，除了明代陈洪绶、董其昌、徐渭、王铎，清代石涛、朱耷，乃至近现代虚谷、任伯年、吴昌硕、齐白石、徐悲鸿、张大千等的书画精品，历代名家篆刻的图章，还有古笔、古墨，名人镌刻的古砚、各种红木镶银丝或镶玉的镇尺、画床、墨床，乃至高23厘米、宽16厘米、重4275克的“田黄王”，不一而足，使其位列故宫博物院、历史博物馆、首都博物馆和中国美术馆之后，就此获得“民间故宫”的称号。

图1：与荣宝斋渊源颇深的黄永玉先生（右）
这个称号并非浪得虚名。国营后的荣宝斋仍与书画家们交往甚深。海派画家陆俨少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众人避之不及，荣宝斋得知他生活困难，从北京找到上海，当场买下他家中存留的几张画，表示无论何种情况，都愿意收购他的画。陆俨少拿到这笔雪中送炭的钱，第一件事就是吩咐家人上街买肉，做饭待客。而一些外地名画家到北京开会，也喜欢住到荣宝斋营业部后院的招待室里，那里常备上好的纸墨笔砚，常常白天在资料室里观摩古代名作，晚上喝酒作画。
直到改革开放以后，荣宝斋将这些藏品当作教材，每年春节举办内部观摩展，将名人字画分批挂出，供画家和美术工作者观摩，“民间故宫”走向对公众的开放。
>>荣宝斋在今天的价值
赵东是荣宝斋新一代掌门人，他自1995年大学毕业便来到荣宝斋，也正是中国出现拍卖行、艺术品交易市场开启的年份。在当下这个文房四宝已非必需品，书画珍品有广阔的交易渠道，而年轻人对艺术品的消费蒸蒸日上的时代，本刊专访赵东，与他聊聊荣宝斋如何继往开来。
三联生活周刊：百余年间，荣宝斋积攒下丰富的书画艺术品，当下如何保存和利用？
赵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荣宝斋收藏了数千件书画艺术珍品，最早可以追溯到隋唐，但是主要以明清为主。所以我们在2009年建立了荣宝斋美术馆，分期展出我们的藏品，以这个美术馆为核心，建立一个学术体系，展现历代书画艺术的传承和发展。
与商业性质的画廊和公益性质的博物馆都不同，荣宝斋是学术与商业统一在一起的。我们的收购部也一直对社会敞开，珍品源源不断，比如去年我们收购了20多件作品。其中一件花了4000万元从拍卖会上买来，叫作《贞松永茂》，是民国时期186位画家的192件作品的合集。它是1944年，上海商界名人赵厚甫在他母亲项氏六十寿诞时，邀请海内名流题咏、作画祝寿的产物。项氏还是项英的姑姑，而画家汇集了齐白石、吴湖帆、汤定之、于非闇等，以京沪为核心的上世纪40年代最具特点的书画家，涵盖了上世纪40年代中国书画界的全貌，填补了民国书画的一个空白。
面对这些珍品和现代顶尖的艺术家，荣宝斋业务口的员工也积累起不低的书画素养，他们必须要懂一些绘画史和书法史。荣宝斋美术馆里专业的学者更不必说，甚至与单纯科班出身的人不同。因为要真金白银地买卖，他们辨别真伪的能力更强。围绕荣宝斋美术馆，有艺术类的学术期刊，目前仍在厘清荣宝斋350年历史的脉络。除此之外，荣宝斋出版社会出版一些艺术史论、画论、书法论，乃至《荣宝斋画谱》、从秦汉至今的《中国书法全集》，也是学中国书画的人绕不过去的材料。
三联生活周刊：除了艺术品外，木版水印是荣宝斋的招牌技艺，它在当下如何传承？
赵东：木版水印技艺在2006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荣宝斋的木版水印最初始于光绪年间的“帖套作”，是一种彩色套印木刻技艺，用于制作传统信笺。1933年鲁迅和郑振铎与荣宝斋等9家南纸店合作印制《北平笺谱》，收录人物、山水、鸟兽、花果、殿阁、造像等笺纸。之后印制的作品篇幅逐渐增大，也开始为当代画家印制他们的作品，徐悲鸿、齐白石、张大千都印过。有些作品，画家本人都认不出来哪个是原作，哪个是复制品。徐悲鸿在上世纪50年代送来一幅《马》，觉得后腿有些长，我们在印的时候，还把马腿的比例修正了。
木版水印需要勾描、雕版、印刷三大环节。勾描是根据原作画面的线条、颜色，分成若干套版，用透明的赛璐珞纸将画面上的线条、皴擦和色块一套套勾描下来，然后将其勾描到作为版样的雁皮纸上。之后将版样呈现在木版上，以刀代笔雕刻，最后再按套逐次印刷。木版水印的巅峰是1979年印制的《韩熙载夜宴图》。那时我们的师傅拿着荣宝斋的工作证，可以随意进出故宫，临摹真迹，交流技艺。《韩熙载夜宴图》历时8年，雕刻木版1667块，印刷时使用和原作相同的材料和颜料，最终印出35幅，供各个博物馆和收藏家收藏。
如此精妙的技艺需要有市场才能存活，而近二三十年来，收藏热兴起，名家名作大受追捧，原作都价格不菲，与原作不分伯仲的木版水印的价值便显现出来。不仅如此，木版水印在拍卖市场上的价值也连年攀升，有些能达到数十万元。这样的价格背后，除了艺术和文化价值，也在于现在的技艺已不在巅峰，过去用的矿物质颜料、老纸、老绢，因为成本过高，现在大多换成普通国画颜料，而像“绢活儿”这种高难度技术，也有失传之虞。

为此我们需要从制度上提供保障。目前荣宝斋里，木版水印技师和另一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装裱修复技艺的技师加在一起有60多人。每个人的培训成本一年平均要30万元，出师最少需要三年，制作高精尖的产品还需要七八年。以前招徒弟主要看天赋，现在随着时代发展，新招的技师基本是工美的毕业生。我总和技师们说，不要把自己定位为工人，他们都是艺术家。因为没有两张木版水印是一样的，所以木版水印不是工业产品，是艺术品。而正因为成才时间长、培养成本高，为了体现技师们的价值，留住人才，我们从2020年开始设计了一个人才评价机制，与国家的职称体系对应，我们评选出的技师相当于副教授，高级技师相当于教授。
三联生活周刊：历史上荣宝斋与画家有着良好的交往。当艺术家能够通过拍卖推广自己的作品，荣宝斋与画家的关系有何变化？
赵东：如前所说，荣宝斋是商业和学术相融合，对艺术家们也是一样。从商业上看，过去画家是不允许自己卖画的，以前艺术品市场不成熟，没有公开的市场价格和公开的供需信息供人们在公开的平台上面交易，“挂笔单”行使了交易的功能，相当于给画家开“稿费”，而荣宝斋当时开的稿费都很高，书画家们不用考虑市场，专心创作就行。如今荣宝斋的画廊也还在，当1993年中国出现拍卖行，中国的艺术品市场走向正规，荣宝斋在当年也进入其中，举办拍卖会。
对于买家而言，拍卖不保真。而荣宝斋有自己科班出身的专家，他们从中央美院走出来，经过荣宝斋多年鉴宝的实践，有丰富的知识，每年荣宝斋有艺术年会，从这些人中选出学术代表，对艺术品的真伪、品质、收藏价值作判断，他们的评判包括向仍在世的画家核实本人作品的真伪，对作品有严格审查，是拍卖作品质量的保障。而对于书画家而言，在荣宝斋拍卖是一种认证，即使有拍卖行，也会找荣宝斋，荣宝斋还有雅集，能为书画家提供学术研讨的平台，也因此被称为“书画家之家”，百余年的交情，荣宝斋与画家是“鱼水之情”。
像齐白石、张大千、傅抱石、范曾、黄永玉都与荣宝斋有甚深的渊源。齐白石在世时，仿他的伪作就很多，他那时想了许多独门的办法，却不回避荣宝斋的人。有一次荣宝斋的经理侯恺到他家做客，他正在画虾。他作画常常是“流水作业”，一次同时画好几张，比如画虾，先画头，就依次把各张的头画好，再依次画各张虾的胸部，直到最后一道工序。经理到他家时，有的画已经用夹子晾在铁丝上，有的还摆在画案上。他招呼经理坐定以后，就往画上盖章。盖完图章，又捧着画到一个柜子前，从柜子里找出一个瓷盒，把盒里的朱砂粉撒在刚打上印泥的图章上，来回抖动，让朱砂粉粘在有印泥的地方，顿时图章上的朱砂粉凸出纸面成为“立体图章”。
这样的关系直到我这一辈也仍在延续。我1995年大学毕业，来到荣宝斋做“算盘先生”，那时我就随当时荣宝斋的总经理马五一到黄永玉老先生家拜访过好几次。黄永玉在上世纪50年代，曾作为中央美术学院的教师，到荣宝斋学习了两个月的木版水印技艺，就此结下情谊。2009年荣宝斋大厦落成，黄老先生为荣宝斋创作了高5米、长6米的巨幅国画《荷》，如今挂在大厦入口的墙上，当时的落成仪式前，我开着130货车到他的万荷堂把画拉回来。待我成为荣宝斋掌门人，第一个就拜访黄老先生，他对我印象很深。
三联生活周刊：在当下的互联网时代，荣宝斋如何在更年轻的人中塑造自己的影响力？
赵东：荣宝斋一直在紧跟潮流做文创，当年开创木版水印，对原画进行二次创作，在当年就是文创；如今，我们也在想办法将艺术生活化，打造荣宝生活空间。比如两年前，为了增加荣宝斋在年轻人中间的曝光度，我们与喜茶、国际潮流艺术家Digiway联名，共同推出“灵感之茶”周边礼盒，内含艺术家限定T恤、方巾、台历、扇子等周边，艺术家主题杯套和纸袋也同步上线至喜茶的线下门店。Digiway对我们曾用木版水印创作过的《韩熙载夜宴图》进行二次创作，宾客被依次替换成凡·高、爱因斯坦、贝多芬、卓别林、梦露等名人，原本的韩熙载邀请众友饮茶宴乐的场景，也变成了众位名人畅饮喜茶、共赏潮流音乐的景象。当时一周之内，中国境内所有的线下500家门店，品牌在年轻人当中曝光了1亿次。喝喜茶的年轻人就此知道荣宝斋是做传统艺术的。不仅如此，我们在“传统荣宝”之外，推出“数字荣宝”，把每一件藏品都当作一个IP，今年年初推出荣宝斋的NFT数字藏品，几秒钟就一扫而空。未来我们想以荣宝斋官方自营店为核心，售卖高品质的艺术品，打造艺术品“唯品会”。（参考文献：郑茂达著：《百年荣宝斋记忆》，荣宝斋出版社；张伟涛、宋晓冬编：《荣名为宝：荣宝斋》，荣宝斋出版社；郑理著：《荣宝斋三百年间》，北京燕山出版社）■（三联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