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勤恳持家 清白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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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的变化，历来像一条长长的河流，有时如飞流直下般湍急，有时又如淙流潺潺般平缓。特别是有过二十世纪前后进入信息时代之后的变化，再回首往昔，或许只能用家乡一句独特的歇后语来形容：“老沙牛碾米——过细些打庆（慢慢吞吞地走）的”。
但站在当时，“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日新月异，一日千里”等，都是我们常用来做对比的词句。其实，任何变化往往都差不多这样，前奏是暗潮涌动，感知尚浅；待到某一日，突然就觉得已是洪流滚滚。
七十年代，家乡最具代表性的，是一场前所未有的自发性的住房革命。革的是历史悠久的土墙茅屋的命，让我们进入了住瓦屋的时代；并从此成为农家生活中最重要和最持久的一件大事。年代初，还只是少有，而且是公社、大队等大集体的单位行为；到年代中后期，几乎到处都可见到人们为此而干得热火朝天的场面，既有集体的，也有家庭的。随之而来的，当然是瓦屋越来越多，茅屋越来越少。
小时候，我们常唱这样一首指纹螺谣：“一螺穷，二螺富，三螺四螺住瓦屋，五螺六螺田沟里赶鸭鹅，八螺七螺，骑马看谷摞，（九螺？）十螺全，顶状元。”可见，住瓦屋也曾经是一件值得追求和炫耀的事情。
这场革命，大多都分为了两大步来走，先是茅草屋换青瓦屋，再是土砖墙换熟砖墙。这两大步中又分为了更多的小步。像我们家，光换瓦屋，就差不多用了一个时代。以经济条件和劳动力的制约，也只能一小步一小步地走。父亲说，就是我们的队屋，也是分了好几次才全部换完，开始的时间大约为时代中。
做瓦和烧窑，都是队里率先从外地请来师傅，于秋收后的农闲季节进行。瓦匠师傅们择晴日，在队屋的大稻场上摆开阵势，一排支起好几个制作台。一个个能工巧匠，将一堆堆泥巴，玩成了一排排的瓦坯桶子。只见他们一只手“嗖嗖”地飞速转动桶子，一手紧握铁弯板“啪啪”地快速抹泥，然后用划签贴着桶子“吱”的一下，划出固定高度，顺手掀开余泥。整个过程可谓行云流水，一气呵成。提桶子的人则一手拿下瓦桶，一手将另一个模具桶子稳稳地放上制作台，转身一路小跑，将瓦桶提到平整的场地上卸下。师傅的手艺越好，提瓦桶子的人也要越灵活。
队里特意给每个师傅面前，配备了一个年轻机灵的小伙子当搭档。而背后其实另有深意，就是希望他们可以瞟学到手艺，为己所用。其中，就有大伯家的大堂弟和玉珍姑妈家的二表弟。近水楼台先得月。他们果然不负众望，没过多久，就把师傅的手艺学过来，成了本地响当当的瓦匠师傅，为后来乡亲们的茅屋换瓦屋，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们当师傅的时候，我也曾给他们当搭档提过瓦桶子。印象最深的一次，是银师傅家请工，我一直跑得大汗淋漓，不停地大碗喝茶，那种叫“一皮罐”的大叶茶，就摆在稻场边上。人快速跑动时，茶水就在肚子里激荡，传出咣咣当当的声音，自己都可以清楚地听到，但口中的干渴，似乎怎么喝都解不了。
小学至初中，大堂弟和我都是同学，小学毕业，和五六两队的其他同学一起，分到刚刚新设初中部的双桥学校读书。正好赶上学校的住房革命。我们这些本校年级最高，年龄最大的初中生，理所当然地成为了主力军，虽然也才不过十一二岁。在学校操场上扳砖（制砖坯），在操场边上挖窑、垒窑、上窑、烧窑，挑水闭窑，出窑，以及在旧校舍的拆除和新校舍的建设中，都是全程参与，一马当先。我们甚至从家里赶牛到学校去踩泥巴，挑柴草禾去学校烧窑。
不用参加中考，就可读上高中，是我们绝对比现在的学生们幸福的一点；还有比我们更幸福的，是已经失学务农，又直接走进高中课堂的同学；还有更更幸福的，是不用参加高考，直接鲤鱼跳龙门的工农兵大学生。我们靠的都是两个字：推荐。可大堂弟却是这两个字的受害者，因没被推荐上而失学，但却也因此而获得了做瓦匠师傅的机会，更早拥有了社会价值。大爷身边也因此又多了一个得力的帮手，而家中还少了一份学费的开支，家庭经济压力变小，生活自然也会向好的方面转变。人生到这个世上，不会将所有的机会和利益都失去，别人也不会将所有的机会和利益都占尽，总是失去一些，就会得到一些。学校的大门朝他关上，社会之窗必然向他打开。
队里的窑，就挖建在队屋右后的山脚处。一窑瓦要轰轰烈烈地烧上几天几夜，需大量燃料，都是茅草、松枝、旧屋顶上掀下来的废旧木料和茅草等，而不是煤。那时的我，见过敷在墙上晒干当柴烧的牛屎粑粑，但还没有见过真正的煤。到乡亲们自己烧窑的时候，燃料来源肯定是比队集体更加有限，这也是我们住在山湾湾里，却还要受烧柴困扰之苦的一大过去没有提及的原因。烧窑火候到，闭窑也不是简单的事情，需要持续几天，挑大量的水，罐到窑顶部的土池里，以达到窑内降温，瓦色变青的作用，都需要强劳力，还有技术的支持。烧一次窑，简直也像一场赌博，弄不好，瓦是红色，也没有硬度，一掰就破，可就前功尽弃了。
做瓦、烧窑，都不容易，而做瓦之前的功夫也不简单。瓦分为子瓦和尺瓦两种。顾名思义，尺瓦就是尺长的瓦 ，当然这个规格不是绝对的，有的也稍短一些。尺瓦盖屋时作底瓦，又名沟瓦。子瓦规格小许多，作为盖瓦。子瓦对泥的要求较低，可就近取土，尺瓦得粘性更强，我们队都没有合适的土源，只能到七队的庙岗去挖。过大坳曲窄的田坎，上坡下岭一个来回，少说也有两三里路。劳力强的用车推，效率高一些，但要走的大路却更远，也就是一条当时能走手扶拖拉机的坑坑洼洼的土公路。而大队一枝独秀的那台工作之余停在茶厂的手扶拖拉机，根本不会用来拉土。一是没钱，用不起；二是它忙不过来，队里请来打谷（脱粒），拉（上交）粮谷等，都还得排着队等待。
不难看出，这场住房革命，如果没有集体的带头铺路，就没有乡亲们个人家庭跟进的机会和条件。不过，我们的队棚屋只完成了第一步，还没来得及进行第二步，就是说，没有成为熟墙屋，就寿终正寝，化为乌有了，这是后话。而空出来的大窑，被本队人家一户接着一户地烧起了瓦，一家拿不下的，就几家联合。我们家也是和海先生家合烧了一窑。可是，从家里一担担挑柴去烧窑，完了又要一担担地往家里挑瓦，太耗功夫。有较好的地形优势的农户，便开始在自家附近挖小窑，以减少运力，控制成本，适合家庭单独烧瓦的数量。到后来，瓦窑几乎是遍地开花。在大爷家的屋后，就有一大一小两孔窑，大的为村部和林场建设时所用，小的是大爷家的私窑。
我们家也在屋东头的竹园边上挖了小窑。请来师傅在家门前做瓦坯，父亲又趁机学起了新技能，不过到底年岁大了，学得没有那么得心应手。父亲说，自己瓦匠没学好，手脚慢，瓦做得厚薄不匀，只给自己家里做过。其实不然。大妹妹说，父亲做瓦慢是真的，但还是出省到二舅舅家献过手艺，是她提的瓦桶子，还对父亲的慢速度谈了个局，说：“像爷爷（父亲）做瓦，我一个人提炮（十）个（人）都提得赢”。听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孩子说出这样的话来，大人们便拿来打趣。看来父亲做瓦的手艺确实是差了点，但父亲愿意接受并尝试新东西的精神，却是不输人的。
烧窑要熬夜，自不必说。父亲母亲又不知道熬了多少个不眠之夜，虽然孩子们有时也能搭把手，但时间和力量都太有限，不是在读书，就是还太小，光靠自己根本完成不了，每次都会请人帮忙。大爷家就不同了。俗话说，“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当小堂弟的肩头也越来越硬朗时，更是如虎添翼，姐姐们出嫁前也是里里外外一把手，家里劳力强，什么事都做得快。所以大爷和堂弟们，在父母忙不过来的时候，没少帮忙，有时候都不用请，主动就过来了。烧窑闭窑时，须运大量的水上陡坡，大爷就在家门口的学校当炊事员，来来去去的看见父亲一个人挑，也是有空就来帮父亲一阵。每逢这些时候，母亲则无论如何也要做一顿家常便饭，兼备薄酒粗烟，以表诚挚的感谢。
爷爷走后，小爹幺妈把老家的房屋和屋子里的东西，都作了远程处理。包括屋上的檩子、扯嵌以及门窗等能够拆走的，都任由有需求的亲戚们弄走了。除了土砖墙和屋顶掀下来的茅草，父母没要留下一样别的。母亲说，过后，小爹幺妈回来都有提起这件事情，说父亲母亲也不留下点什么，都是亲戚，他们也不好说要给谁或不给谁，都是亲戚们自己主动提出要什么就给了。父母当然理解这些，在他们心里，从来没有遗憾，更没有后悔，而是已经很满足了。母亲说，自留山上有松树，虽然比拆走的那些要小得多，但也足够用，有墙留着，檩子一搭，再修起来也不难，茅草渣子则正好用来烧窑，重建起来的就变成了新瓦屋。
所有的住房革命，都与经济条件的改善有着直接的关系，手里没钱，一切免谈。而为此作出重要贡献，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的，是队里的主要经济作物棉花。但因习惯了种植水稻，也因粮食在人们心中无与伦比的重要性，对种棉花，都是从认识不够，信心不足，逐渐过渡到积极主动的层面来的。
棉花生长期长，育苗和培管都难度不小。母亲又有实例说明：“经福舅爷屋里的福秀舅妈（随我辈称呼）说，她栽到前头，朝后头一看，先栽的（棉花）秧子就讨（被）土蚕咬（断）了”。行径如此恶劣，难怪又叫地老虎。培管上，三天两头需要锄草，几乎是一遍接着一遍，有时候雨天多，后面的还没有锄完，前面锄过的又长起来了。棉花丰产了，要丰收也不是唾手可得，需时刻关注天气，及时采摘；不然，小雨黑掉，大雨烂掉。就是大晴天，也不宜全天采摘，干枯的碎叶沾在棉花上，会影响质量等级，也需极力避免。和种植水稻比起来，棉花种植人工成本，农药成本，都相应加大，自然会影响大家种植的积极性。
但当经济价值显现的时候，所有的拦路虎也就不那么可怕了，种植和管理，都在尝试着改进和提高。由开始的田间直播和套种，改为先劈小场子，种营养块或营养钵，结合塑料薄膜集中育苗，然后适时进行移栽。棉花种植的面积也一步步扩大，由最开始仅限山地和傍山脚的（绑）田种植，到大量的水稻田也改种棉花。棉花的单产与总产，都不断地增加。当然，前提是有上级的高度重视，小队都设有棉花队长一职，大队还派干部前来，专门负责和指导棉花生产。
收获季节的晴天里，队里的大稻场上，就会架起一对对木架子，搁上一双双竹木杠子，再铺开一床又一床老芦杆编织成的帘子，然后再满满地铺上白花花的籽棉，一批接一批地翻晒，一直到成熟期基本结束；这种轻松活，多照顾年老体弱的人来做。这个时候，稻场上除了棉花，还有一样东西也煞是壮观，在帘子下到处悠悠然地爬满一地，胆小的人看到，肯定会心惊肉跳，全身发麻，那就是红铃虫。可入鸡的眼，却是美滋滋的吃食。
一次，上面有人来我们大队调查案子，忙到夜里，请人在林场厨房做宵夜吃。农村最容易办到的大（荤）菜就是鸡了，那天便也做了鸡火锅。杀鸡的人可能缺少了些经验，也可能是忙中疏忽，没有拿掉鸡食包。一钵鸡肉，吃到后来才发现汤中浮起的红铃虫，勺子一搅，锅底翻起若干，让吃的人心里胃里好一顿翻江倒海。
棉花晒到口咬棉籽嘎嘣脆，即可收仓，再将好花差花分捡开，然后加工成皮棉上交。加工点就在新建的大队部大礼堂一头，好几台轧花镐子，每个生产队错开时间轮流来轧花。大队部一天到晚人来人往，热火朝天的。轧花的时候，一定会打夜工，也一定有大锅饭的宵夜吃，最常吃的菜是南瓜和黄豆，加上盐菜柞辣椒等，不是大三钵盛，就是大脸盆装，但绝对不可能有鸡吃。
后来，队里有机会获得别人淘汰的镐子，买回来安装在队屋里，想以后自己的棉花就地加工，可省下不少人工了。哪知理想很美好，现实很骨感，这二手的机器，到了我们队，没有内行维护，修修整整勉勉强强使用了几年，就成了一堆废铁。但说起它的卖家，和我们队我们家都曾经有过交情，人家可是一番好意。
母亲说，在张队长手里，即在他领导的时候，我们这个种粮没有优势的队，也还有过粮食富余。当然毫无疑问，那是极好的年成，雨水充沛，虫害较少。父亲说，借给人家很划算的，只要有余粮，队里都很愿意借出去。新粮收获，不用还到队里来，而是直接送到粮站交公粮，再给队里条子即可。既省了人工，又有可能提前完成上交任务，得到上级的表扬和粮食指标奖励。然而再怎么划算，我们队有粮借人的时候，也极其有限的，父母忆起的借主，也就仅此一家，隔壁湖北省王嘎（家）大湖的一个生产队。他们也礼尚往来，反过来帮助过我们。棉花镐子就是从他们那里买来的，还有一度“四儿梁”的水车，都是处理价便宜货。
弄回水车那次，队里派了一行几个人去背，车梁、躺杠、车架等，一人一样；父亲也在其中。父亲说，在自己在那里上厕所时，发现人家的猪栏里有块脏兮兮的石磨，显然是遗弃了。出来和主人说：“磨子都丢猪栏，可惜了，我就想要这样一个东西咧”。过去，爷爷置办的一副大石磨，就放在堂屋边上，一大家里人一起共用。吃食堂饭被收归公有，成为了队食堂的专属。散食堂归还私人物品，大爷收回来放到了自己家。父母用起来不如以前方便了，所以，才有父亲这样的心思。
不想人家说，“还有一块放在别屋，都还在的，你用得着就弄回去，反正我们没用了”。淳朴善良之地，很够朋友的人家。没让父亲花一分钱，就是费了老大的力气，二三十里路，竟然一头一块一担挑回家，给了母亲一个意外的惊喜。随后请马大伯来一番细心敲钻，就成了父母几十年来打磨生活的利器。虽说重量轻了点，磨的东西细腻度不是特别好，但打豆腐熬糖推粑粑朗豆皮磨各种面粉等，都能对付。像那次做“米呼啊”给老奶奶吃一样，不论白天黑夜，随时都可以做起来，方便多了。
现在，这付磨子也已被遗弃到了父母的杂物间里，有没有亲感兴趣去试试，自己能不能一担挑起来哈～？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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