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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现代史上，有一个著名的特殊时期：叫“三年自然灾害”，定义为1959、60、61年，但是在我们家乡，长辈们习惯用的是“58、59年”，这是大大超出它们本意，含有特殊指代的字眼，可以说，只要听到这半句话，就知道指定是在说没饭吃饿肚子的事情，我们没有经历那个时代的人也十分熟悉，因为听得多了。
真的，和没饭吃比起来，那些所有的苦和累，都算不了什么。这是解放前后，困扰了中国老百姓几十年的大问题。直到八零年代，再次分田到户，才开始有所改善。
当年，姨嗲到爷爷奶奶家为父亲母亲提亲的时候，吃的是苕末子饭，当我们慢慢长大的时候，在家吃的也是苕末子饭，以至于直到现在，我们姊妹们聊起小时候在家里只有苕末子饭吃，羡慕着人家家里的野菜饭香时，都想不到最值得羡慕的应该是白米饭。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奶奶也做不出一顿好的吃，每天都是野菜粥加野菜饭。从田里铲回的黄花菜，洗净切碎，烫过后捏去苦水，平均分配进粥和饭里面，每餐先吃粥。再吃饭。
母亲怀着哥哥，看见黄花菜粥就反胃。心想，把所有的菜都掺进饭里，或是吃光菜都行，就是粥里没有黄花菜就好了；也不说自己或者让父亲和奶奶沟通沟通，就这样熬着。
有一天，奶奶去了姑妈家，母亲便自己做饭自己做主，按自己的心愿做成了自己想要的那样。吃饭的时候，爷爷一见到就说，“饭里都是菜，粥又是光的，让人家来看见……”，爷爷的担心不是多余，越节约越光荣，搞特殊挨批挨整挨打挨骂挨斗争的不是没有，真摊上，不是太冤了？
母亲受到批评，不顶嘴，不辩解，也真心不生爷爷的气，但心里委屈难过，什么都吃不下了，放下碗筷，默默地离开饭桌，粥不吃了，饭也不吃了。过后，饭桌上当然是外甥打灯笼，一切照舅（旧）。这就是小时候的我们，吃母亲做的各种各样的好吃或不好吃的东西，就是很少吃粥的缘故。前些年，一次早餐，我带父亲吃粥和小笼包，父亲很喜欢，我说，“您喜欢吃粥，不是很容易吗？让姆妈每天早上煮点粥就是”，父亲笑笑回道：“你知道，你姆妈……做别的也都可以，我也喜欢，反正一样吃”。这就是父亲，一个脾性刚硬，婚前被有人预料和母亲不会合得来的父亲。我知道，不管是母亲不喜欢吃，还是不喜欢做，怎么都行，父亲从来不会评头品足，挑这挑那；从年青到年老。
58年冬，成立人民公社，以前的小食堂——一个队的劳动食堂，改大食堂——几个队所有人合吃在一起的食堂，家里的锅具、柴草什么都上交充公了，别说没米，就是有也做不出饭来，自留地里种的红薯，油菜，通通悉数收归集体，连母亲的嫁妆屏镜都收走了。家，又成了一贫如洗，有的已经连家也充公了，挤在食堂周围的社员家里，父母一家也是。而且，谁家里冒点烟都会有人去查看，坚决杜绝私自开伙。
一次，奶奶发现把食堂刚发的5天饭票弄丢在路上了，立马原路找回去，没有找到票，找到了捡票的人，本队的一位老者，但人家就是不肯还给奶奶，奶奶没办法，5天里就和母亲共吃一份粮。
但是，父亲母亲都记得，真实的情况是，58年并不缺吃的，不过不代表有充足的米饭吃。连文盲的母亲都懂得，那时造成粮食短缺的主要原因，一是实行了统购统销，农民种的粮食要上交，再从社里领粮食回家吃，多多的交，少少的领；二是大放“卫星”，胡夸，造假风盛行，那些要出风头的领导，把队里的谷仓下填满稻草，上面盖上稻谷，弄出粮食高产大丰收的假象，拉高了上交粮食的标准，给自己完成上交公粮任务都造成了困难，哪里落得下余粮给大家吃？
但我们的家乡有一桩好，多山地，可以种植旱粮作物。58年年成不差，收获了大量的红薯，不管充公还是私藏，都吃不完。然而，不会加工，不会储存，地里，山上，堰塘，屋前屋后，到处都是烂掉的红薯，造成了极大浪费，受到了上级的严厉问责。我感到冤：没有技术，没有设备，红薯只能自然储存，它要烂了，人又没有办法，怎能怪谁呢？父亲说，“要挖深坑，我们炼铁的地方，人家挖的坑搭了梯子下到里面储存的”。原来，好点的办法还是有的，只是功夫不一般（在我看来还存在安全风险），难怪会整风受批评。
那年，母亲还曾同队里赵家垸子一位得了肺结核病的男社员，从张队长屋旁抬一根大树，起早送到梦溪下河运走，支援其他地方建设。太阳才显边就到了那里，饿得前胸贴后背，什么吃的东西都没有。梦溪是个水窝，不只是那个早上的那个地方，以后很长的年代里很多的地方都差不多是那样。没有比较就不会知道，山窝里虽然穷，许多东西看起来没用，不值钱，但丰富的资源，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不少帮助，比起水窝真是幸福多了，可惜母亲不懂这些，不然、也不会在我往水窝奔的时候不拿出来说说，虽然不见得有用。过去我也不懂，关于这些，多年前我曾写过一篇叫《贫富之变》的博文，在网易博客的首页出现过，就是用自己的切身体会，为山窝和水窝作的一个比较，我想，是不是可以说明，平原地区的人们或许比山里人的日子过得更苦？
母亲、哥哥、爷爷，奶奶、大姑妈，五个人一起过年，这是我哥哥在人间过的唯一的一个年，就母亲分回家的一块（片）肉；我惊呼：“一块肉怎么做？”
母亲说：“是集体食堂里做熟了端回家的”。那一片肉，奶奶夹给出嫁回家相当于客人的大姑妈，大姑妈奉给爷爷，爷爷放在了母亲碗里，母亲还给爷爷，爷爷再给了奶奶，母亲说，转了两圈，最后再落进爷爷碗里时爷爷才肯吃掉。好在母亲是个有心人，一直关注着自己家交给队里的鸡，在听到被收缴的东西都要还给农户的政策风声，并且有人开始行动时，抓回了自己家还在的四只；不过回的可不是自己家了，而是借住的全嗲家。
奶奶批评母亲：“捉它搞怂过（做什么）？看你讨话说！”。
母亲安慰奶奶：“不要紧的姆妈，是有政策了呢”。
还有一只大公鸡，天天站在食堂边一堵高高的残垣断壁上唱歌，天黑就蹲在上面过夜，母亲看在眼里，计在心上，乘着夜晚去抓；住食堂的一位老人家说：“你别捉了嘿，留给我晓得下时候（公鸡打鸣报时）嘿，过年的时候再来捉嘿”。
母亲听得有趣，以母亲的为人，毫无疑问不会让老人失望的，也不怕丢失；真等到了年三十的先天晚上去抓回家杀了，因为按风俗，大年三十不杀生；才过了一个不太寒碜的年，减缓了一片肉带来的辛酸。
关于这一片肉，还有故事：亏得有人家“思想不好”，不想让集体抓到自家的猪归公，把猪抛在了外面，猪便任性去拱人家地里的红薯吃，把自己喂得肥肥的，也没人能抓得住它，直到要过年了，一位社干部拿了铳去打了来，才有了这一片肉吃；算是坏事变了好事。
这些，都只是缺吃的一点花絮和序曲而已，真正的饥饿在下一年——1959年，一个不幸之年。人们虽说忍饥挨饿，但建设社会主义的革命精神和豪情，却是越发高涨甚至膨胀，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和可悲可惜的往事。
看到这里，大家也一定会发现，我的父亲没有在家过年吧？是的，父亲不敢回家过年，为什么？又在哪里呢？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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