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是天鹅山白云庵庵堂湾。
童年的记忆中，我家的老木屋就像一架摇摇欲坠的大风车，四面漏风的大风车，停放在天鹅山白云庵西侧一个小小的山湾里。山湾虽小，曾祖父却把它叫做庵堂湾。屋前一塘，屋右侧一山路通往庵前的大路。大路上通水浸坪，下达马坪、黄桥铺。
曾祖父目不识丁，为一佃农。传说中，却是一个霸蛮的主，他个子高，腿长善跑。国民党军队来人抓壮丁时，他以长衫兜石，朝山上跑，边跑边往后扔，故免受兵役之苦。
曾祖父性格孤僻，常与院子里人打架斗殴，众人排挤。他只得选择这个山湾，独劈茅棚，远离村庄。祖父忠厚老实，为两代单传，同门同辈中排行老八，人称八爷。八爷命更苦，常被曾祖父绑于屋檐底下过夜，且不得反抗。
白云庵庵堂湾，就是一个鬼打死人的地方，单单我祖上一独门独户。夜里山风呼号，松涛阵阵如同鬼哭狼嚎。还常有野兽入侵，人畜不安。
七十年前，父亲和叔叔们相继诞生在这里，四十年前，我也诞生在这里。我所看到的老木屋，已经是祖父母带领两个叔叔在曾祖父的茅棚基础上改造过了的。
在我两三岁时，祖父因痨病吐血而亡，时年40多岁。隔二年，二十来岁的二叔也英年早逝。对于他们的过早死亡，我没有一丁点儿记忆。我的印象中，老木屋就是祖母的化身。
祖母过怕了那阴森恐怖的日子，发狠心将新修的木屋移至大院子来，尽管是整个院子最后面的位置。
这是一栋低矮的土木结构瓦房，屋脊高不过一丈半，它四排三弄，每弄分隔为两房，每房不过10余平方米。它坐西朝东，南有猪圈，北有茅厕。
这栋房子就像四十岁守寡的祖母一样，一幅愁眉苦脸的样子，四根歪歪扭扭的屋檐柱子，矗立在一条2米多高的石坑上，看上去一阵风就能把它掀倒到石坑下去。
1978年起，我和弟妹们在这栋老木屋里住了七八年。
老木屋右前方有一条高低不平的石板路，宽不过1尺，路两侧密集分布了祖父堂兄弟们的房屋。这些横七竖八的房屋基本上是同一个样式，有的东倒西歪，有的破烂不堪。
祖父是累死掉的，白天，他要在生产队地里做工，自己家修房子的事只能安排在晚上来做。那时没有车路，也没有马，修房子所需的地脚石、砖瓦、木料，以及师傅的工钱，都是靠他给别人做工换来，又夜以继日一担一担挑回来、一根一根扛回来。他是为了修房子累趴下的，在那样的年代，穷人生病了就只有等死的份。他在床上躺了整整一个月，咳嗽咳得天昏地暗，吐血吐到最后只剩下一具皮包骨架。
1976年祖父死时，小叔才十来岁，对于祖母来说，清汤寡水的日子更是度日如年。
祖母说她是为了还这个家的债而来到人世间的。五个孩子，全靠她酿酒、烤酒换粮食养大。曾祖父母、祖父和二叔去世后后事，都是她东扯西傍，从头至尾一肩扛到底。二叔去世后，二婶改嫁，留下一岁的堂妹，她义无反顾承担起了抚养的义务。
除了劳碌，她没有时间悲伤。
1978年，三叔成家生子，我家和三叔家分别住了南北一间，祖母带着小叔和堂妹三人挤在不足8平米的后堂里。
这栋四面漏风的房子热闹起来，大家公用一间堂屋做茶堂（餐厅），妯娌间的是非，夫妻间的纠纷，孩子间的吵闹，如同锅瓢碗盆间的磕磕碰碰，如同鸡鸣狗跳间的循环往复。
这栋不足八十平方米的木房子，在风雨飘摇中，成了十余口人的庇护所，还有各家的鸡鸭狗猫混杂其中。往往到了夏季雷雨季节，半夜里狂风大作大雨倾盆之时，就是一大家人提心吊胆的时刻，唯恐一家老小被压在瓦砾之下。每当雷声响起，各家的父母就要小孩子趴到床底之下，或者下到地窖之内，等雷雨过了再出来。我和兄弟姐妹们的童年，就在这样一个恐惧的环境中度过。但是，有祖母在，我们似乎就没有意识到有多危险，反而觉得那是一种生活的乐趣。
堂屋，是祖母的厨房、茶堂、也是她酿酒、烤酒的工场、养猪的料场，更是她烧香拜佛的道场。她的生活，除了下地种庄稼，上山砍柴，走家串户卖酒收谷，就是酿酒、烤酒、喂猪打狗。风里来，雨里去，唯有在夜深人静之时，偶有听到她低声喊一声“哎呦---”
她住的后堂床头，有一只扁桶，除了装米，常年藏有一只小小的石灰坛子，坛子里总有一些攒着的爆米花糖什么的，这些糖果，最多的，是分给了我们这些孙子孙女们。她用糖果逗我们的时候，是她最开心的时刻。
这，也许是我们孙辈们童年最甜蜜的回忆。
二十年后的1995年秋天，祖母七十大寿，我尚在外读大学，父亲和叔叔们回家给她老人家做寿，客人刚刚散去，也许是送客时燃放的鞭炮引燃了柴草，老屋不慎失火。当时天干气躁，水圳、水田干枯，楼上和四周又都被祖母堆满了干柴，人们除了把猪圈上的一副棺材抢了出来，只能眼巴巴地看着老屋化为灰烬。
祖母为此哭得死去活来。一把火，几乎烧掉了她为之奋斗的一生。接下来的日子，祖母天天以泪洗面，死活不肯离开老屋场到外面的儿子家去住。
两个月后，父亲和叔叔不得不在老木屋的对面马路上，给她修了一栋红砖瓦屋。从此，她常常独自一人，在新门前望着已经不存在的老木屋出神，直到2001年离开人世。
2019年1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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