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熟悉刘震云，因为他的文字被演绎成了贺岁电影，更因为他的刘式幽默令人忍俊不禁。他似乎不是一个老实的作家，而镁光灯背后他更像一个离群而居的农家子弟，用农民洗练的智慧道出社交场的虚伪与浮华，用文人独有的冷静敏锐指出这个时代的短见。
在当年引起轰动的《一句顶一万句》荣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时隔不到一年，刘震云推出了自己相当看重的新作《我不是潘金莲》。“我觉得这是《一句顶一万句》的姊妹篇，也可叫《一万句顶一句》。”在长江文艺出版社的帮助下，记者提前与刘震云一起用他那标志性的幽默语言分享了这本新作，“我不聪明但也不笨，所以我一辈子就干一件事情，‘编瞎话’。”
朋友都反对取这个书名
提起这本新作，刘震云坦言，其实他的朋友们都不同意取这个书名。“当初的那本《一句顶一万句》就是想说，在人群中说一句话很困难，因为找不到听的人，如果找到了我可以不远千山万水。”在对待他的作品时，刘震云也正是这样的态度，永远在找更多想听他的话的人。“不过，这本书是去纠正一句话，这比说一句话更难。小说中的主人公是一位女性，她花一辈子都在纠正这么一句话，我不是潘金莲，却越来越糊涂。”
这也是刘震云第一次以女性作为主人公去描写。“我不了解女性，在现实生活中改变不了，那我就通过这种方式去更加接近她们吧。”在交流中，刘震云依旧时刻散发着他的刘式幽默，一如他的作品那样受欢迎。“我有两个对我影响很大的人，两个舅舅。一个教我这样不聪明也不笨的人，一辈子就干一件事。于是我就一辈子‘编瞎话’。另外一个教我作事要慢，所以别人作品写三个月，我要花三年，并不是手艺比他们好，只不过用的时间长一些，这就是我写作的秘诀与诀窍了。”
听见批评声音反而会高兴
从《手机》到《我叫刘跃进》都受到观众的喜爱，至此，刘震云也开始出席到各种影视活动中，逐渐走到了台前。“因为在影视圈里我有一两个好朋友，每个圈里都有特别有见识的人，不过我更多的接触还是在书桌前。”刘震云解释，很少有人知道，时至今日，刘震云大多数时间还住在河南延津县老家的村里。
按照刘震云自己的说法，他一直处在误会中。“其实听见不同意见、批评声音我是很高兴的。孟子曾说路子闻过则喜，我50岁过了可以做到了，于是生活突然变得愉快了。”一如刘震云听见有人提出对他的文风的意见，“是有些绕，我应该是中国最绕的，但是这是民族思维带来的。要说清楚一件事，我得通过其他八件事来讲明白，而每一件事里有8个道理，这样想说清楚，就必须说清楚64个道理，我这样一一说出来，你们就觉得绕了。我脑子慢，就是希望能通过编瞎话，而让人们知道瞎话背后可能比真话更接近真实的东西。”
中国什么不缺就缺见识
随着网上不断爆出的类似“约架”等负面事件， 知识分子目前甚至已经有些贬义色彩了。“中国知识分子脑子没问题，问题出现在了眼睛上。”对此，刘震云并没有回避，“人类需要知识分子，就是要借用他们的眼睛。知识分子的目光应该像探照灯一样，他照射的不会是过去也不是现在，应该是未来。中国不缺人和钱，而是缺见识。读过书的人未必是知识分子，不识字的人如果见识特别深远，他就是非常好的知识分子。”
为此，刘震云特意以教育为例，“中国教育本身就需要教育。我们齐心协力，通过标准答案的方式把一百个孩子变成了一个孩子。但是有些民族和有些国度把一百个孩子变成了二百个孩子。这两个民族单是在智力的较量上，在世界性的宽度和深度的较量上就确实存在一定差距。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知识分子应该有那么一点反思甚至是惭愧。”
刘震云用“编瞎话”将复杂的事情变简单，而更呼吁知识分子的创见：“有的知识分子不是知识分子，而是知道分子，从幼儿园小班到博士生毕业，考试非常好，再把这个知道反过来，再从幼儿园小班的教育开始，没有任何创见。”接下来的三到五年，刘震云将再次编出一部“瞎话”《鸡毛飞过30年》。(王婕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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