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获奖 | 康熙的胎发笔

程涵悦小说《康熙的胎发笔》获聊城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东昌府文联等主办 “御龙堤”杯征文大赛三等奖

《董小宛入清宫与顺治出家考》通过考察提出：顺治七年（1650）三月末，董小宛在如皋家中被清兵劫至北京归摄政王多尔衮，十二月多尔衮死后，归和硕承泽亲王硕塞。十一年，因入侍孝庄太后，为顺治所爱，顺治杀硕塞。十三年，册为皇贵妃。十七年八月，董小宛死。十八年正月，顺治假死真出家山西五台山。康熙二十一年（1682）前后，顺治锡止河南睢州白云寺。康熙四十九年正月，顺治圆寂于睢州白云寺。九月，康熙为纪念父皇顺治而建立御匾集群于白云寺。董小宛入清宫与顺治出家，均为真实之史事。按中国传统法律，多尔衮派清军强入民家掳走董小宛，多尔衮、清军是犯下死刑罪。顺治出家的根本原因，是承受佛教之感召，直接原因，是对董小宛之生死恋及董小宛之死。

顺治一朝只历时十八年，实际上福临（顺治皇帝本名）在十八年正月初七日就死去了，应该仅有十七年，而其中头七年由多尔衮摄政，皇帝真正理政的时间十年多。《顺治写真》由陈捷先所著，虽以顺治皇帝一生事功生活为主要叙述对象，但也兼谈顺治一朝大事，否则“写真”就不能是全面的了。

　《顺治皇帝/名家说清史》作者引经据典，通过史书记载与数据，综合分析史实，以严谨的态度、详实的考据、客观的笔触，全面而细腻地呈现了顺治皇帝及其时代，并且将顺治皇帝所从事的活动放在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中，将其还原成一个有血有肉、人性复杂的历史人物。

清顺治朝的十七年间，恰恰是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充满血雨腥风.伴随着野蛮杀戮和疯狂掠夺的一段时期。满洲贵族集团东讨西杀，南征北战，在入关后的一年内，击溃了李自成大顺农民军，消灭了南明福王弘光政权，占据了当时的半壁江山，基本稳定了长江以北的局势。在以后的时间里，先后消灭了南明鲁王政权、隆武政权、绍武政权，虽然南明桂王永历政权基本上与顺治朝相终了，但朝廷远播四海，多有内讧，也很难自始至终成为清政权的对手。虽然在这十七年间，出现了多次抗清的高潮，有的甚至形成对清廷致命的威胁。

七岁登基的康熙面临复杂严峻的政治局面。四大辅臣把持朝政，借口恢复祖制而几乎全部推翻了顺治皇帝顺应历史潮流的改革措施。特别是鳌拜擅权跋扈、结党营私、诛杀异己、觊觎皇位，造成政局混乱、民怨沸腾。康熙在祖母太皇太后的抚育教诲下勤学不辍，政治抱负远大。他逐渐不满于辅臣的倒行逆施和自己的傀儡处境，采取各种方式，同鳌拜展开了尖锐的斗 争。在康熙亲政第三年，鳌拜弑君阴谋暴露。年仅十六七岁的康熙一举擒获了他，夺回了皇权。

全书由五篇文章构成，提出清代康熙朝的政治核心问题，即为大清王朝争正统。从三藩平叛、兴废太子、道学观念、满汉关系、出兵准部等具体层面入手，系统批判玄烨提出的“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

作者批判的重点是所谓 “千古一帝”的康熙帝玄烨。作者不惜笔墨，爬梳满汉文字史料，揭示所谓“盛世”背后的深层次问题。有清一代，大一统远迈汉唐元明，而正统之争，反较历代为烈。康、雍、乾三朝帝王，皆不惜天子之尊，口诛笔伐，连篇累牍，蔚为奇观。其中，玄烨于康熙五十六年首倡“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则直欲居历代正统，承前启后，实为有清一代重要之政治纲领。玄烨在位六十二年，造就了中国历史上统治长久的一朝。这成为他及其后嗣得以宣扬其圣明和“康熙盛世”的资本，也是一种“既成事实”。这其中固然存在各种社会因素，但也不能否认，玄烨继位以来施行的各项政策，毕竟摆脱了清初统治者赤裸裸的民族征服的遗轨。然而，一代君主在位的时间，甚至一个王朝延续的久暂，都不应是治史者予以黜骘的标准。玄烨较为关切的问题，是如何维持祖宗家业不堕。他政治活动的全部内涵，归结到底，即保持满洲贵族在政治上的绝对支配地位。与其他王朝不同的，清朝是以满族这一人数较少的统治民族高居于社会的顶层；而且在从武力征服到“文治”的转化过程中，满族统治者为了维系满族独尊的地位不致衰颓，又始终拒绝本民族与被统治的先进民族融合；不仅如此，满洲统治者更不惜一切手段，欲令被统治民族承认其政权具有高的合理性，承认被统治民族的利益也同时得到充分的体现。康熙一朝的专制特质，至今仍未受到充分注意。由玄烨首倡，胤禛、弘历所弘扬的所谓大清得天下z正，以及对历代正统的横加干预，这些影响巨大而久远的问题之所以未曾得到认真清理，恐怕也与对康熙一朝政治的基本估计有关。

本书是一部扎实的史学研究著作，视角独特，结论深刻，积作者多年的研究心得，是清前期史研究的新成果。

本书以曹寅在江南织造任上的生活为着眼点，描述和探究了清楚统治者与江南富庶地区及该地区代表人物之间的互动关系，刻画出在康熙盛世这个表象之下的种族矛盾和社会冲突。

本书探讨了近代初期中西法律概念的变迁，以及这一变迁和个人经历、政治斗争、法律职业、话语背景的联系，并研究“中国因素”和“西方因素”在近现代是如何对撞的，对比中西法概念的语境和自身的内在逻辑，将理论与实践、人物与背景等具体关联的细节机制揭示出来。内容涉及“法律”是怎样实践的，“法律”一词的使用、翻译，法律概念的语境、社会政治背景，法学理论与个人实践、法学权*，对法律实证主义的反叛等。

本书研究清代康熙时期我国科学思想的传播与中西文化交流。在清代康熙时期，有较多的西方传教士在清室宫廷服务，编纂了大型历算著作《律历渊源》等，但当时科学是皇权的工具，满足于颁历授时、预测天象的实用需求，并非以追求创新为目的；“御制”历算著作长期深锁宫中，没有及时传播；康熙晚年提倡“西学中源”说，则导致复古思潮的兴起。这些科学活动没有使中国走向近代化。作者总结这方面的历史教训，引起读者的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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