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了，学姐，我爱你]我的大学
（白瑞雪，PLA UFL 三系X队 95级）
——刊于《军营文化天地》2012年第11期
新兵蛋子
“你好，我是哈尔滨的，我爸送我来的……”排队报到的时候，前面的高个儿女生猛地转过身来跟我打招呼。她的眼睛太大了，吓得我一个激灵。
一头卷发的哈尔滨付岚是我们的校花，也是我大学4年的密友。
我和付岚被安排到同一间宿舍。很快，整个宿舍楼就被她撕心裂肺的哭声打破了宁静。因为，她美丽的卷发被剪掉了。
其实，报到之前，谁都知道部队不允许长发飘飘。但没人想到，所谓“短发”，就像部队的“豆腐块儿”被子一样，不仅是个长宽竖直的概念，更是一个具体的标准。只用了两个小时，理发师就完全不计个体差异地把一百多号人的头发全部搞定。从后面看，女生像男生，男生像冬瓜——那种新鲜的、表面蒙着一层绒毛的冬瓜。此后的4年里，每每从队伍的后端仰望男生们的后脑勺，我都会想起这种我最爱吃的食物。
1995年8月，建军节刚过，我懵懵懂懂地走进了这所位于中原古都洛阳的军校，开始了我的大学生活。
一切都是陌生且无法理解的——点名时不能回答“在这儿”，而要回答“到”；吃饭前要唱歌，不够响亮的话还得没玩没了地唱，直到老兵们咂吧着嘴走出食堂；下雨不能打伞，依旧列队在雨中昂首前行……队干部说，不要问为什么，军人以服从为天职——话音未落，一个女生举手问：“为什么不能问为什么？”
第一顿饭，同学们捧着大瓷碗排队进食堂。“坐下！不准讲话！”偌大的食堂，勺子碰击饭碗的声音脆得瘆骨，那时还没有分班，坐在我旁边的是来自北京的男生戴维。大多数人都吃完了，我俩还在“耕耘”——饭打多了。戴维埋下头，用蚊子嗡嗡般的音量对我说：“听说不准倒饭，怎么办？”等我走出食堂，根本不敢说话。一开口，散发着洋葱味的饭菜肯定会从喉头喷涌而出。
当晚，刚换上极不合身的军装，我们就被集合到走廊里站军姿。时间如此漫长，更不用说区队长还拿着张A4纸，挨个儿检查双腿是否并拢。想着头天还在家里吃香喝辣，悲从中来——不过，后来的日子很快让我明白，相较于其他训练，站军姿完全就是大热天里吃冰淇淋。终于，站到快1个小时的时候，有人倒下了——直挺挺地朝前倒下了。我没敢探脑袋看，听那巨大的响动，应该是个大个子。
第二天，队长狠狠地表扬了全队的第一名伤员——磕坏了门牙的山东大汉周兴。队长特意说，周兴不愧是党员。宁愿牺牲门牙也不打报告休息的周党员后来成了我的副班长。从来一副不食人间烟火的他，一毕业就闪电结婚生子。等到我研究生毕业，他的儿子已经能打酱油。这是后话了。
军训课目繁多，最直接的目标就是“十一”的全校阅兵。那时的我们，无法完全理解阅兵的重要性，倒是把人生的意义归结为两点：吃饭和睡觉。
先说吃饭。从早上起床在梦游状态下出操起，就盼着吃饭。那些日子极易饿，对食物充满原始的向往。吃零食是被禁止的，曾有胆大的女生趁着打开水的机会，装了满满一水壶巧克力回来。我有幸在厕所里分到一块后感慨：此物只应天上有啊！最美味的还有食堂的包子——不是上海人做的小笼包，而是北方的那种结结实实的大包子，我一顿能在米饭之外吞下4个，而另一个身板薄得好似一阵风能吹倒的女生一顿吃了13个，刷新了女生单次吃包子的纪录。军训结束后，我和校花付岚买了一只烧鸡、一只烤鸭、一斤卤牛肉、一个大西瓜，带至小食店让老板给切了，又点了两个菜，统统吃光。付岚兴高采烈地汇报我们的辉煌战果，她老妈在电话那头“哇”地一声哭了。如此这般不计后果地吃，等到春节放假，我从一个体重只有80多斤、入伍体检时猛喝几瓶矿泉水才勉强过体重关的瘦子变成了110多斤的小胖墩。据我妈回忆，她来接我时，只见一枚绿色的球滴溜溜地从车厢滚下站台。那个春节，我妈领着我走亲访友时逢人就说，你们瞧，部队的伙食多好啊。
再说睡觉。至今想来都奇怪，当时整天在烈日下没完没了地训练，我怎么就没像周党员一样倒下呢？特别是队干部拿着软尺量正步距离和踢腿高度时，我总盼着能中暑啥的，甚至想好了如果倒下应该用哪只手掌撑地，免得把门牙磕掉了。难得的休息间隙，坐在操场边上的两棵大槐树下，有点小凉风，美得马上就能睡着。当然，大多数情况下是不会有机会让你睡着的，必然会组织拉歌。当时我特别希望唱《四渡赤水出奇兵》这样的超长歌曲，可惜总是唱《打靶归来》，几句就唱完了，接着训练。那两个月，似乎压根儿就没有睡过一个完整的觉，不是安排训练，就是紧急集合的哨声在夜半凄厉地响起。“来不及的话，就别穿袜子。”某个笑容坏坏的区队长向我们传授秘籍。当天夜里，一队人马迷迷瞪瞪地集合完毕，这位老兄让我们一个个撩起裤腿。没穿袜子的，统统到操场上跑3圈！
军训的最后一幕是拉练。距离倒不长，30多公里把，从半夜走到天明。那时年纪小，不懂得自我保护，丝袜套进解放鞋就上路了，回来后满脚的血泡。路上倒是骨气了一把，再累也没上队末的“收容车”。其实是不敢。一个女生刚刚流露出上车的念想，队干部立马偷来凌厉的眼神，刀子似的。从那时起我就明白了，这世上的很多待遇，只是摆在那儿给人看的。
人在江湖
你们要尽快实现两个转变：从老百姓到军人的转变，从高中生到大学生的转变——各级领导不断重复这句话。
两个转变，尤其是第一个转变是什么时候实现的，已经很难从时间上界定了。只记得队长一句经典的话：“有的人，都要毕业了，身上那身军装还像是借来的！”不过，从入校那天起，大家就都热烈地憧憬着传说中的大学生活——外语沙龙、周末舞会、宿舍联谊——电视剧里的大学，不都是这样的吗？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多大啊！当年的母校连个体育馆也没有，更别说什么舞会。上课下课、吃饭洗澡都是集体列队行动，翘课的可能性为零，连某顿不想吃饭的小小愿望都很难实现——就算不吃，也得乖乖地跟着大部队到食堂，象征性地坐上一会儿。
所谓军事化管理，第一条军规就是封闭。校园被围墙分隔为几个区域，本科生限制在其中一区，只有周末才能到其他片区。而要想出校门，必须领出门证。按照轮流发放的模式，每人每月只能领取一张出门证，每次出门的时间也就短短几小时。最羡慕的是同样扛着“红牌”却穿着“马裤呢”的研究生们，他们常常骑着自行车飞快地从我们的队伍前掠过，一边骑车一边朝队伍里张望，很有些炫耀的味道。
支援地方建设是解放军的传统，军校同样如此。记得某次城市埋光缆，我们光荣地承担了其中一段的挖坑任务。为保证光缆安全，在坚硬的路面上挖坑，得特别深。这样的重体力活女生是干不了的。在为男同学们端茶送水递毛巾的同时，女生们主动提供了另一项服务——唱革命歌曲鼓舞斗志。于是，在古城熙熙攘攘的街头，出现了颇为吸引眼球的场面：一群血气方刚的小伙子挥动着镐头汗如雨下，一群女生则深情高唱着《红梅花儿开》……后来，每每看到农业学大寨的影像资料，我总会想起这一幕。
地方大学与军校，最大的区别之一，大概就是宿舍里的被子。平时精心伺弄着它，拉练时背着它，它令人沮丧又给人温暖。到过军营的人，都见识过军被的方块直线，打造这方块直线，可真不是个轻松的过程。刚发下来的被子是蓬松的，得拿着小凳子进行第一道工序——压被子。手累了，干脆就一屁股坐上去，棉花压紧了，才能开始叠。被子的每一条边必须都是直线，直线是蘸着水捏出来的，也是用牙咬出来的。手脚嘴并用，是叠被子的基本姿势。就像作战部队的大比武一样，每隔一段时间，队里就会掀起轰轰烈烈的叠被子整改运动。在某一次被子比武中，队干部还发明了一种四四方方的薄木板，名为“内务板”，将其裹在被子里叠，“豆腐块儿”的上表面就会平整如镜。
什么样的被子才合格？掌握着生杀大权的，是来自黑龙江的于峰同学。他的职务是卫生委员，但我们的吃喝拉撒都不他归，他就管被子。大学4年，于同学在日复一日的被子检查中形成了独特的审美观。被子被他判为不合格的后果，一是扣分，二是在别人去吃早饭的时候，甚至是在课间，都得乖乖地回到宿舍重新叠被子，不仅如此，你的大名还会被挂在宿舍楼口的黑板上，供每个经过的人瞻仰。屡教不改的被子，则会被他毫不留情地掀了扔在地上。这种待遇我就曾享受过两三次。当兵的不怕脏，捡起来拍拍灰，晚上照样盖。而我显然不是最倒霉的。去年初，我到广州出差，与同学小聚，一同学酒后不住喃喃：“这么多年了，我一直没想通，当年我的被子叠得不错啊，于怎么就老抓我，让我常年吃不成早饭呢？”
几乎每个季度，学院都会有一次大检查，相当于被子阅兵。在这种不能掉链子的时刻，不论寒暑，被子一旦精心叠好，大家都会把它当做艺术品一样供起来，晚上睡觉时，小心翼翼地把被子端到床头柜上，自己则就着褥子和棕垫入睡。身下是硬邦邦的床板，身上是扎得痒痒的棕垫，但宿舍里猴子要有一个人这样干，其他人就肯定都不去碰被子——谁都明白，没有绝对的好被子、差被子，只有更好、更差的被子。
当兵之初发的那床军被，至今仍在家里。用过了各种高级的丝绵被、鸭绒被，还是觉得军被最暖和。青春时的体温在里头呢。
也忆阅兵
军人的检阅都是相似的。无论是在著名的天安门广场，还是在我们大学的操场。2009年报道新中国成立60周年国庆阅兵时，我常常会想起自己多年前的阅兵。实际上，直到现在，我还隔三差五地梦见阅兵马上就要开始了，而我竟然忘了扎武装带，或是忘了换鞋。由此可见队列在军校生活中的重要性。像我们这种整天叽哩哇啦念外语的学员，阅兵是尤其能让你意识到自己军人身份的神圣时刻。
干过用背包带丈量的事。还有绷脚尖，教官们会用各种办法帮你往下压。时间长了，人人都有了跳芭蕾的潜质。
但队列训练是件奇怪的事，它的成果并不一定与训练时间和强度成正比。虽然可以对踢腿高度、摆臂高度之类的数据进行量化，但其实到最后它的实际效果完全无法用射击多少环一样的明确标准进行衡量。在我看来，个人的队列水平完全是天赋，一群人的队列效果则是运气。根据我的经验，不管平时金鸡独立得多么漂亮，在通过主席台的那一刻，其实大多数人都是蒙的，是靠着一股集体的惯性在往前走。如果此刻行进者与地面、观众之间产生了共振，那就成了。参加了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三军仪仗队副大队长李本涛说，阅兵看上去阅的是动作，其实阅的是人的一股劲。我深为赞同。
对军校学生来说，每年的阅兵意味着至少有好几个月失去了周末休息的权利。说我们用正步丈量过学校操场的每一寸土地，毫不为过。但，训练再苦，在通过主席台的那一刻，你还是会觉得这展示的过程太短暂了，会在夜里久久回味。一次次阅兵如时光的刻度，一年年地训练，一年年地走过主席台，大学生活就这么结束了。可惜的是，我所在的学员队虽然俊男美女无数，虽然学习成绩极其优秀，但队列成绩一直平平。平时训练时，每个人都跟神仙似的各有狠招，但走起队列来就是捏不到一块儿去，李本涛说的那股劲始终没有找到。这使得我们的队长4年里始终有种抬不起头的感觉，严重地影响了我们的自信心。有一年阅兵，我们奇迹般地进入了全校前三名，结果，连我们自己都认为是评委眼花了。不过有一回，我们倒是出尽了风头。那次队列会操，我们的排头兵，一个虎背熊腰、曾迷倒很多女生且自我感觉极其良好的帅哥，在我们于操场中央昂首阔步决战决胜的时刻，竟然掉了裤子。我的位置在队尾，没能亲眼目睹这历史性的一刻。据说，皮带是毫无过渡地断成两半，导致裤子直接从腰间垮到了膝盖以下。毕业10年后，见到这位帅哥时，我差点不厚道地问：“你现在用的是啥皮带？”
非常爱情
当年的领导曾建议我回去给“80后”、“90后”们讲一课，谈谈“怎样有意义地度过大学4年”。对于这个宏大的命题，我想到的第一条建议就是：好好地谈一场恋爱，并尽量争取在毕业后把他/她变成你的另一半。
大学里的爱情和一切疑似爱情的感觉，都是美好的。简单就是美。篮球场上的一个跃身，队列里的一个亮相，走廊里的一个微笑，都会让你瞬间爱上某个人，爱得一塌糊涂辗转反侧。这么多年你可以忘了当年走过的路，但肯定忘不了路上那个让你老远就装作不经意而又屏息张望的身影。
即使在变成了一个价值观极其庸俗的“剩女”之后，我和我周围的“剩女”们仍然对当年那种白痴似的行为怀念不已。
人们常常把重新排列组合的夫妻称为“半路夫妻”。其实，在告别青春步入现实社会之后才相识而相爱的人，哪一对不是半路夫妻？只有一路成长而来的两个人，才拥有最大限度的宽容。这条路的起点，往往就是大学。
当然，军校是不允许谈恋爱的，绝对不允许。但我敢打赌，在任何一个年代的任何一所军校，爱情的春风从来没有停止过她温润地吹拂。晚自习期间，教学楼后的花园里的阴影出，常常会猛地冒出一对人，而每天晚上熄灯号吹响之前，也会有女生站在男生寝室门口送包方便面……
军校的一大特色在于，一个学员队的男女生是同住一层楼的。走廊两侧分列十几个宿舍，男女洗漱间也是面对面。夏天洗凉水澡，你能清晰地听见对面男洗漱间里传来的惨叫声。至于半夜上厕所途中碰见某个只穿着秋衣秋裤甚至裤衩的男生，更是常事。在这样一个没有秘密的环境中，不成兄弟姐妹，即成恋人。
对于从萌芽到花朵的一切爱情现象，队干部们会在各种大会小会上以点名与不点名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批评、讽刺、打击。某个周末晚上，学校还会在作为恋爱集中地的足球场展开围堵行动。夜色之中，球场一侧的阅兵主席台瞬间雪亮，几盏探照灯扫描全场，同时，数辆摩托车——就是抗战电影里日本鬼子常开的那种双座摩托车，从足球场仅有的两个出口向中间聚拢……足球场有花，有月，但从此，“花前月下”不再是一个美好的词语。有人因为压力分开了，也有人走到了最后。我的一位老师就属于后者。她的故事，至今在我的大学代代相传。
故事的主人公是当年的炊事班长和当年的女大学生。战士跟学员谈恋爱属于严禁中的严禁，但他们偏偏相爱了。炊事班长做得一手好菜，性格豪爽。据说在我们那个有着战士与学员打架传统的校园里，他曾举着菜刀立于路中央，把一车准备外出春游的学员拦下。这一幕如此经典，以至于多年以来我对“横刀立马”这个词语的第一反应就是：炊事班长加一把菜刀。
毫无悬念地，各方反对接踵而来。女学员毕业后被分配到江南某地，炊事班长则留在学校继续给一茬茬学生们做饭。天各一方，全无联系。多年后的一天，他们在火车上相遇了。然后，闪电结婚，没有什么拦得住了。到我读研时，女大学生已经读完博士回校任教，炊事班长也提了干，成了我们英语系的管理员。他们的孩子，特别漂亮。
在这种传奇中长大的我们，不恋爱才怪。而最让我铭记的，却是一个最伤心的故事。大三时，来自江南水乡的王东发烧住院了。没过多久传来消息，白血病，快要走了。那是一个爱打爱闹、看上去没心没肺的同学，他的父亲，一个曾经当过飞行员的优秀军人，也是因为白血病而离世。在一个众人都已入睡的深夜，与我同宿舍的美女茉莉偷偷地把我拉进空旷的会议室，抱着我的肩头失声痛哭。她刚刚知道，王东一直是喜欢她的，3年来一直是。她听说了，他在昏迷中曾经喊过她的名字。她想去医院，陪他走完最后的日子。茉莉如愿去了医院，直到两天后王东去世。回来后，她什么也没说。没有人知道，王东是否曾看到心爱的姑娘就坐在自己身旁。
不爱红妆
历经几轮改革，今天的07式军装已经很漂亮了。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参军的我们所穿的87式军装，却是另一番风景。
刚入学时听人说，不穿到两年以上，这身军装始终不像是自己的。事实果然如此。新兵老兵，通过军装，一眼就能看出来。因为太新，新生们的军装泛着一种类似四川牛皮菜的青光，在北方的阳光里老远即可见。那时的军装发放，完全倚仗于队干部粗放的目测，衣服与身体之间过大的距离，使得具体的肢体运动在很多时候难以察觉，只能看见一团绿色在整体性地移动。
把泛光和宽肥两大特点充分结合至登峰造极的，当属87式军装中的冬季作训服。这款衣服的优点是厚实耐磨，因为，在建筑工地的出镜率极高。缺点是基本上不像个衣服——上或下随便地拿根绳子一扎，就是个容量极大的面粉口袋。某个周末，当我以冬季作训服平配“左肩右斜”军用挎包的造型在街头溜达时，两位妙龄女郎从我身边飘过，口齿清晰地留下一句话：“就冲着这么难看的衣服，我也不敢当兵！”所以说，人与人的底线是不一样的。一个不被你重视的细节，可能影响他人的重大人生决策。
满园的花红草绿一季季去了又来，军装的光泽渐淡，在与身体日日的相互砥砺中变薄了，变得更接近棉布的质地。磨去了棱角的人有失有得，但柔和了的军装肯定最美。
当我还是一年级新生时，对于“美女”这个概念的全部认知，来自一个大三的学姐。至今我也不知她的名字，但形容历历在目。洗得有些发白的冬装往她身上一穿，像是量身定做的。她身姿挺拔，喜欢在出操结束后仍扎着武装带、挺着小胸脯噌噌噌地穿行于众人的目光中。武装带就像束在礼物上的丝带，将一把不到两尺的小腰盈盈一握。那时还没有制式毛衣，她会在冬装里套件大红色的高领毛衣，让剪刀领里露出块鲜艳的“三角地”。一头江姐式的齐耳黑发就在那火辣辣的领子上方甩呀甩，就在你以为要蹦进脖子里面时，猛地有甩了出来。男生们给她取了个外号——“武装带”。“武装带”的凸凹有致，不仅是武装带的功劳，她的军装显然是修改过的。当我明白过来这个问题时，我的女同学们已经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改衣热。
当然，这是违反规定的。大家共同守护着这个秘密，内心充满矛盾——让人看出改了吧，怕挨批；人家看不出来吧，基本上白改了。大多数人最后选择了激进方案。我们的夏裙，是那种前面有个大褶子的深蓝色一步裙，其肥长程度与冬季作训服一样有口皆碑。但，似一夜之间，在大三那个夏天到来时，女生们的裙子通通从接近脚踝的高度变到了膝盖以上。在其他学员队三令五申不准修改军装的严峻形势下，我们的裙装风景成了全院男生的福利，队伍经过校园任何一处，享受的是注目礼待遇。
现在想来，我们的队干部真是心地善良，放任一颗颗爱美之心在荒地里疯长。不过，他们也有较真的时候。比方说，在高跟鞋的问题上，就从没放松过警惕。按照条例规定，鞋跟的高度似乎是不能超过3厘米——制式皮鞋就是这个高度。但，谁不愿让自己显得更高挑些呢？这项检查往往是突击性的。开饭前列队，就在你饥肠辘辘的时候，队干部突然从女生身后挨个走过，看你今天穿的什么鞋。时间长了，有了斗智斗勇的经验。我在教室里窝藏一双布鞋，喜儿穿的那种黑色绒面布鞋，下楼集合之前迅速换上。不幸的是，这双帮助我过五关斩六将的布鞋在一次教室卫生检查中暴露了。在看到布鞋的一瞬间，队长立即明白了其用途，愤怒得差点要将其扔出窗外。
落网的人比比皆是。一个女同学因鞋跟的高度与区队长发生争执，她认为自己的鞋高是合格的，而区队长则坚信超标。区队长急了——咱们用尺子量，合格的话你继续穿，超出几厘米我锯几厘米。于是，在班长的见证下，双方各找来一把尺子，在学术氛围中展开了对真理的探寻。当然，结果显得很不学术：高度确实超标了。而那位固执的区队长，不知从哪里弄了一把钢锯，真的把人家的鞋跟削掉了一截！
梧桐依旧
毕业前的那个夏天，浸满着酒精和眼泪的味道，就像所有大学一样。对毕业生，铁的纪律也柔和了不少，醉醺醺的家伙们竟然能在队长仁意的目光中回到宿舍楼。我也醉了一回。一个周末的中午，我和校花付岚没能领到外出证，只好在围墙内一家简陋的小食堂里把酒话别。带去的似乎是一瓶金六福，一人半斤之后并无反应，又要了两个杯装酒。无厂家无产地无品名，绝对的劣质产品。喝了一口，刚想说这个东西完全就是酒精啊，我们就双双倒下了……
人生的火车将要驶向哪一站，那时，我们还并不清楚。直到离校前一天，大会上宣读的一纸命令，才会把你的名字与中国某一个用地名和数字混合而成的军营地址联系在一起。第二天一早，火车站工作人员过来帮忙托运行李。现场办公的地点，选在宿舍楼前那片夏时葱葱冬时黄的法国梧桐林里。
过去的日子里，多少人曾在梧桐树下影成双，还有女孩在枯黄的梧桐叶上写下给恋人的密语。那真是最美的情书啊，淡淡的字迹沿着叶脉四射，即使在走过了经年的岁月之后，似乎就要隐入叶片，却又清晰可见。
一本夹有这样的情书的《文化苦旅》，误打误撞地放进了我的行李。我至今不知该把书还给谁，因为写信和收信的一对人已分东西。残酷的毕业分配，让军校的情侣大多天各一方。有的历尽辛苦终成眷属，更多的则在尝试坚持之后不得不与现实妥协，军人其实没有选择未来的权利。
每一棵梧桐的树干上，都贴着一张A4大小的白纸——北京，西藏，新疆……那是战友们即将奔赴的目的地。青春已经散场，生活才刚启幕。那些在白纸上标就的方向，是大多数人从来不曾去过的陌生之境。他们将到达那里、留在那里，在一个原本遥远的地方工作、恋爱、成家。
2008年，我赴藏采访，见到了我的校友、一别10年的正国。他脸上的高原红，比许多地道的西藏人更甚。他工作的地方，四周都是山，四周只有山。见面那一刻有些局促，而后是一个大大的拥抱。我问他业余都干些什么。他说，看看这边的山，再看看那边的山……我的一位师兄也分到了西藏。在忍受了一年视线里女性匮乏的日子之后，他回上海休假的第一件事，就是买上一袋面包，在淮海路上找个台阶坐下来，坐了整整一天。
干啥？师兄毫不讳言——看美女！
