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
对母亲来说,带两个儿女,晚上睡不好觉,确实算不了什么,身体再累,她也能乐呵着对待。而心中的苦,却是不能忍受,不愿吞下的。1965年的大半时间,就是母亲心苦的日子,那也恰是母亲再次怀孕的时候。
一切源于社教运动的开始。工作组的干部下到队里,住到了当时最受信任的贫协员家中。队委会的干部们,一时间都成了“四不清”的人,工作也由社教干部和贫协员等人所替代。父亲身为会计,与工分,经济,财物等各种集体利益密切相关,自然更不能例外,几年的账本,第一时间全部被收缴。
紧接着,父亲他们被带往鲁家村一个以皂角树得名的地方,集中进行了许多天封闭式的开会学习。既不能回家,家里有人去了也不能相见。在母亲心里,就像是犯人遭到管制一样。而在父亲的叙述里,却是必要的宣讲和学习,既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怎么会没有开会学习?运动的目的,意义,方法等等,不讲不明,不学不懂。不是一个人,也不是几个人,而是全公社大批和父亲他们一样的人,都集中在靠近公社机关的那一带。虽然是封闭式,但和平时开会一样,都是讲政策,讲道理。
回到队里,便是实质性的清查。每天晚上开会,鼓励发动群众检举揭发,面对面提也行,背靠背(背后)说也可,但很重要,很有先见之明强调的一点是,不准无中生有,刻意打击诬陷。工作组干部,则明察暗访,调查核实。
有人怀疑父亲贪污,说父亲“袄子都是四件”;于是,不管真假,先处理再说,收走了两件。其中一件,还是父亲结婚时的长袍礼服。据说贫协员很是高兴,说自己终于可以弄件长袄穿了。因为果真是贪污所得,会优先分配给贫雇农,贫协员觉得自己更有优先权。就这点来说,父亲十分理解,认为队里有很多的帐,农户上交的提留,上面下来的贷款,救济等,都与会计不无关系;队委会成员贪污挪用,私分私拿,搞小金库的不是没有,有怀疑也情有可原。真正贪污的东西给最穷的人,公平公正,也无话可说。只是遗憾的是,对父亲的那些怀疑,根本没有事实依据,完全是胡乱猜测。
自然,调查的结果,只能让想长袄的人空欢喜一场,衣服怎样拿去又怎样还了回来。父亲的棉袄,除了那件已经快十年,平时都不怎么适合穿的长袄,另一件是母亲为父亲在袖子上套了新布袖笼的破旧袄,正而八经的“梗(整)端”袄子,也就一件。要我说,母亲那样用心地纺纱去织布,就算是比人家多一件衣服,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了,但是运动,却未必有这样的宽容,比如说——
在严格的社会主义教育面前,父亲也还真有问题存在;所以,积极主动地交代,并不折不扣地进行了经济退赔。不是说父亲自己会木工活吗?我们家门前堰边的一棵木梓树,让父亲砍下,给家里的猪栏做了一块木栏杆。若在平时,我们这个多山多树的队里,本算不了什么。那些“杂八古董”的杂树,村民们在必需的时候去找来物尽其用,都是集体默允的。因为杂树长不成好材料,砍一根又会发多根,易生易长,大都在每年分山砍烧柴时被砍掉,不过也会选择性的留下一些以备后用。这也是我出嫁后才感觉到的娘家是多么“富有”的原因之一。比如家里需要刀把锄头把,扬叉、谷筢,打降木和隔头(谐音,两种使用耕牛时需要的用具)等等,都基本上可以自给自足,不需去买。当然,首先是自留地边,屋前屋后,其次是谨知分寸,仅限自用。
晚上的会,无论开到什么时间回家,父亲都要站在床头的抽屉边写检查,第二天必须上交,有时写着写着天就亮了。母亲说,只要见到父亲往抽屉前一站,就忍不住流泪,既心疼父亲,又替父亲憋屈。
但对父亲来说,却不啻为一场精神的洗礼和品德的鉴定。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惊。自己襟怀坦白,不愧不怍,工作向来认真仔细,也从不拖拖拉拉,帐面上的一切,都清清楚楚,自信无差无错,可以任由他们去查,总有一天会鱼清水白。又清楚上级的指示精神与做法,都是实事求是,不会像过去瞎指挥时那样,乱整人,一切以调查结果为准;写检查不过是形势的要求,也没有新的内容,天天就那些事,那些话,那些字,从头至尾再写一遍,似乎胸有成竹,反倒没有母亲那样的焦虑和难过,更多的是疲惫和辛苦。
父亲说,自己从来不动什么小金库和私分私拿的念头,不和任何人相近搞小动作,反而是言语上直来直去,仗着自己读了几句书,好像懂点道理,看不惯忍不住时,喜欢说两句,有的人就划不来(不喜欢)。一件本可高调的事情,在父亲的话里,却不仅平实,倒是有了些许揶揄自己的味道。但在我这里,在别人那里,都会有各自的评价和见解,未必不比父亲自己的高调好。
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四不清”的人,在“四清”之前,一直都是受到管制的,并不只是开封闭式的会那么简单。所以,最开始听父亲说到“解放”一词时,我是给了一个不以为然的笑,以为是父亲自己形容不当。后来发现父亲每次都把“解放”和“四清”连在一起,我疑惑了,问父亲:“为什么总说解放?是您自己这样说的,还是当时运动中就这样说的?”
父亲:“当时就是领(这样)说的”。
我:“是解放后的新社会,国家对自己的干部队伍,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又不是敌我关系,也不是坏人被管制了再放出来,解放一词不合适吧?”
父亲:“嗯~,就是受管制哒,平时不准随意离开队里,硬要出门,都要跟他们(工作组干部)请假,一直到解放以后才可以自由”。按父亲的解释,先前为社教运动,四清运动就已经是尾声了,就是该查的都查清楚了,也就解放了。
原来,形式上受到管制,舆论也是这样冷峻,时间又拖得那么久,难怪母亲是那样的心境。
当年的冬月初一晚,母亲又是独自一人,在生我和弟弟的地方,生下了我的第一个妹妹,只可惜,妹妹与我们只有一天都不到的亲情缘分。
第二天白天,还未完全“四清”的父亲,在家打豆腐。奶奶帮忙“纡磨”,就是在推磨转动时,把泡软的水豆子,一勺勺快速地放进石磨上面的进物孔。豆子磨成浆,盛进大木盆,余下的事情,父亲就可以独自完成了。大致步骤如下:一,醒泡。少许油和适量大热的水,放入豆浆,用瓢反复淋浇搅和几下,静置一会儿。二,过滤。待豆浆浓度稀寡,粗渣有了分离感,锅沿上横置木架,用大布口袋滤出豆渣,豆浆直接入锅。三,煮豆浆。将过滤的豆浆烧至三滚熟透,舀入缸内。四,“点浆”。用过滤袋上拧下的半碗生豆浆调出熟石膏粉液,除去沉底的粗粒,冲进豆浆里搅匀。五,静置。盖上锅盖,等待豆浆变化,片刻后,观看成功与否——
如旁边有伴应景,家乡人是这样说的:“来看多(看),是儿子还是姑娘?”一手竖捏一根筷子,从上方直线掉进豆腐缸中,筷子稳稳地立着不倒,就欣喜道:“儿子儿子!”拿大锅铲撮开皮层,里面露出来的豆腐,色白面滑,老嫩适中,细致紧密,不破不裂。太嫩或过老,筷子都会倒,便怏怏地说:“哎,一姑娘”。
最后一个环节很重要,母亲经验老道,父亲把豆浆煮好入缸后,仍由母亲到厨房“点浆”。就母亲离开的一小会儿,妹妹无声无息地永远离开了我们的世界,让母亲的心里,更是雪上加霜,苦上添苦。
在那样寒冷的季节,母亲还是在地上生下妹妹的,“捡”起来时,就发现妹妹落地的一半身体发硬,发紫。
我说,“还是冻的吧?”母亲说:“是的,横直一直心里就不舒服(难过)。”母亲也意识到了,后果与心情有关。心情不好是魔鬼,带给人的不是伤心就是痛苦。在我的印象里,母亲一生为人宽厚大度,不与人计较和结怨,对于委屈亦表面平和,但内心之伤实际很重,就是不吃不喝地自己怄气。我想从来就不懂得照顾自己的母亲,在那样的氛围中,对肚子里的妹妹可能连一般的关心都不够,妹妹更难获得能够侥幸抵御生命里第一场严寒的能力了,还有“孩子要打动地气才好”,这种毫无科依据的陋习,也难辞其咎。
否极泰来,母亲心头笼罩了快一年的阴霾,在这之后没多久,终于云开雾散。工作组干部,也实实在在地把父亲的账本查了个底朝天,今天背到这里,明天又背到那里,可说是巨细无遗;他们最后得出的结论,自然具有不容置疑的说服力。一场运动下来,铁的事实,如同一叶顽强的扁舟,把父亲从“四不清”的污水沟里,载进了“四清”之河;不仅得到了解放,还获得了特别的荣誉和表彰,被评为先进个人,树为大家的榜样,还要作为党员的发展对象来培养。年前的一天,母亲正在家里纺棉花,工作组干部来向母亲了解娘家亲人的政治面貌,父亲的入党考查正式走上程序。后来四清运动结束,队委会的其他干部,也都先后解放,过回了原来的生活。在今天的我们看来,这是一件多么值得骄傲的事情。
我们有理由相信,一个人只要保持诚实,质朴的本色,命运总会找到机会给他一些奖赏的。我们也有理由相信,父母的明天一定会更好 。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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