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
对母亲来说，带两个儿女，晚上睡不好觉，确实算不了什么，身体再累，她也能乐呵着对待。而心中的苦，却是不能忍受，不愿吞下的。1965年的大半时间，就是母亲心苦的日子，那也恰是母亲再次怀孕的时候。
一切源于社教运动的开始。工作组的干部下到队里，住到了当时最受信任的贫协员家中。队委会的干部们，一时间都成了“四不清”的人，工作也由社教干部和贫协员等人所替代。父亲身为会计，与工分，经济，财物等各种集体利益密切相关，自然更不能例外，几年的账本，第一时间全部被收缴。
紧接着，父亲他们被带往鲁家村一个以皂角树得名的地方，集中进行了许多天封闭式的开会学习。既不能回家，家里有人去了也不能相见。在母亲心里，就像是犯人遭到管制一样。而在父亲的叙述里，却是必要的宣讲和学习，既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怎么会没有开会学习？运动的目的，意义，方法等等，不讲不明，不学不懂。不是一个人，也不是几个人，而是全公社大批和父亲他们一样的人，都集中在靠近公社机关的那一带。虽然是封闭式，但和平时开会一样，都是讲政策，讲道理。
回到队里，便是实质性的清查。每天晚上开会，鼓励发动群众检举揭发，面对面提也行，背靠背（背后）说也可，但很重要，很有先见之明强调的一点是，不准无中生有，刻意打击诬陷。工作组干部，则明察暗访，调查核实。
有人怀疑父亲贪污，说父亲“袄子都是四件”；于是，不管真假，先处理再说，收走了两件。其中一件，还是父亲结婚时的长袍礼服。据说贫协员很是高兴，说自己终于可以弄件长袄穿了。因为果真是贪污所得，会优先分配给贫雇农，贫协员觉得自己更有优先权。就这点来说，父亲十分理解，认为队里有很多的帐，农户上交的提留，上面下来的贷款，救济等，都与会计不无关系；队委会成员贪污挪用，私分私拿，搞小金库的不是没有，有怀疑也情有可原。真正贪污的东西给最穷的人，公平公正，也无话可说。只是遗憾的是，对父亲的那些怀疑，根本没有事实依据，完全是胡乱猜测。
自然，调查的结果，只能让想长袄的人空欢喜一场，衣服怎样拿去又怎样还了回来。父亲的棉袄，除了那件已经快十年，平时都不怎么适合穿的长袄，另一件是母亲为父亲在袖子上套了新布袖笼的破旧袄，正而八经的“梗（整）端”袄子，也就一件。要我说，母亲那样用心地纺纱去织布，就算是比人家多一件衣服，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了，但是运动，却未必有这样的宽容，比如说——
在严格的社会主义教育面前，父亲也还真有问题存在；所以，积极主动地交代，并不折不扣地进行了经济退赔。不是说父亲自己会木工活吗？我们家门前堰边的一棵木梓树，让父亲砍下，给家里的猪栏做了一块木栏杆。若在平时，我们这个多山多树的队里，本算不了什么。那些“杂八古董”的杂树，村民们在必需的时候去找来物尽其用，都是集体默允的。因为杂树长不成好材料，砍一根又会发多根，易生易长，大都在每年分山砍烧柴时被砍掉，不过也会选择性的留下一些以备后用。这也是我出嫁后才感觉到的娘家是多么“富有”的原因之一。比如家里需要刀把锄头把，扬叉、谷筢，打降木和隔头（谐音，两种使用耕牛时需要的用具）等等，都基本上可以自给自足，不需去买。当然，首先是自留地边，屋前屋后，其次是谨知分寸，仅限自用。
晚上的会，无论开到什么时间回家，父亲都要站在床头的抽屉边写检查，第二天必须上交，有时写着写着天就亮了。母亲说，只要见到父亲往抽屉前一站，就忍不住流泪，既心疼父亲，又替父亲憋屈。
但对父亲来说，却不啻为一场精神的洗礼和品德的鉴定。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惊。自己襟怀坦白，不愧不怍，工作向来认真仔细，也从不拖拖拉拉，帐面上的一切，都清清楚楚，自信无差无错，可以任由他们去查，总有一天会鱼清水白。又清楚上级的指示精神与做法，都是实事求是，不会像过去瞎指挥时那样，乱整人，一切以调查结果为准；写检查不过是形势的要求，也没有新的内容，天天就那些事，那些话，那些字，从头至尾再写一遍，似乎胸有成竹，反倒没有母亲那样的焦虑和难过，更多的是疲惫和辛苦。
父亲说，自己从来不动什么小金库和私分私拿的念头，不和任何人相近搞小动作，反而是言语上直来直去，仗着自己读了几句书，好像懂点道理，看不惯忍不住时，喜欢说两句，有的人就划不来（不喜欢）。一件本可高调的事情，在父亲的话里，却不仅平实，倒是有了些许揶揄自己的味道。但在我这里，在别人那里，都会有各自的评价和见解，未必不比父亲自己的高调好。
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四不清”的人，在“四清”之前，一直都是受到管制的，并不只是开封闭式的会那么简单。所以，最开始听父亲说到“解放”一词时，我是给了一个不以为然的笑，以为是父亲自己形容不当。后来发现父亲每次都把“解放”和“四清”连在一起，我疑惑了，问父亲：“为什么总说解放？是您自己这样说的，还是当时运动中就这样说的？”
父亲：“当时就是领（这样）说的”。
我：“是解放后的新社会，国家对自己的干部队伍，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又不是敌我关系，也不是坏人被管制了再放出来，解放一词不合适吧？”
父亲：“嗯～，就是受管制哒，平时不准随意离开队里，硬要出门，都要跟他们（工作组干部）请假，一直到解放以后才可以自由”。按父亲的解释，先前为社教运动，四清运动就已经是尾声了，就是该查的都查清楚了，也就解放了。
原来，形式上受到管制，舆论也是这样冷峻，时间又拖得那么久，难怪母亲是那样的心境。
当年的冬月初一晚，母亲又是独自一人，在生我和弟弟的地方，生下了我的第一个妹妹，只可惜，妹妹与我们只有一天都不到的亲情缘分。
第二天白天，还未完全“四清”的父亲，在家打豆腐。奶奶帮忙“纡磨”，就是在推磨转动时，把泡软的水豆子，一勺勺快速地放进石磨上面的进物孔。豆子磨成浆，盛进大木盆，余下的事情，父亲就可以独自完成了。大致步骤如下：一，醒泡。少许油和适量大热的水，放入豆浆，用瓢反复淋浇搅和几下，静置一会儿。二，过滤。待豆浆浓度稀寡，粗渣有了分离感，锅沿上横置木架，用大布口袋滤出豆渣，豆浆直接入锅。三，煮豆浆。将过滤的豆浆烧至三滚熟透，舀入缸内。四，“点浆”。用过滤袋上拧下的半碗生豆浆调出熟石膏粉液，除去沉底的粗粒，冲进豆浆里搅匀。五，静置。盖上锅盖，等待豆浆变化，片刻后，观看成功与否——
如旁边有伴应景，家乡人是这样说的：“来看多（看），是儿子还是姑娘？”一手竖捏一根筷子，从上方直线掉进豆腐缸中，筷子稳稳地立着不倒，就欣喜道：“儿子儿子！”拿大锅铲撮开皮层，里面露出来的豆腐，色白面滑，老嫩适中，细致紧密，不破不裂。太嫩或过老，筷子都会倒，便怏怏地说：“哎，一姑娘”。
最后一个环节很重要，母亲经验老道，父亲把豆浆煮好入缸后，仍由母亲到厨房“点浆”。就母亲离开的一小会儿，妹妹无声无息地永远离开了我们的世界，让母亲的心里，更是雪上加霜，苦上添苦。
在那样寒冷的季节，母亲还是在地上生下妹妹的，“捡”起来时，就发现妹妹落地的一半身体发硬，发紫。
我说，“还是冻的吧？”母亲说：“是的，横直一直心里就不舒服（难过）。”母亲也意识到了，后果与心情有关。心情不好是魔鬼，带给人的不是伤心就是痛苦。在我的印象里，母亲一生为人宽厚大度，不与人计较和结怨，对于委屈亦表面平和，但内心之伤实际很重，就是不吃不喝地自己怄气。我想从来就不懂得照顾自己的母亲，在那样的氛围中，对肚子里的妹妹可能连一般的关心都不够，妹妹更难获得能够侥幸抵御生命里第一场严寒的能力了，还有“孩子要打动地气才好”，这种毫无科依据的陋习，也难辞其咎。
否极泰来，母亲心头笼罩了快一年的阴霾，在这之后没多久，终于云开雾散。工作组干部，也实实在在地把父亲的账本查了个底朝天，今天背到这里，明天又背到那里，可说是巨细无遗；他们最后得出的结论，自然具有不容置疑的说服力。一场运动下来，铁的事实，如同一叶顽强的扁舟，把父亲从“四不清”的污水沟里，载进了“四清”之河；不仅得到了解放，还获得了特别的荣誉和表彰，被评为先进个人，树为大家的榜样，还要作为党员的发展对象来培养。年前的一天，母亲正在家里纺棉花，工作组干部来向母亲了解娘家亲人的政治面貌，父亲的入党考查正式走上程序。后来四清运动结束，队委会的其他干部，也都先后解放，过回了原来的生活。在今天的我们看来，这是一件多么值得骄傲的事情。
我们有理由相信，一个人只要保持诚实，质朴的本色，命运总会找到机会给他一些奖赏的。我们也有理由相信，父母的明天一定会更好 。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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