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多年前,不到十岁的我,同母亲一道受到过一次很特别的客请。
那是大约秋冬季节的一个早晨,我跟着母亲,去家乡一带小有名气的湖北省“石子滩”赶街,是挑了柴还是苕去卖,就忘了。在转回来离没走多远的地方,靠左手边傍着山脚的路上,碰到了一位快言快语,我从未见过的陌生的大婶,但毫无疑问,她和母亲却是非同一般的熟悉。听母亲介绍,竟然是曾经嫁到我们队里的人家当过媳妇的人,和母亲相处很好;后来离了婚,多少年不曾见过一面了。
大婶突然见到母亲,异常热情,连拉带扯地硬要我们去她家吃饭,母亲当然是极力地谢绝;她指着路边的稻草房说,“都到我屋门口了,哪有不进的道理?走走走!”母亲推脱不过,也只能恭敬不如从命,带着我随大婶来到她家。那个点早就过了早饭时,已是小中午了;没见到大婶的家人,应该是都去外面忙了吧?我感觉,大婶家里很简陋,当然是和我熟悉的我们队的一般家庭相比,包括她过去嫁的那个家。也是后来才明白,虽然相隔并不太远,可地理条件还是明显地影响着生活环境;他们那里,在某些方面,确实比我们队还差。
大婶把我们迎进家门,为母亲和我,都倒了大碗我们叫做“一皮罐”泡成的大叶茶,并请我们落座;然后一边兴高采烈地,一个话题赶着一个话题地和母亲拉家常,一边手脚麻利地生火做饭。不一会儿,三碗净白的米饭,就热气腾腾地摆到了桌上,我一眼就认出了,是糯米饭。糯米煮的饭,松软、香气浓郁,口感极好;在我们家乡,人们常用它来作炒面、米泡、糍粑、粽子及其它一些点心;偶尔也作饭吃。但因不适合做主粮,所以栽种很少,因此显得珍贵;因为它能作出与普通米饭不一样的可口的风味来,所以人们喜欢拿来招待客人。
糯米饭一上桌,大婶马上就请我们吃饭。我心里疑惑:还没做菜呢,怎么就叫吃饭?未必碗柜里有现成的?哪知大婶自己捡起筷子端起饭碗,做出往口里扒饭的样子,连连催我们:“吃呀,吃呀!”母亲也连忙端起碗筷对我说:“吃吧,快吃吧”。其实,香喷喷的糯米饭里加了盐,有了味道,而且我们也饿了,并不难吃,反而是感觉很好吃。但是,这却是我至今以来,吃到的唯一一顿没有菜的饭。
那时,在我们自己家里,饭桌上有一个不变的三部曲:盐菜(盐淹制过的榨菜)、酱菜(自制的麦酱或是豆瓣酱泡的)、酢辣椒,(家里石磨磨成的米面和碎辣椒的混合体);都是母亲自制的;再加一些时令的园内青蔬,总是不缺的;若待客,一定会加个炒鸡蛋,或是盐菜鸡蛋汤什么的,没有鸡蛋,借都要去借;因为我们有好几家十分钟内即可赶来回的,关系向来友好的邻居。可大婶家怎么会连酱菜都没有一碟呢,就凭她的那分热情,你是决不会想她有菜不给你吃的,只能说,以大婶当时的家境,已是最高规格的款待了。作为东道主的大婶,也根本没有丝毫的窘迫,甚至不像我们无论有菜没菜,只要是待客,都习惯说的自谦的客套话:“列就得罪了喋,没得菜吃得啊!”云云,而是边吃边不停地和母亲叙旧聊新,有说不完的话,好像要把分别那些年的话都说完似的。
象这样的事情,母亲是不会作什么评判的,也许根本就不会令她觉得有什么特别;因为这以后,我就没听母亲提起过一次。我想如果我现在去问问,母亲是否记得我们吃过的那顿饭,她一定说记得。我常叹服母亲的记忆力,当然不是表现在所有的事情上;就比如我若是问她是否记得,我们吃过的那顿饭没有菜,她一定笑笑说记不清了。
以后许多年间,我到是时常想起那顿饭;那顿用了饭桌上本可以少点儿的百分的热忱和真情,却唯独缺了饭桌上本不该缺少的东西,来款待稀客,一点也不是夸张,我就不用说了,就是母亲、至今乃至以后,恐怕也是唯一的一次了的这样一顿饭,总是感慨深深,感慨多多。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感慨早已不是儿时之感慨――关于生活的贫寒和物质的匮乏。想今日有多少奢华的大宴,加上大肆的客套的背后,却掩藏着轻视、厌倦,甚至是敌对、痛恨,是这般虚伪、无奈。
誰能说这样的大宴,比起我们受到的那次客请更珍贵?试想,在那样一个早晨的那样一条路上,于那样一种条件下,遇到那样一位旧识,但凡人家有一丁点儿不乐意,就能找出千万个理由,来免掉这样一次招待。本来,点个头,至多加上几句寒喧就已足够;况且还要将自己毫无骄傲的生活现状,不遗巨细地展示给来自那个方道的旧识;在大婶心里,只能是有更值得看重的东西,指引着她的为人。
大婶的坦然、真诚、热情,哪一样不是送给真正的朋友、亲人的“特色大菜”?在这样的大餐面前,再奢华的宴席也会失色失味。而母亲品到的正是这人间最鲜最美的味道,是不可多得的莫大的享受;且不是人想就都能有幸品尝得到的。这是大婶送给母亲的最珍贵的礼物,我想,这也是只有母亲自己可贵的人格魅力,才可能赢得的友爱的回馈。
不知道,我的生命里,有没有这样的友谊为我存在着?不对,我应该这样问自己:不知道,我在自己的人生中,有没有为自己攒下这样的一份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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