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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之初，也就是我们有了小弟弟以后，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开始影响到我们的家乡，结育手术台都搭到了乡村卫生院。一开始，乡亲们接受不了这种有违传统的新观念，工作难度极大。不少人都动过想方设法超生的脑筋，一下有人怀孕，要督促去刮胎（人工流产），一下又有人怀孕后偷偷跑出去了，错过了引产的时机，也要去找回来引产。有人恰（躲）得紧，找不到，成功生下了孩子的，实施重罚，有的连房子都罚没了。
对于计划生育，最具吸引力的动员，莫过于少生孩子，可以改变儿多母苦的境地，让家里脱贫致富，过上幸福生活。有的小一辈的愿意响应号召，老一辈的却想不通，极力阻止。没有儿女双全，特别是没有儿子的家庭，都是计划生育的“特困户”，工作特别难做。干这项工作的干部们，不知被人家骂了多少回“缺德的”，“绝代的”。
政策是循序渐进，越来越紧的。和后面相比，起头可说够宽松的了，开始是要求有了三个孩子的年轻妈妈结扎，大龄的未到绝育年龄的，一般上节育环或吃避孕药。一队有位刘家大妈自己主动做了结扎，当了先进典型，得了许多表扬，自然也起到了带头作用。育龄妇女定期统一妇检，是计划生育的例行手段，对妊娠做到早发现，早终止。流产、引产，是避孕失败的重要补救措施，做得最多的是流产手术，错过了流产期的，等到了一定月份，提前打催生针也要把孩子做掉。偶有足月或快足月了的孩子命大，生下来是条鲜活的生命，那是计划生育败笔，但是家里的意外惊喜，可以名正言顺地多养一个孩子。
就我们队，都还发生过更意外的惊喜。高老师的妻子在要求结扎手术之列，他们有了四个孩子之后，再也不能拖延，结扎了。谁想到，过了几个月，竟然还生下了一个幺吧子，那是他们巴心巴肝盼望过的唯一的儿子。队上的人一见这个孩子，都喜欢逗问他：“你是恰到你姆妈腊些打的嗄？”意思是，你是躲到你娘肚子的哪个地方了？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宝贝疙瘩，集一家人的疼爱于一身，长大后竟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让对他疼爱有加的父母，白发人送了黑发人；令人扼腕叹息，不忍详说。
有了五个孩子的母亲，自然也不能例外，按规定上了节育环。不想，一件对别人很普通的事情，对母亲来说，又是一场生死劫难。上环是小手术，做完后稍事休息，便从卫生院自己回家。一回到家里，人就病倒起不来了。到了夜里，病情越来越危急，喉咙像被什么堵住了一样，全身难受。父亲急忙请来大伯和祖兵哥帮忙，将母亲连夜送往卫生院。同时，还请来了大伯家的四姐姐，给我做伴照顾弟弟妹妹们。出门前，母亲都在交代后事了，说如果自己回不来了，请姐姐们多招呼（照顾）一下我们。母亲说，我让母亲放心地去医院治病，自己一定带好小弟弟，不让他掉到床下去，村里的赤脚医生还表扬我懂事，但我自己不记得有这些。
以母亲的性格，但凡能扛到天亮，都是不会夜里去的；可是，到了卫生院，并没有马上得到救治，还是在病床上听天由命地躺了一个晚上，手脚冰凉，人事不省。一直捱到了第二天早上，医生上班了，看到母亲的情形，把先天就已经安排好的别人的结扎手术都往后推，先替母亲取掉了节育环，母亲的身体才慢慢恢复。
由于母亲情况特殊，计划生育作了人性化让步，让我们家在后来的日子里，有幸又多了两名小成员，三妹和四妹。这些排次是在我的文字中才首次出现的，因为我很排斥用数字来叫弟弟妹妹们，实际上我叫她们小妹和幺妹，几个大的弟弟妹妹，也跟着我一样叫。在我出嫁之前，我们几个大的兄弟姐妹，相互之间都叫名字；父亲母亲似乎也从来没有过意见，顺其自然。那时，我已然成为了我们家文化水平最高的“知识分子”，母亲自然而然又毫无保留地把取名的权利让给了我，连自己的意见也没有。
小时候出集体工，天天一堆人在一起，分组一小堆，不分就一大堆，拿小名来相互取笑，几乎都成了习惯性的娱乐节目，让我觉得小名就是个笑柄，主张直接取大名，又叫书名或学名；省得日后遭人取笑。其实，我哪里懂得取名？姓氏排行是固定的，不过是再在那些大众化的名字里选一个自己家里还没有的字罢了。
到我自己有了孩子时，却以为小名即是昵称，属于最亲近的人私有，又多了一个寄托情志的机会和载体，何乐而不有呢？所以给她们都取了乳名。而此刻的我的觉悟，和初为人母的母亲才正相当。所以，现在想来很是后悔，如果不是我的自以为是，如果母亲就只把我当懂个屁的小孩子，小妹幺妹肯定会也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小名，不会让她们现在觉得遗憾。
对于小妹妹的出生，母亲告诉我的，仍然简单得不能再简单。74年的闰四月初七的下半夜，小妹妹顺利降生。父亲帮忙到厨房烧了热水送进来，母亲自己捡生，替孩子洗浴，包裹。
母亲说，那时热水瓶都没有，许多年间就一个篾筒的小热水瓶，一点也不热水，装到下半夜早冷了；洗用的热水，都是要用大锅烧的。直到有一年，二舅舅送来一热水瓶菜籽油搭救我们，连热水瓶一起留下了，才有了一个当家热水瓶。
说到油，话就要扯得更远了。大集体的那些年代，我们队基本上每年都没有充足的油吃。父亲说，有一年队里总共才打了一扮桶菜籽，按现在的生活水平 ，只供得了两三个家庭食用，我们家总共才分得几两油。母亲说，公社兽医余医生，有次在我们家吃完饭后和人说，刘姐菜就弄得多，就是没油水，不好吃。大家也都差不多，谁家都没有充足的油吃，常听人开玩笑地说，就差用棉絮坨（沾油）搽锅了。
二舅舅留下的热水瓶，个头矮，身子粗，铁皮外壳，热水性能特别好。在我读书寄宿和教书住校时，就一直为我所用，后来又回到家里。再后来，家里热水瓶慢慢多了起来，大多是父亲参加村社的党员学习班，得回来的纪念品或奖品，到现在，都有了用不着的新热水瓶，母亲还舍不得遗弃它。它原来的外壳早就锈烂了，市面又上配不到它那样特殊身材的，母亲便买了大规格的塑料外壳，把底座垫厚了给它套上，瓶口也显得有点凑合，但一点也不影响母亲继续使用，只要在家，一天也不会间断地灌满开水。四十多年了，我突然想到，它的故事，都可以和它一起进得博物馆了。
过去的事情，说起任何一件，都像点燃的一朵烟花，炸开一团话题，本来还说母亲说得很少，可我说了这么多，还没有说完小妹妹出生这一个；现在接着说——
按照习俗惯例，待母亲收拾好小妹妹和自己，可以安心上床歇息时，父亲也煮好了鸡蛋茶，端到床上给母亲吃；一是为了快速给刚出生的孩子下奶，二是为了及时给母亲补身子。做完这些，天也慢慢亮起来了，有经验的父亲母亲开始关注起外面行人，看看谁是小妹妹的踩生人？有意思的是，小妹妹和小弟弟差不多同样的时辰出生，同样的天气晴好，连踩生人也同样是队里的一位看水员，不过这次不是海先生，而是那位卖余粮包落落的红大爹。
踩生人与出生人的命运有什么必然的联系，自然是无稽之谈，但是，有些年间，小弟弟的踩生人海先生的家，却与我们家有了很大的的关系，几乎成了小弟弟小妹妹们的临时托儿所，给一心多挣工分的母亲帮了大忙，也让我们多了一个感受生活温暖的地方。
海先生解放前当过私塾先生，不会干什么农活，一副老实巴交，斯斯文文的样子，难得听他说句话，没有一点我们想象中的地主样，加上年纪也大了，队里给他安排了一个较为合适的活计，当看水员，一天到晚肩上扛着把锹，在田间巡查。他的老伴是母亲的平辈本家，特别的和善亲热，说话语速快，有点夹舌；我们叫她姨妈，她叫我们外甥，从来连名字都不捎带的； 和母亲姐姐妹妹的也叫得亲姐妹似的；是一位年纪大了，眼睛视力也差了，出不了集体工，常年在家做家务的小脚老人。
才不过几十年时间，老人和与他们同住的两个儿子都先后去世，由他们带大的孙女后来也离开了这里，几间简陋的土砖墙茅草顶的老屋，很快破败直至消失，眼前的景物，早已沧海桑田，只有人事与感恩，永远在我们心中。
小妹妹出生时，计划生育已经进行几年了，那种越来越强烈的氛围，甚至影响到了一个孩子的心理。记得那时正值我们的李家村小学，和相邻的湖北省卷桥村小学，举行盛大的文体联欢运动会的准备阶段。我是骨干分子，参加乒乓球比赛，文艺表演，作为学生代表发言等多项节目。
学校请了已上中学的马朝友学长，当我们的乒乓球教练，他让我们拿着拍子做推球的动作练习，我看着像推磨，笑得前仰后合，眼泪汪汪，怎么也不肯学，只接受实打实的练习，教练则好脾气，一点也不计较我的态度，结果在联欢中居然还拿了女单“冠军”。还请了外校的罗祖英老师来为我们编舞并教学，罗老师也是一位特别亲切又耐心的老师，表扬一位姓曾的同学天生就有跳舞的条件，走路的姿态就有跳舞的感觉。较长的一段时间里，参加文艺演出的同学，除了在校抽时间排练，放学回家吃完晚饭后、还要回到学校继续练习。就在那样丰富有趣的生活节奏中，可笑的我，还一天到晚心里暗暗地七上八下，忐忑不安，生怕计划生育会对小妹妹不利，回去后就迫不及待地先去床上摸摸她，看她还是不是好好的？过了许多天，才慢慢放下心来。
以后，母亲在外面干活，就都带着小弟弟小妹妹。先拿些衣服，用父亲自己编织的一个大四角篮子，给小妹妹铺个座椅，把她偎在里面；小弟弟已经会跑来跑去地玩耍，小妹妹则乖乖地坐着。母亲说，她很乖，有一回到卧槽坳那边出工，到把她放到曾婆屋里，她就坐曾婆的纺车旁边看着她纺纱，半天时间不哭也不闹。后来大了，爬得动了，老方法不灵了，母亲便把堂屋捡拾好，用门板横挡住大门，把小妹妹拦在堂屋里自己玩。有过几次以后，她只要看到母亲收拾厨房门，就迅速往堂屋爬，赶在母亲之前翻过堂屋的门槛，爬到稻场边的大泡桐树下，像只青蛙，趴坐在地上望向屋门，等母亲出来，乖巧得令人泪目。母亲说：“一想哦，都招叶（可怜）哋”，明明是笑着说的，眼眶却红了。
假期中，我和大弟弟都跟着父母去出工，许多时候，大妹妹二妹妹便成了小妹妹的小看护。父亲母亲在出门前，还是下一块门板拦住大门，让他们一起在家玩。两个大的便偷偷地自己另作安排，放一把簸箕在堂屋中间，倒下几把椅子，将小的圈在簸箕里面，再把拦住大门的门板的里外各搭上一把椅子当台阶，爬上去翻到外面，去大妈家找堂姊妹们玩，估摸着父母快要回家了再跑回来；若玩过了头，偶尔还吃过父亲的一尔粑（巴掌）
到了76年冬的一天，还是两个小姐姐带着两岁多的小妹妹一起玩耍，小妹妹拿着小竹竿，站在堰背上的流水口子边，朝堰塘里钓克马子（青蛙），一脚踏虚掉到了堰里。大妹妹捡起竹竿去扒小妹妹，想自己把她弄起来，小妹妹穿着棉袄，泡在水面上打旋旋，越旋越远。二妹妹知道大妈在家，撒腿就往和我们家同向紧邻而居的大妈家跑，大喊着“大妈，定玉掉堰里了！”
大妈正在屋外和别人坐着说话，听到二妹妹喊叫的话，站起来就朝对面山上喊话，“n那们（您们）列些老师，快来帮忙啊，堰里掉了一个伢儿下克（去）了！”
学校才从李嘎铺子搬来我们家对面山上的新址不久，老师们正在靠近我们这边的学校旁边山上打柴。大家听了，一起慌不择路地从山上扑下来，跨过我们家的菜园壁子（篱笆），经过菜园跑向堰边。跑在最前面的，有着运动员身材的王典军老师，穿着原身的衣服就跳了下去，把小妹妹拉了上来。上岸后，王老师先“啪啪”给了小妹妹两巴掌；这不是打人，而是一种讲究，打的是妹妹身上的煞气；然后将她扑放到扣着的锅底上，逼出喝到肚子里的水。
万幸，万谢，小妹妹带着亲人相帮、贵人相助的恩德，和我们全家的惊喜，回家了！
可以说，没有王老师，早就没有了我们今天像母亲一样聪明能干贤惠的小妹妹，没能很好地谢恩，令我们想起来就深感愧疚，而又不知所措。
老师早已不是老师，平步青云，人生精彩，生活优越。一条生命，怎样才可以报答？大概没有任何世俗的方式存在多少意义。父母是放得下的，并没有因此而不安，而是像他们的许多记忆一样，刻在了心底，有机会就说给我们听一次，搭上淡淡的一句：“列就是个还不了的人情喋”。真可以成为一句至理名言，那就是一个还不了的人情；与自古有之的“大恩不言谢”几乎异曲同工。
我想，我们只有把这种感恩，回报给社会，做个像老师那样的人，让我们的每一分善意，都成为老师恩德的发扬光大，并祈祷为老师带去更多的幸福和美好！
而恩德的到达，常常也来自于善美的桥梁。就像大妈几乎不带时差呼救的果决英明；二妹妹第一时间跑向大妈求助的聪明机智；那种犹如天作之合，一气呵成的接力，都是小妹妹脱险不可或缺的条件。
小妹妹的生日是个特殊的日子，按我们过农历生日的习惯，真的可以永远年轻，要多少年才过得了一个真正的生日，长大一岁。想不到我拖拖拉拉写到现在才写到她，竟然碰上了她可以过一个真正的农历生日的年份，和快要过生日的时候。下个月就是闰四月了，我在此提前祝我们的小妹妹生日快乐，永远年轻，阖家幸福！也和我的亲人们一起，分享生命的珍贵和美好带给我们的快乐和幸福 ！
也正是因为这件事情的发生，让父母再次改变带孩子的方法，向海先生家的姨妈求助的。而他们搬来与我们做近邻，才没几年，感觉也像是老天在奶奶去世之后，冥冥之中安排给父母的援助一样，在他们需要的时候，恰好就有这么合适的地方，这么好的人在眼前。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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